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評點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形式靈活多變，既能對文本進行全面、總體的觀照和把握，又能對其中的具體問題作深入的分析和闡發(fā)。同時，評點把作者、評點家、讀者緊密聯(lián)系起來，使文學接受過程變得更為鮮活，更具指導意義。明代中期，以前后七子為代表的文學復古思潮興起，他們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廣大士子為應對科舉考試，提高寫作水平，也積極學習先秦兩漢文章。在此社會背景下，關于先秦兩漢文章的評點之作大量出現(xiàn)，尤其是在明萬歷之后，對先秦諸子散文的評點不斷涌現(xiàn)且形式多樣。其中，明代評點家對《荀子》的評點具有鮮明特征，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首先，明代評點家認為《荀子》文章具有“奇”的美學特征。中國傳統(tǒng)文藝美學的主導方向和批評標準是溫柔敦厚、中庸平和，表情達意強調(diào)含蓄委婉，而“奇”的審美特征較少受到關注。晚明時期，文人士大夫有意識地對文學作品中“奇”的一面加以充分肯定，在《荀子》評點中，則體現(xiàn)在對《荀子》文章“奇”的美學特征的發(fā)現(xiàn)，這主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在句式章法上，《荀子》具有“奇”的美學特征?！斗鞘印菲?，荀子對比論述“古之所謂仕士者”與“今之所謂仕士者”，“古之所謂處士者”與“今之所謂處士者”的不同，共連用23個“者也”句式，增強了文章的氣勢和說服力，鮮明地表達了他對“古之所謂仕士者”和“古之所謂處士者”的稱贊與推崇，對“今之所謂仕士者”與“今之所謂處士者”的諷刺與貶斥。孫鑛在《荀子評點》中對此贊曰：“連用者也句，此章法亦奇。”荀子在《君道》篇中先是強調(diào)君主治國時要密切關注國家的發(fā)展變化，否則會產(chǎn)生很大的危害。然后，他通過設問的方式，提出問題“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進而給出自己的解決之道。陳深很是推崇荀子這種層層遞進且邏輯嚴密的章法技巧，他在《荀子品節(jié)》中評曰：“如此發(fā)端、發(fā)問、發(fā)難，甚是奇妙。”《仲尼》篇中，荀子認為世人如果想保持高位又不發(fā)生后患，就需與人友善、舉薦賢人、廣施恩惠，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后”。陳仁錫認為，“耐任”一詞用法精妙，既表明了與人友善、舉薦賢人、廣施恩惠的重要性，又暗示了這一過程曲折艱辛，需要努力堅持、持之以恒。

其二，明代評點家們用“奇”概括荀子雄奇壯闊、跌宕起伏的行文風格。荀子在《富國》篇中論述如何促進社會穩(wěn)定與國家繁榮時，陳義頗精，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政策。該篇運用了排比、比喻、正反對比等藝術手法，如文中連用三個“如是”論述忽視制定名分產(chǎn)生的負面影響，這增加了文章的氣勢與說服力，使文章論理深刻，氣勢磅礴，讓讀者感受到作者強烈的思想情感，并產(chǎn)生共鳴。孫鑛對此評曰：“此篇氣勢奇?zhèn)ァ！保▽O鑛《荀子評點》）同樣荀子在《榮辱》篇中通過對比、排比等方法，論述一氣呵成，生動描寫了其理想的君主形象，這不僅豐富了文章的表現(xiàn)力，也提升了作品的藝術價值。孫氏評曰：“排宕有奇氣?！标惿钫J為，《荀子·天論》篇“此章卻理勝文奇”（陳深《荀子品節(jié)》）。

其三，明代評點家們認為荀子的觀點主張也具有“奇”的特點。這體現(xiàn)在荀子能夠發(fā)前人所未發(fā)、言前人所未言，以及敢于提出不符合當時社會主流的思想觀念。如荀子在《正名》篇闡釋“名”與“實”之間的關系，論證“正名”的重要意義。他認為，“正名”既是對“先王之道”的繼承，又可以根據(jù)客觀事物的變化，制定新“名”來確立新的倫理規(guī)范。荀子的“正名”思想既是對孔子正名思想的繼承與發(fā)展，也是對名家、墨家正名思想的吸收與借鑒，具有很強的創(chuàng)新性。陳深評曰：“此篇是荀卿極得意之文，獨知獨見之學，雄詞群辯，發(fā)其意之所欲言，皆前人所未道?！保惿睢盾髯悠饭?jié)》）

