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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維諾寫過 《看不見的城市》。在那本書里,所有的城市都是虛構的,作家的目的在于提供機會,讓我們對城市或泛指意義上的城市進行反思。英國人類學家約翰·里德的《城市的故事》 則提供了一部真實的歷史,還原逝去的場景,以昨日觀照當下。
通史作品一般聚焦大事件,人類學家寫歷史的好處在于,他會注意到時代漩渦中的個體命運。14世紀的意大利城市普拉托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瘟疫和饑荒,商人弗朗西斯科·達蒂尼通過自己的奮斗斂聚了大筆財富,并且推動了工商業(yè)行會的發(fā)展;19世紀初期的倫敦,作家威廉·科貝特對擁擠骯臟、犯罪猖獗的倫敦極度失望,撰寫《騎馬鄉(xiāng)行記》表達他對鄉(xiāng)村的熱愛;一戰(zhàn)之前的柏林,人們忍饑挨餓、身心俱疲,主婦伊芙琳·布呂歇爾用日記記載了她和家人的生活……他們都留下了豐富的手稿和信件,足夠讓里德用來作為文本剖析的切口,徐徐展開一幅幅濃縮的、以個人經(jīng)歷帶動的社會生活圖像。
記憶塑造城市,同時被城市塑造。就像莫奈的印象派名畫《泰晤士河》,霧氣氤氳、水光瀲滟,畫中美景其實是工業(yè)污染導致的氣候異變。對于城市,我們懂得多少?不懂的又有多少?第一印象并不準確,有關城市的敘事與想象,需要返回從前,通過對城市歷史的現(xiàn)代性研究,重新了解城市之于我們的意義。促使城市興起的驅動力是什么?傳統(tǒng)的答案是農業(yè)和戰(zhàn)爭。加泰土丘一直以來總是被形容為“世界上的第一個城市”。拂去時間的塵沙,里德從考古證據(jù)中挖掘的加泰,恰恰反過來證明了,手工業(yè)者、商人和管理者組成的和平部落是如何刺激了農業(yè)的過剩生產。里德的說法不一定正確,但這是一種觀察城市的新視角。生產與消費本就是互為決定的因素,難以說清到底是城市從農村中分離出來,還是城市促進了村落的聚居,二者的命運始終緊緊相連。
我們對城市的感情很復雜,它既是對自然、環(huán)境的嚴峻考驗,又是讓人們實現(xiàn)夢想的飛翔之地; 它既是罪惡滋生或難以駕馭的逼仄空間,又是西西弗斯式超脫平庸日常的精神象征。里德的筆觸經(jīng)常會撕裂城市的暗影,不時溢漏悲情,但他到最后還是運用了歷史寫作中最古老的那種慰藉,與其宿命地接受一個黯淡的兇兆預言,更為積極的思考和行動顯然是必要的。
(《城市的故事》[英]約翰·里德/著,郝笑叢/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6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