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與想象的卡爾維諾圖書館
意大利“卡爾維諾實驗室”(Il Laboratorio Calvino)自2023年起與卡洛奇出版社合作，陸續(xù)推出包括評論綜述、文獻學研究、接受研究、各類新詮釋和新調查等在內的系列專著。在首批出版物中，實驗室主任勞拉·迪·尼可拉(Laura Di Nicola)教授所著的《卡爾維諾的理念：批評釋讀與實地研究》(Un’idea di Calvino: Letture Critiche e Ricerchesul Campo，2024，以下簡稱《卡爾維諾的理念》)為學界提供了一份關于作家的圖書館、他與書籍的關系及其自傳性書寫的寶貴研究成果。
“卡爾維諾實驗室”網站，圖片由作者提供
尼可拉的工作始于卡爾維諾去世20年后，她從2006年起定期訪問作家生前的最后住所——羅馬戰(zhàn)神廣場的一棟公寓，與作家遺孀奇奇塔一同檢閱卡爾維諾的開放式工作室，對有序擺放在4個大型書架、175個隔層中的7674本書進行編目。此前奇奇塔一直小心維護著卡爾維諾的私人圖書館的秩序，使之保持了作家離世前的原貌。2020年，工作室內的所有書籍、文件及家具被移交至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并在那里按卡爾維諾寓所的陳設布局建了“卡爾維諾廳”。這既是一個向公眾開放參觀的作家展廳，也是一個可供研究者勘探的學術空間，如尼可拉所言，“伊塔洛·卡爾維諾的圖書館不僅是一個作家的實體圖書館，還是一種輔助工具，可以用來揭示他筆下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來源，從原初的角度理解他如何工作，并識別那些他為了寫作和敘事而閱讀和研究的東西”(Idea: 13)。尼可拉的著作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示范了一條進入這個圖書館的路徑。
《卡爾維諾的理念》全書由四部分構成：第一部分“男讀者，女讀者”通過分析卡爾維諾兩部代表作中理想讀者的形象，闡釋作家筆下閱讀與寫作的同構關系；第二部分“自我，他者(別處)”梳理卡爾維諾思想史中的自傳問題，剖析作家在書寫自我與隱藏自我的矛盾張力中所蘊蓄的身份認同；第三部分“圖書館，書架”在實地研究的基礎上詳述卡爾維諾私人圖書館中書架與藏書的構成樣貌，在與作家遺作《美國講稿》的對觀中勾勒作家的文學理念輪廓；第四部分“卡爾維諾如何工作”為案例分析，重點評述了卡爾維諾對幾部特定藏書寫下的旁注。本文聚焦于前三部分的主要議題，在學界既有成果的基礎上解讀尼可拉對卡爾維諾圖書館的開創(chuàng)性考察，并提示未來可能的研究進路。
01 理想讀者：隱性自傳的方式
自20世紀90年代起，卡爾維諾作品中的讀者角色開始成為意大利學界重點關注的對象。如伊索塔·皮亞扎曾指出：“沒有任何其他作家筆下的讀者形象能像伊塔洛·卡爾維諾的那樣如此強力地介入批評性思考與文學構設。”讀者對書籍之愛貫穿卡爾維諾的創(chuàng)作生涯：《懶兒子》(I figli Poltroni，1948)中的青年皮埃德羅、《樹上的男爵》(Il Barone Rampante，1957)中的柯希莫、《煙云》(La Nuvola di Smog，1958)中供職雜志社的主人公、《觀察者》(La Giornata d’uno Scrutatore，1963)中的共產黨員阿梅里戈、《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Se una Notte d’inverno un Viaggiatore，1979)中的男讀者與女讀者、《帕洛馬爾》(Palomar，1983)中的同名主人公……在卡爾維諾筆下，讀者由不同作品中的人物擔當，其書籍之愛亦隨著作者/主人公年齡的增長、閱讀興趣的擴展和日臻成熟的思想不斷發(fā)生變化?？梢哉f，這些讀者角色在時間軸上體現(xiàn)了卡爾維諾閱讀理想的演變，“構成了一個可借之觀察作者與閱讀之間的關系(以及讀者與公眾之間的關系)的參照點，也廣泛地展現(xiàn)了卡爾維諾的詩學”。
