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場”的拆除與重建——從素人寫作到新大眾文藝
編者按
文學新批評”今日推出汪靜波的《文學“場”的拆除與重建——從素人寫作到新大眾文藝》。文章認為，今日“新大眾文藝”與此前“先鋒”“通俗”“網(wǎng)絡”等各色新興文學現(xiàn)象最為明顯的區(qū)別，就在于它尚不具備與此前文學“場”相匹配的一整套文學理念、文學建制、篩選依據(jù)與所謂“榜樣”。舊有的不同場域的“文學標準”在今日均已無法適用于“新大眾文藝”的評定，“新大眾文藝”沒有標準，甚至難言其“標準”尚處建立的過程之中。本文系“文學新批評”平臺首發(fā)，感謝作者授權發(fā)表。
如從“普通人”、“平民書寫”等創(chuàng)作主體身份指認的寬泛意義上來理解“素人寫作”，這一傳統(tǒng)在現(xiàn)當代中國可謂其來有自，在“普羅文學”、“工農(nóng)兵文學”以外，即便被目為所謂“純文學”黃金時代的1980年代，同樣處處回蕩著廣大素人間“文學熱潮”的執(zhí)拗低音。以詩歌為例，1983年在屈原故里三閭公社就有農(nóng)民詩社“騷壇詩社”，作為農(nóng)民詩人的社長譚光沛在勞動之余寫下了幾百首詩作；而在廣東懷集縣橋頭區(qū)、河北省泊頭市文廟公社尹圈大隊、浙江嘉興市嘉善縣電聲廠等地，則紛紛建立起燕巖詩社、朝花詩社、野薔薇女子文學社等并組織文學活動（見于1983年《文匯報》、1984年《文學報》報道）。這些1980年代的農(nóng)民、工人們，在史有所載的“朦朧詩”、“現(xiàn)代派”之外，同樣以其自發(fā)熱情創(chuàng)作出大量直抒胸臆而一覽無余的詩歌，譬如云南曉雪寫于1983年的《秭歸頌》，便頗類于今日沂蒙二姐與李小丹體驗官在微信視頻號上合作發(fā)布的《齊魯新農(nóng)人》——40年前，云南農(nóng)民詩人曉雪為湖南的農(nóng)民詩社“千里迢迢寫來新作”：“這里出最美的美人，/這里出最好的詩人。/是因為這里山青水秀，/是因為這里人杰地靈。/對祖國，美人象詩人一樣忠誠，/對人民，詩人象美人一樣多情；/為什么詩好人美，千古傳頌？/因為都有一顆最純樸美好的心”；而沂蒙二姐則在2025年吟誦道：“我想提筆寫下詩句千行/寫我來到了山東菏澤/小丹的家鄉(xiāng)……寫菏澤牡丹國色天香/寫花中之王朵大美麗/象征著富貴與吉祥……寫東南西南是一家”，今日沂蒙二姐的詩以四字詞語的大量運用與通篇誦讀的合轍押韻，作為民眾慨嘆其“文采斐然”的表征，但此種“文采斐然”似仍限于中學語文教育意義上的“好詞好句熟練運用”與“古典意象出口成章”，從新鮮詩藝與美學供給的角度而言，似難言其較諸1980年代的“曉雪”有何更為高明之處。然而，沂蒙二姐在新時代已成“新大眾文藝”的標桿性人物，1980年代不計其數(shù)的“曉雪”們卻藉藉無名，若究其根底，或在于二者背后一整套時代對于“文學人士”的篩選機制迥異。
