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yè)的批判與業(yè)余的文學(胡曉軍)

——讀陳歆耕著《劍魂簫韻：龔自珍傳》有感

《劍魂簫韻：龔自珍傳》陳歆耕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三年多前，報上刊出一篇向當代舊體詩發(fā)難的雜文。作者在閱讀了一些當代舊體詩作品后，發(fā)現(xiàn)他們只習得古人皮毛，未獲得其中精髓，于是徒有格律之表，略無情志之實，只是用無病呻吟涂鴉了“興觀群怨”的本色。行文至尾，作者捧出龔自珍的“純真”說，對“少年哀樂過于人，歌泣無端字字真”、“種花都是種愁根，沒個花枝不斷魂”極力推崇。原來龔自珍對清代士林盛行的虛偽，特別是將詩文當作虛偽的載體，曾作過猛烈的批評，將這些詩文統(tǒng)稱為“偽體”。雜文的題目《“偽體”詩詞何其多》由此而來，結語是：“這下我們可以大致明白當代舊體詩整體平庸的癥結所在了吧？”

　　此文作者是文學批評家和雜文家陳歆耕先生。陳先生文風尖銳。他在《文學自由談》上的評論，在專欄《文壇囈語》里的雜文，為使觀點突出、表達到位，寧肯失去一些平衡，包括關鍵性的平衡，似乎是存心賣出幾線破綻，因而會透出幾絲“明知故犯”的狂氣。這在當代的文藝評論界實不多見，我認為與其說他性格所致，還不如說他不肯委屈了性情。不管怎樣，陳先生在主客二觀上，都彰顯了爭鳴之于文學批評的必要性。

　　三年半后，當陳先生把他的第一本歷史人物評傳遞給我時，我方才明白，原來那篇雜文所批評的，豈止當代舊體詩而已。掉個頭說，陳先生透過“哀艷雜雄奇”的龔詩，發(fā)現(xiàn)了更多東西。因此，陳先生勸人“一定要讀龔自珍”、讀龔自珍的詩文，就像他一樣。我相信陳先生作為文學批評家，最先關注和研究的便是這些，他在書中直錄了大量龔的詩文，并通過夾敘夾議的解讀，將“一定要讀”的道理接二連三地揭了出來。

　　一是在“文字恐怖”下的犯禁�！兑押ルs詩》系列有不少直擊時弊的犯上言論，有些足以致命，但龔自珍從未閉過嘴；二是“眾生平庸”中的超拔。在“左無才相”直到“巷無才偷”的庸人世界里，龔自珍以出言無忌、行事怪誕顯得卓爾不群，不過陳先生對此寥寥數(shù)語，至于對龔的貶抑之詞，更未絲毫轉述。在他看來，癲狂只是表象，對其非議則是出于不能理解，不值得為庸人多費筆墨。重要的是癲狂之人的內心“必有痛徹心扉處”，是被庸人遍地的“衰世”實質深深刺傷了的反應，再也正常不過；三是“士”與“仕”間的徘徊和最終定位，陳先生總結為“清王朝少了一位宰輔，成就了一代巨匠”，“這是清王朝的損失，而不是龔自珍的損失”。自古“仕”“士”難以兩全，人與體制的關系幾乎類同于水火，結果便從來是宰輔太多而巨匠極少�！笆诵也怀蓵�幸成，乃敢齋祓告孔子”，龔自珍在前一句用兩個“幸”字道盡了兩者的根本抵觸，下一句給自己的定位堪稱精準，盡管違背了孔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的規(guī)訓，畢竟只反政統(tǒng)，未反道統(tǒng)，他在本質上還是“君子儒”一個。

　　以上有詩，還有文，文分散文和論文兩種，前者以《病梅館記》為代表，與詩同樣以形象思維表達邏輯思維，將梅這一物象隱喻為奴化或被奴化的士，這類散文也可視為詩的文體化。后者以《明良論》系列論文為代表，直指現(xiàn)實社會。陳先生說自己花了四年為龔自珍作傳，僅憑《明良論二》首句“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便感到值了，因為此話使他有了與梁啟超一樣的“若受電然”之感。

