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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近現(xiàn)代史的重新想象是1990年代以來大眾想象的重要一脈,也是當代中國思想潮流發(fā)生新變的一個風向標,這個潮流與市場化進程相伴,大概以 學術(shù)界的重寫歷史研究為發(fā)端,然后波及到出版業(yè)、影視業(yè),直至互聯(lián)網(wǎng)。有關(guān)1912年到1949年民國歷史的想象最令人矚目。由民國大師(比如蔡元培、梁 啟超、陳寅恪、錢穆等學界人物)、民國美女(比如宋美齡、林徽音、孟小冬、張愛玲等名媛)、民國軍人(比如影視劇中的國軍將士)等構(gòu)成的“民國想象”一度 走紅。這段歷史最后落實到普通受眾眼前,常常就蛻變?yōu)楦煽荼馄降闹参飿吮荆豪寺䝼髌娴纳钋檎{(diào),超脫孤傲的個人追求,或者可悲可嘆的英雄末路。仿佛那一段 歷史的戰(zhàn)火連綿、兵荒馬亂、血雨腥風、家破人亡都無關(guān)緊要,仿佛那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中最浪漫的瞬間。光一個林徽音就不知道被媒體炒作了多少次,迷倒了多少少男 少女。這種非常皮相的、被高度鏡頭化的歷史想象,勾兌成了普羅大眾的心靈雞湯。
董堯的《北洋風云人物》傳記系列所描述的人物,正處于民國歷史的前期,是這種民國歷史想象的重要個案,不妨稱為北洋想象。這個想象在民國軍人之 外增添了北洋軍人,著眼于北洋時期的政治想象。董堯先生抱著極其莊嚴的態(tài)度,傾注了他對這段歷史和人物的獨立思考和心血。他從1980年代就開始準 備,1999年脫稿,直至今年中國言實出版社首次全套出版。從時間上看,作者的北洋想象沒有受到大眾意識形態(tài)的浸染,這是非常寶貴的寫作品質(zhì),而且動筆之 時年已花甲,他執(zhí)著的精神令我敬佩。更重要的是,這套叢書的想象邏輯,最終與流行的大眾想象邏輯不謀而合,說明大眾想象的歷史必然性,其思想價值和藝術(shù)價 值更值得重視。
在寫法上近于演義。以《段祺瑞》為例,在這部作品中,段祺瑞最主要的人生軌跡:從平民子弟一步步上升、跟袁世凱交往、逼清帝退位、反對袁世凱稱 帝、做中華民國臨時執(zhí)政、三一八慘案、拒與日本合作等重大歷史事件,都有詳盡鋪敘。在大的歷史框架中,極盡文學想象之能事,填充細節(jié),鋪陳對話,有很強的 現(xiàn)場感。比如刻畫段祺瑞與袁世凱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爭的復雜關(guān)系,有一節(jié)段祺瑞和謀士徐樹錚的對話非常精彩。僅從這一段對話中,就能看出徐樹錚的深謀遠 慮。徐樹錚是這本書中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不僅有謀,也有膽,比如他先斬后奏殺掉馮玉祥的舅舅陸建章,后又設(shè)鴻門宴想殺掉張作霖。這些故事演繹得非常精 彩,加上大量煮酒論英雄式的對話,神似《三國演義》。細琢磨一下,人物關(guān)系也不無神似,袁世凱像董卓,徐樹錚像諸葛亮,段祺瑞像劉備。顯然,在寫作模式 上,作者更接近于中國傳統(tǒng)的古典小說。內(nèi)容上的名人傳記、敘事上的演義筆法,兩方面較好的結(jié)合,造就了這套傳記強烈的閱讀快感。這套書有三個特點,大眾 性、普及性、文學性。普及性容易理解,只要有高中水平就能讀下來。不像許多專業(yè)研究那樣高深。文學性也容易看出來:敘述繁簡得當,文字精練準確,樸實無 華,語言運用爐火純青,不著痕跡,既不賣弄也不迎合,大氣莊嚴,雅俗共賞。在許多暢銷書中,以欲望化女性為重頭戲的敘述比比皆是,但這套書非?酥,偶有 涉及,也寫得干凈整潔。單這一點已經(jīng)比諸多通俗讀物高出一籌。重點是大眾性。1990年代以來,為什么民國想象如此廣受歡迎?單純從市場推動和學術(shù)翻新來 理解,恐難以徹底解釋清楚。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流行的民國人物與普通大眾的契合度。明星崇拜是最好的例子。追星實際上是追夢。這套北洋人物也大抵如此。 除了袁世凱、馮國璋出身地主,段祺瑞、張作霖、張勛、孫傳芳、徐樹錚、張宗昌、曹錕、吳佩孚8人均出身草根家庭,沒有顯赫家世,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他們的 發(fā)跡完全靠自己打拼。在小說中,這些人物生活的主要內(nèi)容就是拉關(guān)系找靠山,跟風站隊,勾心斗角,爭權(quán)奪利,再無更高層次的人生目標,在精神方面的追求乏善 可陳。其中《段祺瑞》一書最為典型。作為北洋系的實力派人物,段琪瑞對于帝制、共和這些關(guān)系國計民生的頂層事物,見解遠在其謀士徐樹錚之下,這個現(xiàn)象令我 大跌眼鏡。他們基本上是一群名利場上的政治混混。只有徐樹錚這個人還好一點,受過日本的軍事教育,對民主共和了解稍多一些,見識遠在段祺瑞之上。但放在這 樣一群只知爭權(quán)奪利的軍閥中間,基本上明珠暗投。這群人沒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統(tǒng)領(lǐng),也沒有共產(chǎn)黨的共產(chǎn)主義理想信念,凡事都為權(quán)利二字所左右,那么大的 實力,卻常常在一夜之間煙消云散,那么多的干將,轉(zhuǎn)眼便各奔東西,甚至反目成仇,原因就在于缺乏精神和信仰,難怪他們無法統(tǒng)一中國,也無法真正推進中國的 民族進步。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一度被推上神壇,恐怕與他高遠的共產(chǎn)主義理想不無關(guān)聯(lián),而這些高遠的理想常常對于普通大眾構(gòu)成挑戰(zhàn)。而像民國美女、民國 學者、民國軍人這樣的形象,特別是像北洋人物張勛、段祺瑞、吳佩孚這樣草根出身、靠自己打拼的“成功人士”,仿佛更具有親和力。這個邏輯與當下流行的成功 邏輯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在市場意識形態(tài)所塑造的個人奮斗的話語體系中,通過職場打拼滿足自己的欲望,成為美女、成為牛人、成為富翁,是最為可能的想象方 式,而通過崇高堅定的信仰和精神追求,或者克制自我的欲望、通過集體奮斗實現(xiàn)人生價值的想象,逐漸淡出。這個邏輯也是北洋想象的邏輯。它與1990年代以 來的市場化邏輯不謀而合。這個邏輯同樣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宮斗戲、格格戲、三國戲長興不衰,根子在于這些敘事不過都是職場戲的變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