基于以上背景，《卡爾維諾的理念》一書從讀者的角色開啟。第一部分標題為“男讀者，女讀者”，聚焦于卡爾維諾筆下兩個最具代表性的讀者形象——柯希莫和柳德米拉，即《樹上的男爵》(后簡稱《男爵》)中的男性讀者與《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后簡稱《旅人》)中的女性讀者。尼可拉之所以選取這兩個角色來論述，是因為他們分屬于卡爾維諾不同的創(chuàng)作時期：童話寓言時期與后現(xiàn)代創(chuàng)作時期。兩個角色的閱讀品味一個更多朝向過去(18、19世紀)，一個更多朝向未來(20、21世紀)。他們所閱讀的書籍最終都與卡爾維諾本人閱讀與寫作的歷程交織在一起。如果說20世紀40年代卡爾維諾早期作品中的讀者形象主要反映了作家本人年輕時的雜食性，易被文字世界所誘惑，那么到了50年代末的成熟期，他筆下充滿批判性的理想讀者形象則強調保持閱讀與現(xiàn)實的邊界。
有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敏銳地指出，這位審慎的意大利作家“在過去四十年間，除了一些并不重要的嘗試，甚至未曾創(chuàng)造過一個不是自身變形的角色”。而柯希莫的特殊性恰在于他可在多個層面被視為卡爾維諾在幻想領域的分身。尼可拉從這一角色的自傳性特質切入，認為柯希莫這個高踞于樹、孜孜閱讀的傳奇人物是卡爾維諾在特定時期的自我投射——“或許從柯希莫身上，卡爾維諾首次在他的詩學里發(fā)現(xiàn)，他可以通過文學來表達將自我及生活置于夢想之上和生活之外的重要性?！?Idea: 24)在小說的各種幻想機制中，尼可拉著重關注主人公構建自己“圖書館”的方式——柯希莫為了在樹上存放書籍“經常搭建各種懸掛式圖書館”，并“根據自己一段時期的研究方向和閱讀喜好不斷變換書架的位置”。他與書籍的動態(tài)關系——“他認為書籍就像飛鳥，不希望看到它們靜止或被關在籠子里”(RR 1: 653)；最重要的是，尼可拉從柯希莫的書單中歸納出三條閱讀選擇線路：
1.古希臘與拉丁經典(維吉爾、奧維德、塔西佗、盧克萊修、塞內加、普魯塔克)；
2.“當代作品”，即18世紀的法國、英國小說(勒薩日《吉爾·布拉斯》、理查遜《克拉麗莎》、菲爾丁《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圣皮埃爾《保羅與薇吉妮》、盧梭《新愛洛依絲》)；
3.以《百科全書》為代表的涉及哲學、政治、歷史、人類學、天文學、化學、生物學、物理學、樹木栽培學的各類綜合書籍(他最大的書架上陳列著“狄德羅和達朗貝爾的《百科全書》”［RR 1: 654］)。(Idea: 28-29)
尼可拉指出，柯希莫從一個分支到另一個分支，從一本書到另一本書，從一位作家到另一位作家的“移動”均指向隱于其后的作者，他與經典的聯(lián)系體現(xiàn)了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追求。(Idea: 26)小說中，“書籍的引文系統(tǒng)以不同的形式呈現(xiàn)——按標題、作者，通過顯性、隱性、直接、間接、互文、影射、回溯、聯(lián)想的方式，但從不進行具體的引用”(Idea: 28)，但這些書籍在互文參照中構建起了“理想的書架”(Idea: 29)，成為敘事的一部分：柯希莫在樹木間行走時，這些書也像飛鳥一般在他的空中書架上來來去去，持續(xù)不斷地為他提供新的知識，并賦予了他“講述新故事”的能力(Idea: 29)。更重要的是，他逐漸從讀者蛻變成了寫作者，撰寫了《樹上理想國憲法草案》。
在閱讀與寫作的同構中，柯希莫的圖書館即卡爾維諾的圖書館，卡爾維諾的書架上遍布柯希莫的足跡。尼可拉對卡爾維諾圖書館的檢視使我們得以更深入地理解其筆下人物思想的來源：在卡爾維諾的藏書中，意大利蒙達多利出版社的“浪漫主義叢書”(la Biblioteca Romantica)和法國“國家圖書館書系”(La Librairie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顯然與柯希莫的閱讀密切相關；而狄德羅、伏爾泰、盧梭等人的書籍(1957年之前的版本)，與主人公在小說第19章中的署名“柯希莫·隆多，百科全書的讀者”(RR 1: 696)相呼應；此外尼可拉還補充了兩部在小說中未被引用，但很可能對卡爾維諾的創(chuàng)作起到指導作用的文本：盧梭的《植物學》(1802年意大利語版)、《〈懺悔錄〉與〈孤獨漫步者的遐想〉》(1951年法語版)。尼可拉強調，即使在《男爵》出版后，這些作者的再版書籍(即1958年后的版本)依舊可以在戰(zhàn)神廣場公寓的書架上找到(Idea: 41)，這無疑意味著一種長期的熱愛，也顯示了柯希莫/卡爾維諾所朝向的18世紀不止是一場奇幻歷險的背景，其擬追溯的啟蒙思想的遺產更值得認真看待(Idea: 37)。