1980年代后期，文學的分區(qū)與篩選標準已顯得較為明確，當時大致形成了“實驗性文學、藝術性文學、雅俗共賞性文學、通俗文學、純消遣性文學”的五分式格局，有志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無數(shù)素人，可各依個人天分與資源、人脈等外在條件，自發(fā)選擇所欲躋身的文學場域，通過主動投稿、被動引薦、青創(chuàng)會等多元方式，獲取對應“準入資格”的認可并逐步攀升至對應的“金字塔尖”。如偏重嚴肅文學一脈的人性拷問與形式探索，則以張煒（原為工人）、孫甘露（原為郵差）等被作協(xié)吸納的作家為“新人”標桿，以《人民文學》《收獲》等刊物為圣地，追求的是編輯與批評家等共同形成的“文壇”認同；如偏重“故事”層面的引人入勝與雅俗共賞，則以夏友梅（原為農(nóng)民）、黃宣林（原為銀行職工）等故事大王為“新人”標桿，以《故事會》、故事會串競賽等為圣地，追求的是何承偉等“故事家”與故事員們反饋的認同。即便到了網(wǎng)絡文學風靡全國的時代，以營造爽感、快感與瑰麗之夢為郜的，“大神”、“太太”們如蕭鼎、顧漫等，同樣依據(jù)一套新的篩選標準“浮出歷史地表”，在起點、晉江等網(wǎng)絡平臺上得獲無數(shù)鮮花、打賞的認可，在“排行榜”上居高不下并成為標桿性的人物。
今日“新大眾文藝”與此前“先鋒”“通俗”“網(wǎng)絡”等各色新興文學現(xiàn)象最為明顯的區(qū)別，就在于它尚不具備與“嚴肅”“通俗”“網(wǎng)文”等文學“場”相匹配的一整套文學理念、文學建制、篩選依據(jù)與所謂“榜樣”。無論是孫甘露、金庸還是蕭鼎等“網(wǎng)絡大神”，他們都是在某個將之推舉而出的特定文學“場域”之中，將屬于那個“圈層”的篩選標準發(fā)揮到極致的產(chǎn)物——孫甘露寫出了最為精粹的書面語，金庸寫出了最為蕩氣回腸的武俠故事，蕭鼎的“仙俠升級流”最為扣人心弦。然而“新大眾文藝”除主體身份的界定之外，似尚不具備文學意義上的價值標準，一方面“無標準”使相關作品優(yōu)劣難判，另一方面所謂“作者”亦已決不僅以語言所營構的文字成品來獲取認同。
以沂蒙二姐為例，雖有大量四字成語的涂飾，似仍難掩其所“創(chuàng)”詩句篇章在詩學營養(yǎng)層面略顯干癟皺縮。但在短視頻中，二姐的吟誦配以本人溝壑遍布的黝黑臉龐、親切而富有感染力的笑容與山間田埂的茫茫蒼綠，卻使其詩瞬間被激活而顯得汁液飽滿。此類“新大眾文藝”的觀者所“閱讀”到的，已不僅是二姐所創(chuàng)作的文字之“詩”，而是由“詩句—詩人—環(huán)境”配套而成的整個統(tǒng)貫性的“大詩”，是五十余歲的農(nóng)婦在田間勞作之余，出于對文學發(fā)自內心的熱愛，數(shù)十年不曾休歇地進行發(fā)抒情志的詩歌創(chuàng)作，這一勞作的生命與文學不屈不撓地發(fā)生持續(xù)性鏈接具備巨大的精神能量，而其透過“短視頻”這一新興媒介，終于有機會令整個生命故事得到原汁原味的傳達，并精準地擊中觀者們的心田。1980年代的“曉雪”們對詩的熱愛以及創(chuàng)作方式也許與今日的沂蒙二姐如出一轍，但因缺乏新興媒介載體的加持，其“文字之詩”在當時絕無可能以短視頻中“大詩”的方式映入讀者眼簾，也就無從取得與之相類的轟動社會效果。由此來看，“文學是人學”的理論命題在新時代已頗古怪地更形生效，沂蒙二姐的詩作等“新大眾文藝”的作品，在觀者接受之時與創(chuàng)作主體形成了無從拆分的深度捆綁，且作為復合性整體在投放后（或許加上平臺的助推）完成了“感人至深”、“迅即走紅”的社會效果。
