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猶如母熊舔仔，慢慢舔出寶寶的模樣(周克希)

　　好譯文，大都是在寂寞的環(huán)境中完成的。翻譯好比做工，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wǎng)。老舍說他“有得寫沒得寫，每天寫五百字”，這不正是眼下我們提倡的“工匠”精神嗎？寫作如此，翻譯更其如此。

　　譯者，有點像自導自演的演員。在翻譯過程中，他會先后處于三種狀態(tài)。

　　一是做前期準備工作 (相當于導演做分鏡頭腳本、演員做案頭準備工作)。這時他要讀一兩遍甚至更多遍原文，仔細查好生詞，看明白文章的脈絡、句子的結構。若是長篇，看幾遍近乎“奢侈”，但較快地 (亦即作為讀者，而不是譯者的那樣) 讀一遍還是必需的。實在太長的作品，如七卷本的 《追尋》，至少要對你手頭在譯的這一卷有所了解，要對你正在譯的這一大段細細讀上一兩遍。倘若看一句譯一句，那是無法進入“語境”，難以譯出前后呼應的譯文來的。查一個詞的釋義，中文詞典若不夠用，那就要用原版詞典 (以期對這個詞的含義有一個更準確、更清晰的了解)，最后譯出的中文，字面上未必是詞典上所有的，這很正常。

　　二是動手翻譯 (相當于導演導戲、演員演戲)。這時的理想狀態(tài)是假想自己是作者。譯景色，自己眼前仿佛有這景色；譯場景，自己仿佛身臨其境；譯對話，自己仿佛變成這個人物……

　　三是稍稍“冷卻”后細細打磨(相當于導演做最后的剪輯)。要讀自己的譯文，自己念著不順口的句子，讀者不可能覺得順口，自己沒有感覺的文字，難以讓讀者有所感覺。

　　翻譯的標準，最有名的提法是“信達雅”。其出處是嚴復在 《天演論》 弁例中說的“譯事三難：信，達，雅”。信，忠實；達：流暢。雅，是什么？　小說中有粗人、俗人，難道要他們滿口雅言嗎？　顯然不是。我想，雅指的是“好的中文”(從法文bon franais　生剝而來，意即合乎語言規(guī)范的、地道的中文)。如果能把粗人、俗人的語言譯得聲口畢肖，就像是中文好作家寫出來似的，那就是“雅”。有位前輩翻譯家認為，真正做到“信”了，達、雅自然也就有了。這種觀點是有道理的。

　　也能聽到直譯、意譯的說法。這種分類，我覺得界限過于模糊。說直譯不好者，把它等同于“硬譯”、“死譯”。說意譯不好者，把它類比于“述其大意而已”。How do you do?您好。這不像直譯吧 (連標點都改了)，但你能說它是意譯嗎？ (它很準確，把語句包含的全部信息都傳達出來，就無所謂“意譯”了。)

　　還有一種從國外引入的“等值翻譯”理論。作為翻譯理論，“等值”自然有其指導意義。而據(jù)我膚淺的理解，這有點類似于“假定作者是中國人，他會怎么想、怎么寫”。此語最初是傅雷提出的，我想這是傅先生的經(jīng)驗之談。

　　我服膺傅雷的說法。在我的心目中，翻譯是個感覺的過程。譯者設法把自 己感覺得到的文字背后的東西，讓讀者也感覺到，就是文學翻譯的“大意”。

　　文學翻譯的文采從何而來？　從根本上說，它來自對原文透徹的理解。透徹理解了，才有可能把蘊含在原文中的文采表達出來。沒有透徹的理解，光靠華麗的辭藻、漂亮的句式(排比句等等) 來追求所謂文采，是會得不償失的。文采，并不等于清詞麗句。我常以這句話提醒自己。

　　當年汝龍先生要我“少用四字詞組”。他舉例說，“烈火熊熊”并不能讓讀者眼前看到什么。我不解地問，那該怎么說呢。他說，寫“一蓬火燒得很旺”就很好。

　　當然，并不是說譯者不必積累詞匯、不必熟悉句式。恰恰相反，翻譯實踐要求譯者像海綿一樣，大量地吸收各種色彩的中文詞匯，精心地儲備適用于不同場合的中文句式。這些，都是另外的話題了。

　　文學藝術中，到底有沒有“神韻”這么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　我想是有的，它是存在的，是可以用心去感覺到的。王國維在 《人間詞話》中說：“紅杏枝頭春意鬧”一句中，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這兩字就是最傳神之處，這一點我們用心體會，是可以感覺到的。

　　詩如此，散文、小說也如此。魯迅稱贊水滸中“那雪正下得緊”比“大雪紛飛”“神韻好得遠了”。近期電影《命中注定》 的插曲是有名的Almost lover。“無緣的愛人”譯得傳神，盡管它并不那么“如實”(almost這樣一個常見的詞，字面上的確只是“幾乎，可以算是”的意思)。