卡爾維諾在后期作品《旅人》中更深入地討論了書籍、文學、閱讀的關系?！堵萌恕肥撬麑﹂喿x主題傾注最大關注的一部小說，其中“讀者”成為小說的主角，“既是作者的對話者，也是現(xiàn)實讀者的投射”，與卡爾維諾這一時期想要與公眾建立新聯(lián)系的愿望密切相關。這既是一部關于閱讀的小說，也是一部關于寫作的小說，作家在其中精心構設了一個多重嵌套的復雜機制：“書中的匿名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逐漸轉變?yōu)橹鹘亲x者，后者又進一步轉變?yōu)樽髡?，而作者同時也是其自身的讀者。”(Stile: 146)該作自1979年發(fā)表以來，引發(fā)了大量關于元敘事、結構主義、符號學、接受美學的討論，被奉為后現(xiàn)代小說的典范，但正如尼可拉所指出的，其復雜性亦“使批評陷入了敘事和認知陷阱的悖論”(Idea: 46)。尼可拉此項研究的開創(chuàng)性恰在于拂去各色批評流派為它貼上的紛繁標簽，另辟蹊徑，將這部看似最非個人化的小說還原成一部充滿作家個人印記的作品。在最直觀的層面，小說講述的是一位男讀者與一位女讀者的故事、一對夫婦的故事；已有論者指出，它“帶來一條簡單的愛情信息”，然而在本質上它是一部“關乎愛欲的不尋常的自傳性告白”(Stile: 145)。這無疑是個新穎的視角，因評論界普遍認為卡爾維諾大多數時候“是一個藏在面具后面的作者，他掩蓋自己的身份，避開自我和內心世界的表達”(Idea: 58)，但隨著意大利學界對卡爾維諾自傳片段的挖掘與重組，部分敏銳的評論者開始關注卡爾維諾書寫自我的矛盾性與復雜性，如斯塔羅賓斯基(Jean Starobinski)在為卡爾維諾文集撰寫的前言中所說：“他在支持并論證以‘抹除作者的自我’為特征的文學主張的同時，并未脫離自己。他呈現(xiàn)于幕前的是一個希冀向所有空間敞開的‘自我’，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隨時準備犧牲自身存在的輪廓?！?RR 1: XXXI)
不容忽視的是，卡爾維諾藉其筆下理想讀者所表達的愛的主題，除了文學與書籍之愛之外還有兩性之愛，二者相互交織；而后者如前者一樣，亦可從自傳性的角度找到印證?！赌芯簟分锌孪Ｄ膼廴宿陛兄鞔_的現(xiàn)實原型，可將之視為卡爾維諾本人的一段愛情自傳，這在學界已是共識，而《旅人》中柳德米拉這一角色，以及男讀者與其的愛情該如何讀解則尚無定論。“為什么要有一位女讀者和一位男讀者呢？或許是妻子讀者持續(xù)散發(fā)著欲望的魅力，而丈夫讀者總是被她所吸引？或許是夫婦二人通過書籍的語言，促成了對圓滿婚姻的渴望？”在《男爵》中卡爾維諾將自己化身為柯希莫：“我認真對待他，相信他，與他融為一體?！?RR 1: 1214)而在《旅人》中，卡爾維諾顯然沒有將自己投射到無名的男讀者身上，相反他將女讀者賦名為柳德米拉，視其為“真正的主人公”，并在一次采訪中稱“柳德米拉就是我”。柳德米拉無疑代表了卡爾維諾的閱讀理想，但在其他層面似不足成為一個自傳人物，這也造成了闡釋的困境。
尼可拉提出的論點起到了補全拼圖的作用。她認為，卡爾維諾對柳德米拉的投射性認同是基于融合的渴望：“對他而言，柳德米拉是（妻子）奇奇塔，他渴望與之共同存在”(Idea: 53)；“《旅人》也是卡爾維諾對妻子的獻詞，一種言說對方和自己的方式”(Idea: 52)。尼可拉對卡爾維諾私人圖書館的檢視，在與小說文本的對照中提供了線索的印證：《旅人》第二章，男讀者首次邂逅女讀者時，后者正在書架間查看“企鵝現(xiàn)代經典叢書”(RR 2: 638)。尼可拉提請讀者注意，“柳德米拉對企鵝經典作品情有獨鐘并非巧合，它們同樣呈現(xiàn)在奇奇塔的書架上。正是得益于她，如今卡爾維諾的作品才被收錄進著名的企鵝經典系列”(Idea: 53)。無獨有偶，男讀者在第七章走進了女讀者的家，仔細觀察她的書籍及其排列擺放的方式：
目光接觸的第一印象，至少從那些你放在最顯著位置的書來看——對你來說書是用來即時閱讀的，既不是作為學習或查閱的工具，也不是要構成像圖書館那樣按一定順序排列起來的藏書。也許你有時會嘗試賦予你的書架某種表層的秩序，但每次分類的企圖都會很快被異質性的內容所打亂?！欢?，你總是知道如何找到它們，因為書的數量并不多(其他書一定是被你留在了其他住所，你人生中度過的其他階段的書架上)，也許你也不需要經常找一本你已經讀過的書。(RR 2: 754-754)
對書籍存在方式的描寫是繪制柳德米拉肖像的重要一筆。尼可拉指出，柳德米拉不多的書籍(尚不足以構成一座個人圖書館)仍與奇奇塔相關——卡爾維諾夫婦從巴黎搬回羅馬后，他將妻子的書籍據為己有，放置在自己的圖書館中(Idea: 53)?！堵萌恕返墓适绿幪幣c卡爾維諾和奇奇塔的故事交疊在一起，這種交疊亦影響了小說的架構：尼可拉在檢視卡爾維諾的筆記本時發(fā)現(xiàn)了其中記錄的“奇奇塔提供的開頭語”，通過對照原文本，她指出這些句子“或許觸發(fā)了某些微小說的重要機制，甚至是10個最終片段的整體構思”。(Idea: 51)在《旅人》中，從一個文本到另一個文本的跳躍由柳德米拉的閱讀欲望所驅動，而卡爾維諾的這則筆記為柳德米拉與奇奇塔的對位提供了證據。