舊有的“嚴肅文學”、“通俗文學”、“網(wǎng)絡文學”等不同場域的“文學標準”，在今日均已無法適用于“新大眾文藝”的評定，“新大眾文藝”沒有標準，甚至難言其“標準”尚處建立的過程之中。誰也不知二姐等民眾創(chuàng)作“感人”與“走紅”的流量密碼究竟為何，如果說嚴肅文學等“文壇”為素人之加入（即既定系統(tǒng)吸納一個個新鮮元素）設定的是由語言架構虛擬精神世界的通關密碼（如人性開掘之深等），那么今日“新大眾文藝”所設定的完全是一個文影音交融的面向廣闊世界的黑箱密碼，其“成功”之可能完全拋擲給現(xiàn)實歷史風潮的隨機性，今日沂蒙二姐以“山間農(nóng)婦+辛勤勞作+堅持不懈+文思泉涌”的數(shù)個要素拼合，完成了“新大眾文藝”的一次成功實踐，但這一“成功”決無復制可能，下一次的成功只能交付給另個點燃群眾性潛藏情緒的歷史風口，也許是“勵志神童+身殘志堅+以足代手+數(shù)十萬字”，也許是別的什么。在沂蒙二姐等少數(shù)人的“走紅”之外，當下微信、微博等自媒體上存在海量的“新大眾文藝”，如小紅書上有大量博主PO出自己創(chuàng)作的稚嫩作品，在發(fā)布時表示“求銳評”、“求同好”，希求討論所寫作品的優(yōu)劣短長，對每個留言者均認真回復并彼此尊稱為“老師”，他們尋求的是無垠虛擬空間中的匿名“知音”，早已不再謀求傳統(tǒng)刊物等“文壇”認可。借助自媒體的力量，廣大民眾的文藝創(chuàng)作由“不可見”而轉為“可見”，在一方面已然輕而易舉地成為真實（無須受制于紙媒的有限承載量后，理論上所有人的作品都已能被“讀到”），另一方面或許仍為過分樂觀的幻覺（“走紅”的畢竟只是極少數(shù)，受平臺推送的信息繭房所困，無數(shù)點擊量寥寥的作品，難言其擴散程度便能高于數(shù)十年前手抄本在親友間的流傳）。原先以紙質刊物為代表的文學營壘，已不再對廣大民眾具有如1980年代般希圖“躋身其中”的強大吸引力，今日的民眾在lofter、微博、微信、小紅書等線上“廣袤領土”中自得其樂，舊有的文學場在其意識層面幾乎已被拆除，Deepseek
橫空出世之后人機協(xié)同的“創(chuàng)作”亦變得輕而易舉，文學對民眾而言已貨真價實地成為了一種日常生活方式，并泛化于乙女游戲、劇本殺等形態(tài)之中。
由此來看，如果說1980年代的“保衛(wèi)先鋒”所護衛(wèi)的是新潮文學生長的無限可能，那在今日“新大眾文藝”的熱潮之下，或許“保衛(wèi)舊日營壘”卻已顯得頗為必要。如孫甘露早年《訪問夢境》般的語言實驗與形式探索，作為某類文學“種子”之萌芽實則頗為嬌貴，其作在面對諸多非議之時，有如溫室中的花朵一般，需要編輯、評論家們奉出大量批評與配套機制來進行護衛(wèi)，方能令其始終“在場”而潛能無限增長。種類各異的文學場域與配套建制均會以其層層“運作”，隨時間推移而奉出符合其篩選標準的產(chǎn)物，有時特定機制會扼殺不符其“標準”的產(chǎn)物，有時則反令某種“嬌花”得以保全而不致被湮沒。在今日文學場域已不斷泛化的狀態(tài)之下，保衛(wèi)盡可能多元的舊日機制之“運作”而不令其瞬即成為“遺產(chǎn)”，使廣袤的文學場域擁有更為豐富的、由“人”所搭建的各色異質性空間，或許能為直面人工智能挑戰(zhàn)的“文學”，存留更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