明代評點家們對荀子文風“奇”的崇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古文“典雅”的文學批評標準和審美傳統(tǒng)，反映了他們突破固有的思想文化傳統(tǒng)，推崇求新求異的文學觀念。因此，明代的《荀子》評點豐富了我們對《荀子》風格的認識，評點家們對《荀子》的評點，也在客觀上提供了許多豐富的思想材料和深刻的文學思想觀念，從側面反映了當時的文學批評標準和審美取向。

其次，明代評點家們也注重挖掘《荀子》“傳道”的一面，彰顯荀子思想中與儒家倫理道德相符合的觀念。明代評點家們深受前人對荀子思想的批評和“文以載道”文藝理論的浸染，為了消解晚明時期求新求奇風氣所導致的負面影響，他們在評點中稱贊荀子文學成就的同時，也對荀子的某些思想有所批判。如陳深在評點《荀子·性惡》《荀子·解蔽》時，批評其思想“大醇小疵”，尤其認為荀子的“性惡論”有失偏頗，《性惡》篇是“通篇辨難攻擊之文”。陳深具有強烈的社會道德感和使命感。他希望做到“辭達”與“明道”的和諧統(tǒng)一，通過提高文章的表現(xiàn)力，凸顯文章中的儒家正道，批判和重建世道人心，增強世人的道德觀念，改變敗壞的社會風氣。正如他在《諸子品節(jié)序》中強調(diào)：“辭至于能達，文不可勝用矣。今憚于修辭，而徒欲以理勝相掩，借言明道，不欲以辭麗為工。道明矣辭不文，安在其能達？不達，安用文為？”相較而言，陳仁錫對荀子的批判更甚。荀子在《榮辱》篇提出，堯、舜之所以能成為圣人，是因為他們通過后天的積極修為將天性中的“惡”轉化為“善”，陳氏對此直批曰“即性惡之旨，其見繆”（陳仁錫《荀子奇賞》）。而針對荀子貶低子思、孟子的論述，他則評曰“大謬”。陳仁錫曾官至崇禎國子監(jiān)祭酒，掌管國家最高教育機構，其對《荀子》的評點不僅帶有強烈的經(jīng)世致用精神，還同當時的正統(tǒng)儒學思想密切相關，故而在其面對《荀子》中同宋明理學所主張的“性善即理善”相悖的理念時會產(chǎn)生激烈的批判。也正是在這一思想動機下，陳氏會對荀子“性惡禮矯”之說作出“憤疾過中，不無小醇大疵”的批判性總結。

總之，評點家們對《荀子》文章和荀子的評點，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而是在吸收借鑒前人學說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和學術思潮自然生發(fā)的。這些評點并不僅僅是評點家們個人的認識，也代表了時人共同的觀念。以現(xiàn)代的“文學批評”標準來看，評點是一種特殊批評形式，也具有某些局限。但是，我們已經(jīng)可以看到，明代的《荀子》評點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批評。古代批評家們對于“評”的解讀早已有之，如《新論·正賞篇》：“評者，所以繩理也?！薄段男牡颀垺ふ撜f》：“評者，平理?！逼渲?，“理”可認為是客觀事物的規(guī)律，所以“評”可視為從具體的文學文本中總結出帶有普遍性和規(guī)律性的認識。具體來看，從《荀子》評點中，可以看出這些評點家具有較強的文學自覺意識，他們通過對《荀子》文章風格的多樣評點，對《荀子》的文章結構和布局進行精細揣摩，以期總結出帶有普遍性和規(guī)律性的結論，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代文學批評的進一步發(fā)展。在對《荀子》章法與技法的評點中，評點家們通過分析文章寫作的起承轉合與遣詞造句，闡發(fā)新穎獨到的見解，提高了時人的文章寫作和鑒賞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代文章學和寫作學的發(fā)展。即使在當下，明代《荀子》評點中的某些評語，對提高今人的寫作水平與鑒賞能力、塑造當下的文學審美觀仍然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更重要的是，評點家們通過強調(diào)《荀子》的思想、辭章以及對寫作的指導，發(fā)現(xiàn)《荀子》蘊含的思想性、審美性、應用性，以期達到建構精神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目的，這種文道并重的文學批評傳統(tǒng)對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范式和觀念也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教授；西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部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