卡爾維諾一方面追求寫作的匿名狀態(tài)，這一點廣為人知，另一方面又不動聲色地從自身經歷廣泛汲取敘事素材，這二者間的張力是如今意大利學界重建其“未完成自傳”的根基。隱性的一線并不總是能立即被域外讀者所識別，但前文所述的隱藏在作品中的碎片式自我無疑提供了一條有效的勘探路徑：“卡爾維諾式的‘我’因被賦予了‘植根于自我的特質’而具有典型價值，為重新定義其存在和想象機制提供了契機?！?Idea: 62)隨著意大利本土學界自20世紀90年代起系統(tǒng)性整理出版卡爾維諾遺作文集，批評界在新千年后更加關注卡爾維諾思想史中的自傳問題。尼可拉的著作不僅從兩個理想讀者的角度作出了自傳性解讀的嘗試，還在總結學界現(xiàn)有進展的基礎上提示了三條可供追蹤的路徑：1.敘事作品中的自傳性；2.散文作品中的知識分子自傳；3.明確的自傳文本。(Idea: 62)由于卡爾維諾的創(chuàng)作跨越諸多體裁，且其非虛構作品經常入侵虛構作品，因而這三條路徑并非彼此獨立，而是相互交織，其中有大量豐富的素材有待學界繼續(xù)挖掘。
02 作家的圖書館：記憶的分層
20世紀下半葉，意大利學界對當代作家私人圖書館的興趣和研究開始逐漸成形，衍生出一種批評范式。一些學者意識到，作家圖書館能夠為那些有興趣深入研究作家文學世界的人提供多種材料，對其進行恰當的研究和分析，不僅能再現(xiàn)其所有者的個性、學術活動和研究工作，還能反映出他所生活和工作的整個文化背景。在2007年由毛羅·格里尼主編的《圖書館學：分類指南》(Biblioteconomia: Guida Classificata)中，曾任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20世紀文學收藏負責人的朱麗安娜·扎格拉(Giuliana Zagra)首次對“作家圖書館”(Biblioteca d’autore)作出了明確的定義：“一種私人且個性化的書籍收藏，通過單部的文獻及整個收藏的內部特征，能夠為其所有者的智性活動、關系網絡以及歷史文化背景提供佐證。”《卡爾維諾的理念》第三部分“圖書館，書架”詳細記錄了尼可拉在卡爾維諾生前最后一所公寓內實地研究的成果。
卡爾維諾的作家好友，同為“烏力波”成員的喬治·佩雷克曾在《關于整理自己書籍的藝術和方式的簡短筆記》中寫道：“每個圖書館都回應了雙重需求，這通常也是一種雙重癖好：一是保存某些事物(即書籍)，二是以某種方式整理它們。”這也是研究者面對作家的圖書館時需首先解決的問題：作家收集書籍的方式(需追溯其不同的來源)；不同藏書間的聯(lián)系(需描述其系統(tǒng)的建立)。但二者往往都意味著嚴峻的挑戰(zhàn)。
首先，“圖書館是一個隨著時間而成長和變化的‘活體’?！狈σ环N歷時性的深度視角”。鑒于研究者能夠接觸到的往往是作家晚年的圖書館，其最理想的狀況是通過層層累積而形成，即它是作家于不同階段不斷收集的結果。而卡爾維諾留下的圖書館完美契合了這一點——尼可拉指出，卡爾維諾的所有書籍“都是與他曾經生活過的城市、居住的寓所、經常訪問的圖書館、書店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歷史與記憶圖景的一部分”(Idea: 104)，她詳細勘探了構成卡爾維諾最后一座實體圖書館的藏書的三大來源：
1.來自圣雷莫梅里亞娜別墅的書?？柧S諾在這里度過了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積攢了人生前25年的書籍，可大致分為文學啟蒙類和繼承自家族成員的書，前者從吉卜林的《叢林之書》到科洛迪的《匹諾曹》再到卡夫卡的《美國》；后者則包括卡爾維諾的農學家父母自己撰寫的植物、園藝學著作和日常閱讀的文學讀物以及她的化學家叔叔訂閱的蒙達多利出版社“浪漫主義叢書”。
2.來自都靈圣茱莉亞路80號的書?？柧S諾自1941年起定居都靈，該處的藏書與他在埃伊納烏迪出版社擔任的編輯工作有著密切聯(lián)系，但由于寓所空間有限，卡爾維諾在挑選和舍棄書籍時越來越嚴格。(Idea: 109)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作者有：帕韋塞、維托里尼、帕索里尼；康拉德、蒙塔萊；博爾赫斯、科塔薩爾。
