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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家張莉最近推出的文學批評集《持微火者》,嘗試了一種新的批評范式,或者說,批評家為作品注入了一股新的能量,這無意間找尋到了文本里的亮色:“一種顏色不一樣的煙火!
《持微火者》選取當代二十五位作家與當下文化現(xiàn)象作了個性化的解讀,既涵蓋莫言、賈平凹、余華、鐵凝、王安憶等成名較早的作家,也有陳希我、魏微、魯敏、徐則臣、張楚、曹寇等當代文壇中堅力量,還有馮唐、鄭小瓊等帶有文學事件與文化表征含義的作家。張莉通過收集、描繪和解析這個時代“稀微的聲音”,用文字聚攏起這些“微火”,用她的話說“其中隱含著我們身在的廣闊擾攘的現(xiàn)實,以及那個在深夜里抗辯、反省、致力于完善的‘自我’”。
嚴格地說,《持微火者》所收錄的文章很難歸類。張莉說:“本書的言說方式竭力摒棄論文腔而追求主動親切,寫作文體靠近‘隨筆’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論文,這是我近年來的寫作追求!
顯然,此書獨特的文體類型乃是植根于作者風格化的語言表達。讀罷《持微火者》,最大的感受便是作者的語言魅力。其實,不論是文學作品還是批評文章,語言都是第一要義。在《批評與真理》中,羅蘭·巴特為新批評辯護,在他看來,傳統(tǒng)批評所要捍衛(wèi)作品特別是語言的“客觀性”與“確定性”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因為“語言的確定性”只存在于想象出的語言和法語詞典中,而文學作品中的語言“不過是用來構(gòu)筑不和原來的語言相抵觸,同時又充滿了不確定性的另一種語言的材料”,而恰恰是這種不確定性才成就了作品語言的“深刻、廣大與象征性”。單看書中每篇文章的題目,就可窺見批評家語言的張力:“把自己寫飛”、“有肉身的敘述”、“在人心的更深更暗處”、“有內(nèi)心生活的人才完整”……不妨說,張莉在《持微火者》中正是運用語言的不確定性帶來的靈動感來架構(gòu)她的批評實踐。
張莉的文學批評基于語言不確定性的同時,還勾連著解讀作品意義的特殊性和生發(fā)性。盡管她熟悉當代西方批評方法的理論術語和思想淵源,但在其文本中,我們較少看到諸如女權(quán)主義、審美意識形態(tài)等。還原這種既定的話語模式,更多地是從作品本身出發(fā)來尋找意義和出發(fā)點。在書中第一篇 《越奇幻,越民間———關于莫言》中,張莉并未像眾多文學研究者那樣為莫言的作品預設一個視角或在一種理論框架內(nèi)去挖掘莫言小說的內(nèi)涵,而是先從小說觸動作者的一處細節(jié)著手展開論述———在《蛙》中,姑姑獨自走夜路聽到的蛙聲仿佛是無數(shù)嬰兒的啼哭聲……張莉從中讀出了生活在某種狀態(tài)下每一個個體肉身所忍受的那種疼痛,那種在奇幻里隱喻出的真實的生命沖動。換言之,張莉發(fā)現(xiàn)了莫言小說在奇幻外表下的平凡與真實,她因此把莫言看作是一個在常識被遺忘年代里講述常識的小說家。更重要的是,張莉指出《蛙》的意義在于“它是個人的,它是民間的,它是來自每個中國人內(nèi)心的,它是讓每一個中國人感同身受的”。
難能可貴的是,張莉在解讀作品意義的同時,還關注作品背后的生命意蘊和人道主義關懷。在《蛙》中,張莉看到了對抗以及個體所承受的撕心裂肺的痛感;在《廢都》中,張莉更愿意將之讀解成一個預言性的文本,因為她看到了在塵世間掙扎起伏的飲食男女如同蟲豸一樣地蠶食著現(xiàn)實;在余華的《活著》中,張莉更是直言“生命本身就是意義”,因為她看到了渺小的個體在極端年代里生存的不易;而在鄭小瓊的詩歌中,張莉則看到了這個時代的茍且,這是鄉(xiāng)土中國在現(xiàn)代文明沖擊下的土崩瓦解,是熱氣騰騰的肉身在工業(yè)機器生產(chǎn)中的銷蝕和異化,是無比辛酸的勞動被資本體制盤剝的愈演愈烈……
在細讀文本的基礎上,《持微火者》生發(fā)出敏銳的思考和洞察力,進而直言道出作品的遺憾。在《難以轉(zhuǎn)譯的“中國性”———關于賈平凹》中,張莉指出小說《帶燈》在刻畫人物形象上的不足———他們像是賈平凹的“提線木偶”,如果沒有后記解說就沒有生命力,不能“活生生”地呈獻給讀者;在《看吧,這“非常態(tài)”書寫———關于陳希我》中,張莉在肯定作家書寫疼痛的同時,指出小說人物成了作家的符號或傳聲筒,進而認為“小說人物不應只是如剪紙般的人物形象,他們應該生活在一個更廣闊的鮮活可感空間———這是陳希我小說的瑕疵!辈环琳f,張莉的批評文字是對作品的理性把握,“好處說好,壞處說壞”正是批評家應有的職責和擔當,張莉在這一點上當之無愧。
《持微火者》深度挖掘了當代二十五位作家的創(chuàng)作境況,對當下文壇做了橫斷面式的切片,也為我們理解當代文學的動態(tài)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