崔健和他的年代(馮翔)(2)

　　1986年5月9日：“他給我們喊出來了”

　　隨著《一無所有》在“百名歌星演唱會”上公開亮相，中國搖滾樂的生日已被普遍公認為1986年5月9日。

　　在正式演唱之前，擔(dān)任這場演出伴奏鍵盤手的中央樂團音樂人梁和平已經(jīng)在排練時被震撼過一輪。

　　如果說《一無所有》是中國搖滾樂誕生的標志，梁和平就是為這首歌發(fā)出第一個音符的人。在拿到功能譜、按出鍵盤上的一個長音時，他還不以為意；等崔健唱出第一句“我曾經(jīng)問個不休”，他驟然感覺“渾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他知道，這是他多年來一直期盼的“某種東西”。

　　崔健穿著王迪父親的一件舊褂子，一個褲腿高一個褲腿低上臺演唱的形象，已被載入各種“改革開放30年”媒體專題的鏡頭。沒有幾個人知道他內(nèi)心的慶幸。如果不是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點頭，這首帶著明顯西北風(fēng)的情歌將就此湮沒，再出頭不知何日。

　　崔健抓住了機會，“百名歌星演唱會”是前后十年間中國規(guī)模和影響最大的一場音樂會。雖然有些人甚至剛聽第一句就憤而離席，但王昆自有她的底氣。她丈夫周巍峙曾擔(dān)任過文化部代部長。

　　曹平演出結(jié)束去道賀時，記得崔健說了一句話：“我恨不得管王昆叫媽媽。”

　　“一無所有”之后，音樂界的氣場發(fā)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被驚到的主流人士默不作聲，似乎在等待“上頭”發(fā)指令；地下音樂圈則暗自興奮，或羨慕嫉妒恨，或決心奮起直追。曹平再也不說“崔健是我最大的競爭對手”了，下決心做了一名專教各種樂器技術(shù)的搖滾樂教師與研究者。

　　崔健的分量迅速變重。臧天朔曾大叫：“崔健看不起我？我剁了他的手！”——他很在意地以為崔健看不起自己。后來擔(dān)任黑豹樂隊主唱的秦勇則說：唱完《一無所有》，別人就只能跟崔健走了。

　　《一無所有》開始在社會上以野火之勢蔓延，這首歌傳到美國，有十年知青經(jīng)歷的藝術(shù)家陳丹青聽得熱淚盈眶�！斑@首歌是社會上所有苦逼和屌絲的心聲，他給我們喊出來了。”2012年11月，陳丹青站在南方周末“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上回憶說。

　　這種傳唱的范圍也包括同行。有一天，曹平去孫國慶家，發(fā)現(xiàn)孫正在清唱《一無所有》。發(fā)現(xiàn)他來了，很不好意思地說：我拿這歌練練嗓子。至于后來孫因為在磁帶中翻唱這首歌而被崔健指為侵權(quán)，則是后話。

　　需要強調(diào)的是：《一無所有》給崔健帶來的社會壓力遠遠高于贊譽。1987年初，已經(jīng)從北京歌舞團獨立出來的北京交響樂團貼出一張海報將崔健勸退，理由是他不務(wù)正業(yè)，耽誤團里的工作。

　　當(dāng)年年底，曹平盤算辦一場崔健的演出。他找了北京一所大學(xué)提供場地，又自作主張定了崔健和每個樂手的演出報酬。那所大學(xué)的黨委書記聽說了，問：給崔健多少？他說：一百元。書記頓時勃然：怎么，他剛唱完《一無所有》就想應(yīng)有盡有�。窟@場演出就此夭折。

　　得知此事的崔健沉默了一陣，開口了：“我們這么多年創(chuàng)作，排練，誰給過我們錢？”

　　沉默和眼袋一樣，是崔健的突出特征。多名與他相交幾十年的朋友都證實這一點：崔健最憤怒的時候也不會大喊大叫，只會默默走掉。

　　直到1989年在北京展覽館舉辦的平生第一場個人大型演唱會上，崔健才開始回擊。中場休息時，一位著名笑星扔下一句話走掉：這不就是一幫小流氓么？崔健聽到了，拿起話筒面對現(xiàn)場兩千余名觀眾：“剛才有人說我們是一幫小流氓。如果這個人不感到可恥的話，那么我們覺得非常的光榮！”全場歡聲雷動。

　　這一年，崔健的第一張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出版。在他一再堅持下，原本只需幾天的錄音過程反復(fù)磨了近一年。這盤磁帶僅在四川省就訂出40萬盤。這還只是正版的數(shù)量。這張專輯，至今也被公認為崔健最經(jīng)典的一張。

　　由于崔健是“個體戶”，沒有可供通信的地址，磁帶里附著一張紙條：如有質(zhì)量問題，請與中央樂團梁和平聯(lián)系。梁和平成了崔健的郵遞員。每隔幾天，他抱著一堆來信去找崔健，兩人同看。他逐漸明白了自己當(dāng)初被《一無所有》震撼的緣故。