3.來自法國夏蒂永廣場12號的書。這是卡爾維諾1967至1980年的寓所，他在閣樓頂層的工作室中陳列了約五千本書，他還經常持借書卡查閱巴黎國家圖書館的文獻。在新的文化坐標中，他經常閱讀的作者包括：格諾(及烏力波小組)、傅立葉、索緒爾、列維·斯特勞斯、蓬熱、瓦萊里。
需注意的是，三個“子圖書館”的順序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遞進，而是在一定時間段內彼此平行。正如卡爾維諾在1974年的一次采訪中提到的：“然而，我卻從未有過一個能把所有書匯集一體的完整圖書館：我的書有些在這兒，有些在那兒；當我在巴黎要查閱某本書時，它總是在意大利；當我在意大利要查閱某本書時，它又總是在巴黎。”(RR 3: 106)作家如候鳥般在不同城市間輾轉，他的書桌“仿佛一個島：既可以在這里，也可以在那里”(RR 3: 103)。也就是說，卡爾維諾的“完整圖書館”只有在1980年搬回羅馬后才得以實現(xiàn)，他在戰(zhàn)神廣場公寓內匯集了那些源于其他住所、其他生活階段的書籍。但這里的“完整”也只是相對意義上的，并不能準確衡量卡爾維諾各階段藏書的實際規(guī)模。因為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部分書籍被作家舍棄，部分遺失，還有部分被以不同的方式處理；在保留下來的書中，亦有必要區(qū)分“活躍”的部分與“死滯”的部分，后者中的一些可能會在作家下一次“修剪枝葉”時被剔除。
“圖書館的問題可以歸結為兩方面：首先是空間問題，其次是秩序問題?！崩迩鍟縼碓磫栴}后，尼可拉的下一項工作便是描述這些書籍在卡爾維諾圖書館中的呈現(xiàn)方式。她指出，卡爾維諾搬回羅馬后，面對大批書籍，他建立了一個復雜的放置系統(tǒng)，在不斷的挑選與棄置中搭建起了屬于自己的獨特知識體系。如今要對其作出界定并不容易，因為“這是一個只有他自己能找到書籍的系統(tǒng)”(Idea: 133)。她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在于對4個大型書架(其中一個作為隔斷的書架是雙面書架)共計175個隔層進行了忠實而詳細的編目，繪制了5張圖表，使讀者能夠直觀獲知卡爾維諾每一隔層所放置的書籍的主題(按國別、文化或語種)，進而想象其背后的邏輯方式與內部肌理。
其中最大、最顯眼、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書架占據了客廳的一整面墻(含87個隔層，共放置了4355本書)，是卡爾維諾知識地圖的代表，提供了管窺作家理想圖書館的最佳觀測點。從尼可拉提供的圖表可知，編號為VI.D的隔層占據了書架的中心，放置的是卡洛·埃米利奧·加達(Carlo Emilio Gadda)的作品。加達緣何成為卡爾維諾圖書館的中心？鑒于其對意大利域外讀者來說仍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字，甚至算不上一位與卡爾維諾有明顯親緣關系的作家，有必要對此作出解釋。加達是卡爾維諾在《美國講稿》(Lezioni Americane，后文簡稱《講稿》)中用以開啟“繁復”一章的作者，但要理解加達對卡爾維諾的意義，還應追溯此前的兩篇書評《世界是一顆朝鮮薊》(1963)和《卡洛·埃米利奧·加達：〈梅魯拉納街上一場可怕的混亂〉》(1984)：
呈現(xiàn)在我們眼前的世界現(xiàn)實是繁復、多刺、層層相疊的。就像一顆朝鮮薊。文學作品對我們而言的重要性在于，我們可以像剝不盡的朝鮮薊一樣不斷翻閱它們，并從中發(fā)現(xiàn)閱讀的新維度。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在當今人們所談論的所有重要杰出作家中，或許只有加達才配得上偉大作家的稱號。
加達曾闡釋了一種將世界視為“眾多系統(tǒng)的系統(tǒng)”的觀點——這源自人們在他去世后在其遺稿中找到的一個哲學筆記本(《米蘭沉思錄》)。這位作家從他喜歡的哲學家斯賓諾莎、萊布尼茨和康德出發(fā)，構建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論”。系統(tǒng)中的每一元素都是一個自足的系統(tǒng)；每個單獨的系統(tǒng)都與同一系譜中的眾多系統(tǒng)相連；每一元素的改變都會導致整個系統(tǒng)的變形。
