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花生樹——我讀《蒲橋集》(朱航滿)

《蒲橋集》 汪曾祺 著 作家出版社 1994年9月出版

　　《蒲橋集》是汪曾祺生前出版的一冊散文集。我買到汪先生的這冊散文集系作家出版社1994年9月第2版，且已是第二次印刷，共5000冊，可見其時很受讀者的歡迎。汪曾祺生前出版的諸多著作中，這冊《蒲橋集》系最可讓人稱心的幾冊之一，無論在內(nèi)容、編排，還是在裝幀、開本和版式等方面，都堪稱佳品。此冊收汪曾祺散文63篇，包括書前的《自序》一篇和書后的《自報家門》一篇。在汪曾祺的散文創(chuàng)作中，此書雖是他的散文作品第一次集結(jié)，但也已基本將汪先生的散文佳作納入其中，諸如《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 《星斗其文，赤子其心》 《翠湖心影》 《跑警報》《故鄉(xiāng)的食物》 《葡萄月令》等名篇。這冊散文集列入作家出版社策劃的“四季文庫” ，封面采用黃色，書名“蒲橋集”三字應系集自魏碑，封底還有一個瓦當魚形紋，頗增古樸清雅之趣。全書21.3萬字，定價8.15元。我的這冊系從孔夫子舊書網(wǎng)上的書店購得，據(jù)說河南一家出版社將以精裝的形式再版此書，但我對于這個初版本依然是特別情深。

　　我買過汪曾祺生前與身后的各種集子，但后來逐漸認識到收藏和研讀其生前著作初版本的意義，于是便從網(wǎng)上購買了汪先生幾乎所有生前出版的著作。老頭兒生前出版的各類文集，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這冊散文集《蒲橋集》 ，其次則是喜歡他的文論集《晚翠文談》 ，另外兩冊小說集《晚飯花集》和《孤蒲深處》也為我自己所偏愛。我讀汪先生的這冊《蒲橋集》 ，有兩個讓我倍感驚訝的地方，其一是此書封面上印有一段關于此冊散文集的介紹語，極具文采，也可看作是一篇絕妙的小品文章。后來讀其子汪朗在《老頭兒汪曾祺》一書中的回憶文章，才得知此段文字系汪先生應出版社編輯的要求所寫，故而可看作是他的一種自我評價：“齊白石自稱詩第一，字第二，畫第三。有人說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說好。雖非定論，卻有道理。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tài)度親切，不矜持作態(tài)。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

　　此冊散文集另外一個讓我頗為吃驚的地方，乃是汪先生的《自序》 。這篇文章大約不到2000字，但已把自己的散文觀、此書的緣起以及書名的來由均講得清清楚楚。更為難得和讓我驚訝的是，汪先生在這篇《自序》中，還談及了中國古代散文的傳統(tǒng)和當前散文的現(xiàn)狀，可謂極具見識。特別是談及中國散文的傳統(tǒng)，僅二三百字便已道盡，乃是大家手筆也。此種胸懷和氣魄，我還是初次見識：“中國是個散文的大國，歷史悠久。 《世說新語》記人事， 《水經(jīng)注》寫風景，精彩生動，世無其匹。唐宋以文章取士。會寫文章，才能做官，別的國家，大概無此制度。唐宋八家，在結(jié)構(gòu)上，語言上，試驗了各種可能性。宋人筆記，簡潔瀟灑，讀起來比典冊高文更為親切， 《容齋隨筆》可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傳世，還得靠古文。歸有光、張岱，各有特點�！�桐城派’并非都是謬種，他們總結(jié)了寫散文的一些經(jīng)驗，不可忽視。龔定庵造語奇崛，影響頗大�！�五四’以后，散文是興旺的。魯迅、周作人，沉郁沖淡，形成兩支。朱自清的《背影》現(xiàn)在讀起來還是非常感人。 ”