　　要能譯出神韻，就要善于感覺、善于捕捉文字背后的東西�；蛘哒f，譯者要有“善感”的氣質(zhì)。這樣，他才能和作者“耳鬢廝磨”，同呼吸共感覺。

　　譯者還要“耐靜”，耐得住寂寞。好譯文，大都是在寂寞的環(huán)境中完成的。翻譯好比做工，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wǎng)。老舍說他“有得寫沒得寫，每天寫五百字”，這不正是眼下我們提倡的“工匠”精神嗎？　寫作如此，翻譯更其如此。

　　譯者不大可能永遠做“本色演員”，他必須學會做“性格演員”。傅雷譯巴爾扎克，我們可以感覺到譯文中有一種粗獷到近乎粗俗的意味。而他譯羅曼·羅蘭，給人的感覺是，似乎看得到白皙皮膚下淡淡的藍色脈管。我相信這是他有意為之的。

　　語境，或者說語言的環(huán)境，指的是一個詞或一段話和上下文的關系。舉個簡單的例子，電視劇《唐頓莊園》中，管家對仆人們訓話結束時，說Thank you。在這個語境中，譯成“散了吧”，顯然比譯“謝謝”傳神得多。

　　翻譯人名、地名，有個原則叫“名從主人”，也就是說，哪國的地方和人，要按該國的讀音習慣來譯。例如Confucius，不是孔菲修斯，而是“孔子”。法文中，末尾的輔音一般不發(fā)音，所以 Vincent是“凡�！�(若是英美人，則是“文森特”)，《基督山伯爵》中法老號的會計是“當格拉爾”而非“鄧格拉斯”。但是，麻煩有時由“一般”而生，上書主角應是“當戴斯”，最后的s要發(fā)音。女作家杜拉斯(而非“杜拉”)、作曲家圣桑斯(而非“圣�！�)名字中最后那個s都要發(fā)音。若問為什么？法國人會回答C’est comme�。縜 (就是這樣的啦)。為難的譯者只有一個辦法：問可靠的法國人。

　　大偵探Holmes，按說應是“霍爾姆斯”，但我們都叫他“福爾摩斯”。原因是，另外有個原則叫“約定俗成”。當年林琴南按他的福建口音譯了“福爾摩斯”，沿用至今，成了約定俗成的譯名。好在能被歲月打磨成“約定俗成”的譯名并不很多。此外較常見的，當數(shù)圣經(jīng)人物的譯名。

　　因題材不同 (影視，傳記，小說等等)，“翻譯度”往往會有所不同。影視作品的譯名要能抓住眼球，這無可厚非。如“魂斷藍橋”(而非“滑鐵盧橋”)、“廊橋遺夢”(而非“麥迪森橋”)。再如 《我不是潘金蓮》，電影海報上英譯名是 I am not Madame Bovary (我不是包法利夫人)。傳記作品，流暢是王道。若原作在拽文，翻譯時不妨權衡一下，既不破壞原意，又讓中國讀者不致一頭霧水。至于小說，尤其是經(jīng)典小說，費的力氣恐怕要更大，要力求形神兼?zhèn)�。即便是書名，也應扣得更緊，比如說，電影可以譯成“霧都孤兒”，但小說我覺得還是譯成“奧利弗·退斯特”更好。

　　翻譯中，真可謂甘苦自知。絞盡腦汁是常事，這當然苦，但一旦找到了感覺到位的譯文，那種快樂，又是旁人所無法體會的。投入的譯者“猶如母熊舔仔，慢慢舔出寶寶的模樣”，譯作就是他的寶寶。

　　這樣的生活方式，可能有點傻。但做譯者，也許就要有點傻氣。

　　對重譯 (復譯)，不能一概而論。粗制濫造的、一窩蜂的重譯，固然不可取，但認真的、嚴肅的、經(jīng)過深思熟慮才決定動手的重譯，則是必要的、有價值的。翻譯作品，沒有定本。

　　我的譯文是七改八改改出來的。不僅交稿前改，有時出書后還改�！缎⊥踝印� 就趁再版的機會修改了好幾個地方。有讀者發(fā)問，已經(jīng)買了先前的譯本，現(xiàn)在又改了，那是再買呀還是不買呀。我深感抱歉。但是，想把自己的譯文改得更好些，已然成了一種習慣，要把這習慣改掉也難了。

　　熟詞、小詞 (代詞、介詞等) 往往難譯。有時需要結合上下文仔細推敲、反復錘煉，方能譯妥。這就是翻譯中的煉詞。例如 It is a topic we shall do no justice to in this place，可譯成“像這樣一個題目，我們是不可能在這里講得很透徹的�！眏usti ce (公平，公正) 是個熟詞，to do justice to　意為“公平對待，公正處理”，但翻譯時，這個詞組必須錘煉出新譯來。

　　我是半路出家的翻譯者，我的體會很可能是不足為訓的。文學翻譯入門易，修行難。我愿和大家共勉。

　　(作者為著名翻譯家。代表譯作包括 《包法利夫人》 《基督山伯爵》《小王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