兩篇文章跨越了20年的時間，從層層相疊的朝鮮薊到有著眾多系統(tǒng)的世界，最終以《講稿》中關于“繁復”的想象定格在卡爾維諾1985年圖書館的中心。在深層意義上，“卡爾維諾從加達那里繼承的遺產是獨一無二的：這不是一種風格遺產，而是一種思想遺產”?？柧S諾看重的是作為系統(tǒng)的世界和亟待發(fā)現(xiàn)的事物之間的無限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學意義：每一個易被忽視的節(jié)點都可能衍生為關系網的中心，而沿著每一條線索追溯，愈來愈復雜的細節(jié)最終會包攬整個宇宙。帶著這樣的眼光去檢視卡爾維諾圖書館的其他隔層，才能更深切地體悟到其所展現(xiàn)的作家智識系統(tǒng)的延伸。
從加達這一代表“系統(tǒng)之系統(tǒng)”的中心散射開去，卡爾維諾的圖書館亦是一個復雜的、包含了眾多系統(tǒng)的系統(tǒng)，可以從任何一個點開始，朝任何方向前進。尼可拉花了大量時間去探索卡爾維諾的書籍系統(tǒng)，她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起點：左側第一列底部編號為I.F的隔層就像一棵樹的根，擺放著但丁、彼特拉克、卡瓦爾坎蒂等意大利文學的奠基者；從這一隔層往上走，有薄伽丘(I.E)、阿里奧斯托(Ⅱ.E)、萊奧帕爾迪(III.E)；這棵樹按時間順序伸展枝葉，最終在頂部到達20世紀意大利文學(I.A-VII.A，7個連續(xù)的隔層，按字母順序排列)。從頂部往下，各種分支擴散開來：語言學、符號學；自然科學(物理、數學、天文學)；人文科學(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地理學)；國別文學(有法、英、美、日、俄、拉美作家的單列，也有東方文學和波蘭、挪威等小語種國家的集合)……如朝鮮薊般瓣瓣疊加、如晶體立面般層層折射的書架形成了一座錯綜復雜的迷宮，勾勒出整個20世紀的認識論基礎。
作家的圖書館是閱讀與寫作交遇之處，研究者需依據主人的個性洞察其間的獨特秩序。安娜·多爾菲曾從卡爾維諾的文論隨筆《作為欲望表現(xiàn)的文學》(“La letteraturacome proiezione del desiderio”)中識別出一個具有博爾赫斯風格的圖書館理念——圖書館不僅被視為單本書籍的集合，更被視為一個相互交叉的組合系統(tǒng)。尼可拉則進一步描述了卡爾維諾的圖書館系統(tǒng)，將其界定為三層嵌套的同心圓系統(tǒng)：第一層，每個大型書架都有一個重心，與其他重心進行對話，并在知識領域間形成星座；第二層，每一隔層都有一個重心，與其前后的書籍進行對話；第三層，每本書都有一個重心，與所有作品對話。(Idea: 136)最終，圖書館就像一個“洋蔥”或“朝鮮薊”，可以不斷剝開，從中發(fā)現(xiàn)閱讀的新維度；而其中的書籍“可以像鐵路時刻表一樣被檢索，從而確立思想之間所有可能的聯(lián)系與交匯點”(Idea: 137)。在這一意義上，圖書館亦是一部關于作者的百科全書，其內部層級及肌理與作家的智識歷程形成同構。
03 一份知識地圖：真實與虛構的向度
1984年6月6日，卡爾維諾接受哈佛大學的正式邀請，前往擔任1985—1986學年的“諾頓講座”的主講人。1985年1至9月，他幾乎將所有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講稿的寫作中，直至猝然離世使得這一計劃中斷。最終，這些他“準備隨時收入行李箱中帶走的打字稿”經其妻子和美國編輯整理出版，成為如今廣為人知的文論《美國講稿》。眾多學者已探討了卡爾維諾這部遺作的重大意義，如意大利文學史家、卡爾維諾資深研究者阿爾貝托·阿瑟·羅薩(Alberto Asor Rosa)曾評價：“這與其說是狹義上留下的遺產，不如說是一份‘見證’，作家在公眾面前展現(xiàn)了他最深刻的文學與詩學信念，以及他多元且矛盾的世界觀。”(Stile: 67)尼可拉則認為它“不僅是一部文學觀念的奠基之作，一份談論其作品的目錄，更是他的圖書館、他一生中的藏書的最美記錄”(Idea: 119)。
在研究者們對這份講稿的大量引用中，其“經典性”已被確證，其“未完成性”則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這種“未完成性”首先體現(xiàn)在總標題上，其次體現(xiàn)在6個篇目關鍵詞的選擇上，還體現(xiàn)在可能的版本的差異上，以至于如羅薩所言，“對于這樣一位習慣讓作品付梓前經歷無數道詳盡審查工序的作家，我們無法確切知道，如果他還活著，他會如何使用這些‘講稿’”(Stile: 65)。