　　汪曾祺的這篇序言作于1988年6月10日，他在序言中強調(diào)道：“但是近二三十年，散文似乎不怎么發(fā)達，不知是什么原因。其實如果一個國家的散文不興旺，很難說這個國家的文學有了真正的興旺。散文如同布帛麥菽，是不可須臾離開的。 ”在分析完當前散文的形勢后，他對于散文的衰落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對于傳統(tǒng)重視不夠” 。而他認為當代散文創(chuàng)作的一個弊病，便是“過分重視抒情” 。他進一步強調(diào)說：“散文的天地很廣闊，因為強調(diào)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圍弄得狹窄了。過度抒情，不知節(jié)制，容易流于傷感主義。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學)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小姑娘似的話，何必呢。 ”為此，他最后道及自己的散文觀，乃是：“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一點的，但有時恐怕也不免‘為賦新詞強說愁’ ，感情不那么真實。 ”汪先生還是聰明，批評之余也不忘記為自己留有一定余地。

　　我讀汪先生的散文，很贊同其對于散文的意見，乃是要回歸傳統(tǒng)，如此才能使散文更有咀嚼的滋味；其二是力戒抒情，為文平淡自然，這樣才能更具親近的可能。近來偶翻李陀的一冊新作文集《雪崩何處》 ，其中有一篇談論汪曾祺散文的論文《汪曾祺與現(xiàn)代漢語》 ，竟引起了我的興趣。李陀本系上世紀八十年代享有盛譽的文學批評家，也與汪曾祺熟悉，但我讀其文章中的觀點，也頗覺有趣。李陀認為汪先生散文語言之佳妙，乃是在傳統(tǒng)上有接續(xù)，受歸有光和張岱等人的影響，而在現(xiàn)實中，汪先生又能在民間語言中尋找生命力，并受到沈從文和趙樹理的影響，故而能夠在兩者之中有機融合，由此產(chǎn)生了一種優(yōu)美、文雅又充滿鮮活和蓬勃生命力的現(xiàn)代語言，而這種語言，李陀認為乃是十分區(qū)別于流行中國近半個世紀的官方文體，故而在他看來：“汪曾祺在現(xiàn)代漢語寫作中進行的種種實驗顯然都是有意而為，但是，老頭兒大約沒有想到，在他的語言中做的事情還有重要的文化政治方面的意義。 ”李陀此論，雖有新意，但我覺得還是有些差強人意，乃系一家之言罷了。

　　倒是我讀過李陀的這篇文章，發(fā)覺其中有一段評價文字，談及他讀《蒲橋集》的一個細節(jié)，十分生動，也才真正令我見識了李陀作為鑒賞家的才情，也是可作為研讀汪先生散文的一個上好的文學補注：“汪曾祺外表謙和，給人以‘心地明凈無渣滓’的印象，但實際上骨子里又好勝又好奇。有人若不信，只讀一讀他在1982年寫的《桃花源記》 《岳陽樓記》兩文，就不會認為我是瞎說。當年在《芙蓉》雙月刊的目錄上一見這個題目，我真是嚇了一跳，且深不以為然：這老頭兒也太狂了！用現(xiàn)代白話文再寫《桃花源記》和《岳陽樓記》 ？但當我一口氣將這‘二記’讀完之后，竟高興得近乎手舞足蹈，那心境如一個游人無意間步入靈山，突然之間，眼前雜花生樹，春水怒生。不久后我見到汪曾祺，問他： ‘汪老師，《湘行二記》你是有意為之吧？ ’汪曾祺不動聲色地反問：‘怎么了？ ’‘那可是重寫桃花源記和岳陽樓記，這事從來沒人干過。 ’汪曾祺仍然聲色不動，眼睛望向別處，默然不答。我以為老頭兒要回避問題，不料他突然轉(zhuǎn)向我調(diào)皮地一笑：‘寫了也就寫了，那有什么？ ！ ’汪曾祺就是這樣一個人。 ”關于李陀提及的這兩篇散文，我之前并未太多關注，重翻《蒲橋集》 ，發(fā)覺兩文合名為《湘行二記》 ，且均作于1982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