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一夢二十年(董堯)

　　我懷著惶恐的心情，以20年時間為北洋軍閥時期10個風云人物寫出了300余萬言的傳記。所以這樣做，一是覺得這段歷史有它的特殊性，這是中國從封建制度向民主共和轉(zhuǎn)軌時期，是歷史的大轉(zhuǎn)折，人物的本性必然會特別鮮明；二是覺得這些人并沒有死心踏地效忠清王朝、直接與革命黨為敵，而是自我消耗殆盡，對社會的大變革，反而起到有益的作用。應該從社會發(fā)展的層面肯定他們。

　　20世紀80年代，我正在縣政協(xié)機關主持文史資料研究工作。我用了將近1年的時間，將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上關于北洋事件和人物文章，基本上都搜集并閱讀一遍。這一努力，使得我對“北洋”為陣地的創(chuàng)作方向更堅定了。

　　為北洋風云人物立傳，按照初步掌握的材料，我決定重點圍繞10個人思考：袁世凱，皖系段祺瑞、徐樹錚，直系曹錕、吳佩孚、孫傳芳，奉系張作霖、張宗昌，再加上晚清遺老徐世昌和張勛。人物框定之后，便覺得創(chuàng)作素材不夠。比如，派系之間的恩仇淵源，引起紛爭的原因，人物之間的瓜葛以及人物出生地的地域狀況、風土人情、生活習慣、語言風格以及本人性格等等，都感到蒼白；另外還有，別人文章中提到的電文、函件，多為“摘要”， 不是原件。這都要大體了解。于是，我便趁工作之便或利用節(jié)假日去做這方面的采訪、搜集工作。經(jīng)過五六年的努力，到了1987年，總算基本掌握了一些。之后，我便開始了對文章結構的思考。

　　這時候我產(chǎn)生了顧慮：為北洋人物立傳，那只是個人的一廂情愿。能不能得到社會的接受和認可？我在“文革”中是嚴重受害者，曾有10多年牢獄之苦，心有余悸。但是，已經(jīng)準備了這么多年，又舍不得放棄。于是，我決定先寫一點中短篇，去投石探路。我寫的第一篇中篇是《北洋怪杰徐樹錚》，大約3萬字。不敢在本省發(fā)表，投給了江西省的文學雜志《星火》。不想，該雜志竟于1988年7月號發(fā)表在頭條上。后來我又寫了《徐州夢——張勛復辟》《吳佩孚死那年》《混世魔王張宗昌》《徐世昌大總統(tǒng)升沉記》和《段祺瑞借刀》等多個中篇，先后在《名人傳記》《花徑》《大風》等雜志發(fā)表，并且獲得了較好的評論。我懸著的心才算放下。

　　我是1990年開始進入北洋人物長篇創(chuàng)作的。原來計劃依照《三國演義》的形式，寫上中下三卷集的《北洋演義》。后來想想，覺得不行。我的創(chuàng)作思路是：尊重歷史，還人物以真實面目。我不想戲說自己的作品。文學作品標上“歷史”的標簽，就得對歷史負責，絕不可以混說歷史。我只好以史實為據(jù)，為歷史人物寫傳記。在對人物的塑造上，我盡可能撇開政治結論，而著重塑造人物形象。

　　創(chuàng)作思路確定之后，我便一邊繼續(xù)搜集材料，一邊寫作。經(jīng)過將近3年的努力，寫出了徐樹錚、吳佩孚、張作霖三人的傳記，共100萬字。當我稍作喘息的時候，我又想起了“文革” 的傷痛，生怕拿出去之后被人無限上綱，羅織罪名，再陷困境。直到1994年末，才將三部稿子寄給北京的“團結出版社”。1995年7月，團結出版社將這三稿納入“民國風云秘錄叢書”，分別 以《北洋怪杰徐樹錚》《北洋梟雄張作霖》和《北洋軍閥吳佩孚》的書名同時出版。不久，《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新華日報》等報刊先后為三部書出版發(fā)表專文或消息。接下來，我便按照計劃，潛下心來，對其余7人進行創(chuàng)作。

　　我是1991年底辦理的離休手續(xù)，可以全力投入北洋人物創(chuàng)作上面去。到1999年6月，北洋10大人物的傳記完全脫稿，共約300萬字。他們分別是袁世凱、段祺瑞、徐樹錚、徐世昌、吳佩孚、曹錕、張勛、張宗昌、孫傳芳和張作霖。算起來，這10本書從動議到初稿完成，整整經(jīng)過了19年又3個月的漫長時間。

　　北洋人物的創(chuàng)作遠非上述所談那樣順暢，中間風波多起，困難重重，每次都弄得我?guī)缀醴艞墶Ｇ捌谂龅降睦щy是精神壓力，選擇了這個主題似乎就錯了，連親朋好友都認為“這是一條險道”，勸我改換主題；真正創(chuàng)作起來，又感到對史料和人物把握不準，邊采訪邊創(chuàng)作太吃力，又幾乎放棄。

　　長時期以來，寫光明，頌工農(nóng)兵，似乎是作家們的惟一主題。就是那樣，許多作家還被上綱上線打入另冊。選擇一群北洋人物，豈不自討苦吃。有兩件事給我精神壓力頗大：一件是，我的一位朋友看了我的“袁世凱” 初稿跟我斷交了；他是一位中學歷史高級教師，他問我“為什么不順著‘竊國大盜’ 這個主題寫，反而寫了一些他的作為？” 這位朋友拂袖而去，從此再不登門。還有一件事是，在我開始寫作不久，一家報紙的記者知道了，覺得要為10個軍閥寫傳，有新聞價值，便上門來訪，要為我寫篇人物專訪。我告訴他，“我沒有時間接待�！边@位記者非搶先不可，竟自上門。我無可奈何，便停下筆，用一天多時間回答了他提出的問題。1個多月之后，記者打來電話，告知稿子未被通過。說審稿人認為“寫了一群壞人的人，不可表揚！”我十分吃驚！因為寫“壞人” 我也成了壞人。

　　除上文說到的壓力之外，每一個要寫的人都有多面性，如何秉筆？這便是難題。還有一些難點：大多史料上只記下了他們的從政從軍情況，對于他們的家庭狀況記得很少，這是我花費精力最多的地方，但不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