強調“未完成性”，意味著將《講稿》視為一個不斷變化的有機體，意識到卡爾維諾留下的這本書不過是一張定格于特定階段的“快照”。尼可拉恰切地捕捉到了這一點，在“未完成”的意義上將卡爾維諾的兩份遺產聯(lián)系到了一起。她寫道：“卡爾維諾1985年去世時，留下了兩個重要的圖書館，都是‘未完成的作品’，彼此映照：一個是由書籍構成的‘世界圖書館的理念’（戰(zhàn)神廣場的圖書館），另一個是‘世界思想的圖書館’（《美國講稿》）。”(Idea: 115)前者通過層層的分類系統(tǒng)定義了書籍的地圖，后者則通過翻閱自己內心想象的記憶來構建，卡爾維諾真正意義上的圖書館位于兩者之間：必須識別出那個點，即所設想的圖書館與實際的圖書館不重合的地方，找到它在文學和生活世界中的位置。(Idea: 115)
《講稿》的一項顯著特質在于，其中交織著大量的文學引用：“卡爾維諾提到了約90位作家，這對一本只有104頁的小冊子(子午線版)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Stile: 109)這是一本輯錄“作者之書”的圖書館，從巴倫吉到羅薩再到后來的大量學者都曾嘗試過從中提取一份詳細的書單，以確定它們在卡爾維諾知識譜系中的位置。而尼可拉對卡爾維諾實體圖書館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則展示了另一種觀看與探尋的方式：可以把握近與遠的關系(難以取及的書籍、觸手可及的書籍、靠近書桌的書籍)；有序與無序的關系(反常的書籍、偶然出現(xiàn)的書籍、待重新放置或可能與更微妙的思想線索相聯(lián)系的書籍)；滿與空的關系(遺失、減少、空缺的書籍，或經篩查、淘汰、精選的書籍)；先與后的關系(出版時間上——過去與現(xiàn)在的書；空間放置上——在前與在后的書)。(Idea: 103)換言之，這是一個潛在的文獻庫，書籍在其中的擺放秩序構成了文本的鏡像——將書籍并列放置(如同頁)，將它們放入書架之中(如同章節(jié))，依據精確的順序將它們排列在概念和想象中的地圖上(如同結構)——從外部生成性的角度映射出作家“思想劇場”的空間。(Idea: 115)
真實與虛構的兩座“圖書館”形成了引人入勝的交疊?？柧S諾在寫作《講稿》時，穿行于自己的書籍之中：“我開始翻閱我圖書館中的書，尋找輕盈的意象。”(Saggi: 645)尼可拉告訴我們：“卡爾維諾用于撰寫諾頓講座的書籍并未被存放在特定的位置……它們散布在各處，在需要用梯子才能到達的書架上，或者是在后面的陣列中(這意味著他可能需要移動所有前面的書來放置它們)。令人不禁設想，卡爾維諾是憑記憶引用這些書籍的?！?Idea: 201)如果說《講稿》這一巨大的精神圖書館是從作者一生中閱讀的所有書籍中進行選擇，那么“在卡爾維諾羅馬戰(zhàn)神廣場圖書館內的約8千本書中，他只選擇了極少數”(Idea: 123-124)。這也意味著，兩座圖書館都存在顯性的部分——記憶與選擇；隱藏的部分——遺忘與棄置。
相較而言，顯性的部分更易識別，只需對比《講稿》中重點提及的作家，以及實體圖書館中顯要位置的隔層即能獲悉其大致的輪廓，但研究者仍有必要進一步辨析其中的首要層級與次要層級。如羅薩曾在對《講稿》的研究中指出，從卡爾維諾的大量引用中可區(qū)分出兩類文本，一類是單純的只供他閱讀的作品，為支撐或印證某個特定論題而引為論據；另一類則是在顯性或隱性的意義上被他視為真正“模型”的作品。(Stile: 105)；尼可拉在劃定卡爾維諾實體圖書館范圍時也使用了這樣的二分法：“每個書架上都有活躍的和死滯的。后者是卡爾維諾甚至沒有翻閱過的書籍，但他決定把它們留下來，放在那個特定的位置?！?Idea: 133)尼可拉將兩座圖書館描畫出的兩幅地圖進行了詳盡的對比，指出二者間“存在驚人的巧合”(Idea: 124)：在現(xiàn)實圖書館中，加達、格諾、卡夫卡、巴特四位作家享有單獨的特定隔層，他們在《講稿》中亦出現(xiàn)在同一講中；而佩雷克和博爾赫斯在同一個書架上，在《講稿》“多重性”一講中亦然。且兩座圖書館中都有一批重要的作者被反復提及，仿佛無處不在：康拉德、瓦雷里、萊奧帕爾迪、但丁、莎士比亞、盧克萊修等人的作品在卡爾維諾的實體圖書館中沒有固定的位置，散落在多個書架上；盧克萊修、但丁、萊奧帕爾迪、博爾赫斯、瓦萊里五位作者則在六份講稿中的三份中均占據了席位。這些名字構成了卡爾維諾圖書館的首要層級，是具有“模型”意義的典范。就像尼可拉在圖表中為卡爾維諾書架的每一隔層都總結了一個主題，她在對《講稿》的重新梳理中也為每一講（六份備忘錄，在其同構的意義上就像六個書架）確立了一個“引力中心”。這在為后續(xù)研究者提供必要指引的同時也進一步鋪墊了新發(fā)現(xiàn)的可能，她提醒道：“從這里開始，我們應該重新出發(fā)，重新組合一切，并創(chuàng)造出其他的路徑?！?Idea: 130)
