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介入”生活的有情之作 ——評周芳長篇非虛構作品《重癥監(jiān)護室》(蔡家園)

《重癥監(jiān)護室》 周芳 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2015年12月出版

　　在當今信息時代，作家怎樣有效地處理自身與復雜生活的關系，是一個越來越值得關注的話題。絕大多數(shù)作家都是依靠媒介信息，坐在書房里從網(wǎng)上、報紙上搜羅各種資訊加以想象和虛構，書寫時代圖景；還有一些作家依賴個體經(jīng)驗，回歸內(nèi)心、回到自我，在“私人寫作”中試圖對“人”及其生存困境有所發(fā)現(xiàn)。這樣的寫作方式自有其合理性，也創(chuàng)作出了不少優(yōu)秀作品。但是，前者的冷眼旁觀、蜻蜓點水，常常導致細節(jié)的虛假和情感的蒼白；后者的自我中心、坐井觀天，往往導致格局狹小和無病呻吟。當作家完全退守書齋之后，其創(chuàng)作很容易變得不接地氣，既不能敏感把握時代脈搏，又難以穿透時代本質(zhì)。在這種不及物式的寫作中，作家僅僅是生活的觀察者、記錄者和思考者，而缺失了更為重要的“參與者”身份。面對一個急劇轉型、沖突激烈的時代，一個作家如果總是高高在上、側身事外或者冷眼旁觀，那么，無論是他的贊美或者批判、吶喊或者低吟、憤怒或者憐憫，都難免會流于膚淺、蒼白、空洞和冰涼，甚至流于虛假。因此，作家如何回應生活的挑戰(zhàn)，不止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倫理問題。

　　青年作家周芳沒有受到時風的影響，而是自覺地以一種積極“介入”生活的方式進行著她的寫作。她花了一年多時間在ICU病房做義工，寫下了幾十萬字的日記，最后創(chuàng)作出長篇非虛構《重癥監(jiān)護室》 。這部作品出版后被眾多報刊轉載，并且進入了閱讀排行榜，獲得了熱烈的社會反響，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們常常感嘆文學失去了讀者，其實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作家“失去”了生活。

　　《重癥監(jiān)護室》的文本形式比較獨特，以日記的方式展開，從不同側面生動地記錄了重癥監(jiān)護室中的人物和故事。重癥監(jiān)護室是一個特殊公共空間，有一定的私密性和神秘感，既集中體現(xiàn)著醫(yī)學的專業(yè)性，也具有社會學標本意義。它像一個萬花筒，人世間的各種災病、苦痛都在這里集中呈現(xiàn)，社會上的種種矛盾，譬如醫(yī)患糾紛、社會養(yǎng)老、醫(yī)療保障等問題也在這里多重折射，讓我們深深領悟到，“死亡教會人一切” ；它像一個放大鏡，讓我們強烈地感受到社會的不公、親情的缺失以及物欲對人心的侵蝕；它更像一塊試金石，讓我們思考生命的尊嚴，思考活著的意義，更加珍惜“活著” ，學習“向死而生” 。從閱讀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日記的方式具有獨特的敘事效果，能夠滿足讀者的“窺視”欲望。這部作品具有“雙重窺視”的特點：一是對于重癥監(jiān)護室里病人、醫(yī)生、家屬活動的“窺視” ，二是對于作家、義工、病人“周芳”的生活以及心靈世界的“窺視” 。前者讓我們獲得諸多與醫(yī)學、護理相關的資訊，由一孔而窺社會萬象；后者無論是日記還是補記，既可見“周芳”的生活與性情，也可見一位作家直面自我、直面人生的自省精神以及敏于思考、努力追問的勇氣(當然，這種追問所抵達的深度還需要提升) 。這種獨特的文本形式源自作家對于生活的獨特“介入”方式，它既讓“窺視”得以實現(xiàn)，也凸顯了敘事的真實感。由此，文學顯示出“真實”地介入社會、介入人生的力量。

　　周芳在重癥監(jiān)護室中生活了一年多時間，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細膩，捕捉到了日常生活中許多別具感染力的細節(jié)。托爾斯泰說過：“藝術起源于一個人為了要把自己體驗過的情感傳達給別人。 ”周芳筆下傳達出的憐憫、痛惜、悲傷和關愛，往往具有“切膚之感” 。她在剛進ICU時這樣寫到，“趁著護士們不注意，我沒有戴手套，直接將手緊緊地貼在劉浩云的手上、胳膊上。他的體溫一縷縷傳過來，我屏住呼吸，貪婪地感受著溫熱。……我只想感受劉浩云的體溫……體溫讓我感到安寧。 ”這個細節(jié)頗具象征性，它似乎要告訴讀者，這不是一部“觀察日記” ，而是一部“體驗”手記。病人劉浩云的體溫傳遞到作家身上，又透過紙頁散發(fā)出來，讓讀者體驗到“在場”的真實，也感受到作家心靈的熱度。在給劉浩云做護理的時候，“我特別喜歡看他的眼睛，這是我在科室里最愿意看到的一雙眼睛。不呆滯，不木訥，也不悲傷，十九歲的生機一點點充溢在眼神里” 。這當然是生活寫真，同時也是“對象化”了的文學描寫。作家還細致地記錄了重癥病人、耄耋之年的張玉芬和老爺子歐陽順達之間的綿綿情意，他們借助“兩顆話梅”撒嬌、調(diào)情，讓人啞然失笑而又為之心動。像這樣的生動細節(jié)，枯坐在書齋里是絕對想象不出來的，它只存在于熱氣騰騰而又意味雋永的生活之中。

　　閱讀周芳的《重癥監(jiān)護室》 ，我不由聯(lián)想到了柳青。不久前出版的《柳青傳》 ，詳盡地披露了他在黃甫村生活和寫作《創(chuàng)業(yè)史》的許多細節(jié)。柳青不是走馬觀花地到農(nóng)村采風，也不是急功近利地搜集寫作素材，他首先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農(nóng)民，切實地參與到了農(nóng)村生活之中。他不僅進行著紙上文學世界的建構，而且在現(xiàn)實中始終關注著黃甫村的各種問題，不遺余力地推動著鄉(xiāng)村建設。正是由于全身心地“介入” ，柳青獲得了不同尋常的生活體驗，最終寫出了能夠深刻把握時代本質(zhì)的巨著。從《柳青傳》我們還可以看出，作家要真正“深入生活”其實是頗具難度的，不僅要克服物質(zhì)的困難、突破情感的障礙，更要有扎根下去、融入其中的能力。而今重說柳青，我們不免感嘆，一種可貴的寫作倫理正在普遍淪失——作為一個有追求的作家，必須滿懷真誠和愛心、勇敢地介入生活。周芳到重癥監(jiān)護室堅持做義工，在一定程度上，可謂是對這種寫作倫理的繼承和堅守。作為一位青年作家，她對于如何處理作家自身與時代的復雜關系做出了一次成功的嘗試。這也為她將來將寫作視野引向更開闊，將人生追問引向更深邃奠定了堅固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