　　大多數(shù)學者將批判精神視為知識分子的專業(yè)。熊彼特說，知識分子依靠批判為生，是其區(qū)別于其他人的標準之一。無論衰世還是盛世，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都是不可缺的，他們在昭示理想的同時體現(xiàn)自身的存在價值。而批判必須通過載體和行為以表達。希爾斯說，知識分子因“對神圣的事物具有非比尋常的敏感，對他們宇宙的本質、對掌理他們社會的規(guī)范具有非凡的反省力”而更“需要以口述和書寫的論述、詩或立體感的表現(xiàn)，歷史的回憶或書寫，儀式的表演和崇拜的活動，來把這種內在的探求形諸于外”�！罢撌觥焙汀霸姟弊鳛槠渲袃蓚�載體和行為，分別指向思想家和詩人(作家)這兩類身份及創(chuàng)作，并呈現(xiàn)出科學主義和浪漫主義兩種氣質及影響。

　　龔自珍無疑同時擁有這兩種身份、具備這兩種氣質。就拿我最熟悉的“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兩句為例，龔的思想力和形象思維毫不輸與朱熹的“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而在情志、氣勢和現(xiàn)實主義上更勝一籌，是思想與文學的完美融合。對于思想和文學的關系，陳先生認為龔自珍“深刻的政論思想是通過文學性的表達來實現(xiàn)的”，也即“思想家詩人”。他一方面同意龔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后一位可與李白、杜甫、蘇東坡并列的舊體詩大家，一方面又說龔的“思想史意義要大于文學史意義”。言下之意，似乎是李、杜、蘇的文學史意義要大于思想史意義。

　　對知識分子批判精神的解讀，決定了陳先生對此書的布局構思，即先集中寫龔自珍在近現(xiàn)代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和地位，包括對其批判精神發(fā)生過影響的一系列人，如段玉裁、段玉立、龔麗正、王曇、王鼎、魏源和林則徐等；其對后來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產(chǎn)生了影響的一系列人，如梁啟超、王國維、柳亞子、郁達夫，以及幾乎用推理法“推”出來的魯迅。魯迅同樣兼具科學主義和浪漫主義氣質，也是如龔那樣的“思想家詩人”，盡管缺乏確實依據(jù)，但倘不寫魯迅，顯然與陳先生演繹思想史的意圖不符。所謂思想史，就是知識分子在每個時代直面現(xiàn)實、直追理想，提出并回應有重大意義的公共命題的歷史。由于人類思想的承繼性和公共命題的穿越性，使思想史擁有了持續(xù)和永恒的意義，缺了魯迅，怎么可以？“挑最重要的先寫”的布局，與新聞寫作方法神似，使書顯得“頭重”；為求平衡，陳先生動用了他拿手的實地考察筆記，以免“腳輕”，這同樣是他當了幾十年記者的看家本領。

　　為龔自珍作傳者實在不少，最近約十年中，就有麥若鵬《龔自珍傳論》、王鎮(zhèn)遠《劍氣簫心》、陳銘《龔自珍評傳》等多部。陳先生的書應該不是最完全的，但有了上述的因素，肯定是最獨特的。他以對這位“思想家詩人”的書寫，大體完成了自己對“思想史”的書寫，一方面表達了對龔自珍的敬意，一方面實現(xiàn)了自己“敏感和反省力”的外化，滿足了作為知識分子的“穿越當下具體經(jīng)驗之屏幕的內在需求”。

　　文學只要不自縛、不自虐，便可活、便可自由，便可以批判、可以憂患、可以追求，便不會被剝奪談當下和天下、追神思和神圣的資格。這種資格，龔自珍有，陳先生也有，他所持有的理性批判精神的文學評論，與文學創(chuàng)作同樣擁有寶貴的業(yè)余性。陳先生當然采用了頗具文學性的筆調。他心儀龔自珍能將政論和文學融合得那么無間，如同堅硬的石頭與柔弱的水的結合，銳利的劍與清美的簫的結合。的確，想一想康德和黑格爾，再讀一讀龔自珍，這位“一代詩文之雄”既是良藥，又是美味，實在是中國讀者的幸事。我想，盡管沒有必要，但倘若陳先生能在專業(yè)的批判的同時，業(yè)余地寫出情志兼具、文采并美的舊體詩來，那會是多么錦上添花的一件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