隱性的部分不易被立即識別及作出確切的定義，但對解碼圖書館的“未完成性”而言甚至更為重要。例如，盡管卡爾維諾在《講稿》中援引了大量文本材料，但部分敏銳學者已訝然發(fā)現(xiàn)一些重要名字的缺席：“像阿里奧斯托、康拉德和斯丹達爾這樣的經典作家，在卡爾維諾的文學履歷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但他們在作家的‘理想圖書館’目錄中的缺失(完全缺失或幾近缺失)，意味著他更注重自己晚期的讀物和偏好?！?Stile: 109)想象的圖書館與現(xiàn)實的圖書館并不完全重合，這也體現(xiàn)在尼可拉對卡爾維諾實體圖書館的發(fā)現(xiàn)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放置含伽利略在內的科學散文的書架并不容易觸及(在較高層的書架上)”(Idea: 134)，而“日本文學在卡爾維諾的書架上占據了一個意料之外的核心位置——在書架的核心，放置加達的隔層的正下方”。由于卡爾維諾的兩座圖書館都在各自的意義上吸納了不同時代、不同國別的作者，在書籍的擺放秩序和寫作的素材庫中建立各種自由的聯(lián)系，研究者面臨的最大困難在于捕捉其中隱性的“聯(lián)想游戲”，這些聯(lián)想“與作家的多重個性、精神和品味相契合，并非總是易于理解”(Stile: 105)。
譬如，在《講稿》“快”一章的結尾，卡爾維諾講述了一個“莊子畫蟹”的中國故事，但這是一篇偽作，其偽裝性不僅難被歐美讀者所識別，中國讀者亦很難立即辨出其中端倪?？柧S諾是否真正讀過《莊子》，究竟是他的疏忽還是有意的創(chuàng)造性轉換，長期以來難以定論。但卡爾維諾的實體圖書館至少為前一個問題提供了肯定的答案，我們可從尼可拉提供的表格中勘探到他對東方文明的興趣：其中編號為I.C、IX.F的兩個隔層放置著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學”作品(原書標注：I.C：印度、日本、阿拉伯、波斯、中國、佛教及《一千零一夜》；IX.F：宗教文本、東方國家文學)。實際上，卡爾維諾的圖書館中不僅確實存有莊子相關著作，甚至還擁有不同時期、不同語種的兩個《莊子》版本，它們在出版時間上相隔近30年，也從側面印證了卡爾維諾對中國道家典籍的長期興趣?？柧S諾在何種意義上汲取來自異文化的養(yǎng)分，將之轉化為自身知識系統(tǒng)的一部分，并在寫作中發(fā)揮效力，這些現(xiàn)實文本的存在或可作為一把解碼的鑰匙。
然正如克里斯蒂安·德·文托所提示的，“一個私人圖書館更多地讓我們能夠勾勒出一種智識的輪廓，而不是精確地識別其所有者一生中所閱讀的內容”，尼可拉在著作中亦將重心放在了前者，而沒有對一些單獨的特定作品及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的隱性聯(lián)系作出詳細的闡釋。但值得注意的是，針對卡爾維諾書架上一些特定隔層的書籍的討論，正在由尼可拉所領導的卡爾維諾實驗室“卡爾維諾百科全書項目”(Enciclopedia Calvino)持續(xù)推進，旨在從不同學科、不同國別的視角對作家的圖書館進行研究，重建卡爾維諾與廣泛學科和知識網絡的復雜聯(lián)系。
從對卡爾維諾筆下讀者形象的檢視到對實體圖書館中不同時期書籍的溯源，再到與《講稿》這一精神圖書館的比對，尼可拉對卡爾維諾真實與想象的圖書館的研究最終回落到對其中所蘊蓄的對“自傳性”的強調上——與其重要對話者博爾赫斯一樣，卡爾維諾的圖書館完全是“他人之書”的圖書館，其中并沒有放置自己的作品，但這個“缺席”的自我仍以間接的方式宣示自己的存在——面向一排排書架，他在不同篇章中反復提及的“經典”作家，“他把作為讀者的自己置于鏡前，發(fā)現(xiàn)其中映射出作家卡爾維諾的形象”(Idea: 139)?？柧S諾的圖書館，就像博爾赫斯的“巴別圖書館”一樣，是宇宙間無限可能的集合，而“他把自己隱藏起來，就像書簽一樣，藏在他圖書館的每本書里”(Idea: 16)。但藉尼可拉的貢獻，這張知識地圖正在新一代讀者面前徐徐展開。就像卡爾維諾那些充滿挑戰(zhàn)性的小說一樣，他的圖書館也為讀者提供了無數個可能的入口與出口，其秘密無法窮盡，但我們至少可以“在閱讀他、研究他、熱愛他的過程中，領悟一些關于我們自己的東西”(Idea: 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