　　2010年左右，央視做崔健的人物專題，要采訪梁和平。梁和平構(gòu)思了幾天，抓起電話打給了崔健：“你知道你像誰嗎？我告訴你，你就像但丁，文藝復(fù)興的但��！”

　　“現(xiàn)代西方世界起源于工業(yè)革命，而工業(yè)革命之前有一場必要的精神革命：文藝復(fù)興。中國也正在經(jīng)歷這樣一個過程，這個過程首先從承認自我、承認人性開始。崔健就起到了這樣的啟蒙作用�！绷汉推桨l(fā)現(xiàn)，當(dāng)年那些歌迷來信幾乎沒有人把崔健當(dāng)作一個偶像歌星來崇拜，而是紛紛傾訴：他們從崔健的音樂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信。

　　“《一無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這個概念。在這之前，中國的歌曲里只有‘我們’，即使有‘我’，也是‘我愛北京天安門’‘我是一個兵’這類。而崔健的第一張專輯里，一共有150多個‘我’�！�

　　音樂理論家金兆鈞則評價：《一無所有》這首歌不僅屬于青年，也屬于全民。“當(dāng)崔健變成一種自覺行動的時候，他不可能不代表這代人。”

　　今天的崔健談到這里則笑笑說：其實，他的早期音樂充滿了“行走”，都是在逃避�！霸诓煌讌f(xié)的前提下，我又惹不起你，干脆一走了之。這種東西可能比較受青年歡迎吧�！�

　　1990年，崔健以“為亞運義演”的名義進行全國巡回演唱會。成都站演出結(jié)束后，巡演被叫停，原因是“現(xiàn)場煽動性太強”。(肖全/圖)

　　1990年：“演出就此結(jié)束”

　　“同志，我來聯(lián)系一件事兒。崔健要來鄭州演出，想請咱們學(xué)校多多給予幫助……”55歲的作家趙健偉依然記得自己二十多年前說過的一段話，在那個濕漉漉的早春。

　　1990年初，趙健偉是崔健團隊的宣傳員，拿著200元的月薪，幫崔健“為亞運會集資系列義演”打前站。第一站北京，第二站是鄭州。大學(xué)是個大市場，他跑到鄭州大學(xué)團委，想請他們幫忙在食堂這樣的地方貼幾張海報。那時，海報就是最有力的宣傳手段。

　　值班的是個年輕姑娘。“崔健……好呀！他什么時候來？”答應(yīng)得極痛快。

　　幾天后，這個從小到大一直的乖乖女，給家里留下一張紙條，跟趙健偉坐火車去了崔健演唱會的下一站。今天，他們倆的兒子正上高三。

　　1990年對于搖滾樂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年份：

　　前蘇聯(lián)的搖滾樂之父，1962年出生于哈薩克斯坦的第三代韓裔移民、曾獲得戈爾巴喬夫接見的音樂天才維克多·崔，在1990年因車禍早逝，年僅28歲。他的歌至今仍在俄羅斯傳唱。

　　另一個是崔健。這一年，他發(fā)起了一場中途夭折的全國演出。這場前面掛著“亞運”二字，帶有官方色彩的演出影響了無數(shù)人的命運，本身也充滿了悲喜劇。

　　“女子十二樂坊”創(chuàng)始人王曉京現(xiàn)在還很自得。去見時任北京市常務(wù)副市長的張百發(fā)那天，他和崔健遲到了二十分鐘，還被接頭的官員訓(xùn)斥了一頓：百發(fā)市長從來沒這么等過人！

　　“張百發(fā)很欣賞崔健。態(tài)度很和藹，說：‘感謝你們?yōu)閬嗊\會做貢獻……’”跟亞運會掛上鉤，以便打開局面，這個創(chuàng)意最早出自崔健的父親。

　　得到張百發(fā)首肯，演出團隊很快搭建起來。王曉京做經(jīng)紀人，趙健偉管宣傳，崔健本人及樂隊，北京市演出公司經(jīng)理路建康擔(dān)任團長，亞組委出了兩名官員，再加上錄音、混音師、舞美……浩浩蕩蕩四十多人，路線定好三條。首先是“西南線”，北京、鄭州、西安、武漢、成都，回到北京休整一下；然后是“華東線”和“東北線”。

　　讓王曉京自得的，還有跟亞組委談判，幫崔健爭取到了全部演出曲目。

　　“《一無所有》能有什么政治隱喻呢？那是一愛情歌曲，那是他給前女友寫的；《解決》、《這兒的空間》是跟性有關(guān)的，《最后一槍》是給電視劇寫的一個插曲，那個‘一顆流彈打中我胸膛’意思就是‘讓我死了算了’；還有《一塊紅布》，咳，他就拿塊布蒙著眼睛一唱，您就讓他唱了不就得了……”王曉京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從1月28日的北京工體，到4月9日的四川省體育場，西南線演出的五個城市場場爆滿，包括“全國演出最難搞的城市”鄭州，和費翔演唱會只賣出六七成票的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