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作家熊育群14年寫就《己卯年雨雪》
“達到了抗戰(zhàn)文學的新高度”
●元山里子(日本)
編者按
《己卯年雨雪》是我省著名作家熊育群的最新小說,也是他的突破之作——寫出了戰(zhàn)爭造成的人性扭曲和人性覺醒,達到了抗戰(zhàn)文學一個新的高度。
小說以1939年長沙會戰(zhàn)、營田屠殺為背景,主人公祝奕典夫婦和日兵武田夫婦在戰(zhàn)爭之前,他們的生活并無多大區(qū)別:真摯的愛情、待人接物的友善、日常生活里的溫情。而當戰(zhàn)爭來臨,這一切急劇變化,兩對毫不相干的戀人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小說寫戰(zhàn)爭把一個正常人一步步變成殺人魔王——戰(zhàn)爭摧毀生命,扭曲人性,它一經發(fā)動,就像一個機器,誰都無法控制了。但在此之上,仍然存在著人性的善良與質樸。小說凸顯戰(zhàn)爭中的愛與恨的矛盾,深思戰(zhàn)爭對每一個個體的傷害,尋找光的方向。本期南方藝術評論選登了幾篇日本讀者撰寫的書評,其中所反映的對侵略戰(zhàn)爭罪惡的反思、對和平的呼喚感人至深。
作者出色的文字功夫,讓人贊嘆。他用出神入化的筆法,把讀者全方位的感覺:視覺、觸覺,甚至嗅覺都調動了起來。在作者筆下,中國農村清麗的田園風光,與侵略戰(zhàn)爭充滿血腥的屠殺,把讀者帶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當我捧起熊育群先生這部《己卯年雨雪》時,第一行字,就把我的注意力直接引到小說里了,并一口氣讀完了這部書。
第一行是這樣寫的:“第二天,武田千鶴子穿上了軍裝,把一頭長發(fā)挽進鋼盔里……”這個開場白,顛覆了我的經驗,大凡寫抗日戰(zhàn)爭題材的小說,當然是以中國人為主人公,可是熊育群先生這部抗戰(zhàn)題材的小說,竟然是以到中國戰(zhàn)場探尋慰問侵略者夫君的日本女人為主人公,進而零距離描述年輕人作為侵略軍,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復雜心路歷程。
本書的精妙之處,首推它不再使用常見的站在中國人情感立場上的視角,而是站在中日兩國的視角上,從兩國不同的人文環(huán)境、風俗習慣,到兩國當時不同的道德觀,細膩地描寫和塑造了一對日本青年夫婦的三次心態(tài)轉變:怎樣從一個被動的侵略戰(zhàn)爭的參與者,轉變?yōu)橹鲃拥臍⑷苏,又再次發(fā)生人性的覺醒。
這兩次心態(tài)是如何在一對日本青年人身上演變,這正是熊育群先生想要告訴讀者的殘酷戰(zhàn)爭的另一面。同時,作者也在書中給我們一種哲學的啟迪:即任何一個善良的人,一旦加入國家機器驅使的侵略戰(zhàn)爭中,就很可能不由自主地變成一個喪失人性的殺人罪犯。
其中作者把武田千鶴子在報仇與感恩這對矛盾中的痛苦掙扎,描寫得令人動容。與此相對應,把另一位主人公中國人祝奕典淳樸的、近乎天然的把一個人當人看的“天經地義”行為描寫出來,在不經意的對比中,凸顯出中日兩國人民雖然處事的方式不同,但是卻一樣祈愿和平、渴望和平的形象。
這是作者追求歷史真相與寫真手法所達成的藝術效果,熊育群先生嘔心瀝血,深入中日兩國民間采風,14年磨一劍,這樣的作品即使日本人讀來也會深深震撼。
我的丈夫元山俊美在不到20歲時被強制征兵到中國參加侵略戰(zhàn)爭,他在15年前去世了。但是,我在讀熊育群先生的《己卯年雨雪》時,非常震驚,仿佛元山就活在熊育群先生筆下,元山俊美的經歷與小說中的日本兵武田修宏的經歷,仿佛穿越時空驚人地重疊起來。武田修宏作為一個“人”的人性覺醒,與元山的經歷有驚人的相似。
元山來到中國的時候,還沒有脫去臉上的童稚,還來不及思索“戰(zhàn)爭”意味著什么,就被推上了異國他鄉(xiāng)的屠殺戰(zhàn)場。長官們告訴元山他們這些新入伍的士兵,到中國去是為了“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是為亞洲人民造福。然而,元山在中國看到的殘酷現(xiàn)實,使他不得不開始思索:“我在中國看到的,到處是慘無人道的殺人放火,根本看不到日本兵與中國人民‘共榮’的影子!
元山曾說:“我作為侵略軍的士兵,耳聞目睹了這場侵略戰(zhàn)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和無法挽回的悲劇。雖說我是在非自愿的情況下,被強行派到中國去的,但這并不能說,我們這些人就沒有‘責任’。”
元山一直在反思和反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日兩國那場戰(zhàn)爭的悲劇。元山也想告訴日本的年輕一代,他們當年是怎么被軍國主義思想洗腦,是怎么變成一個殺人的機器的。這些真實的內心掙扎出現(xiàn)在武田修宏身上,令我感到無比的驚訝。
因此,我深切地希望有更多的日本讀者也能夠讀到這本書,從中得到“為何而戰(zhàn)”的反思。
作者出色的文字功夫,讓人贊嘆。他用出神入化的筆法,把讀者全方位的感覺——視覺、觸覺,甚至嗅覺都調動了起來。在作者筆下,中國農村清麗的田園風光,與侵略戰(zhàn)爭充滿血腥的屠殺,甚至飄蕩的腐尸氣味結合起來,把讀者帶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熊育群先生對主人公之一的武田千鶴子的描寫,作為生活在日本的女性,讀起來,我感到特別親切,就像看見自己身邊的日本朋友,細節(jié)從走路的姿勢到衣領的特點;性格從小心謹慎到敢愛敢恨,這些日本女人獨特的地方,在熊育群筆下活靈活現(xiàn),我還以為作者曾經在日本生活多年,甚至懷疑他是否有一個日本女朋友。沒想到他是通過采風得來的,不得不佩服。
這部小說還促成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2016年3月28日,在小說故事原型地湖南湘陰“長沙會戰(zhàn)”的戰(zhàn)場,當年抗戰(zhàn)的老戰(zhàn)士、侵華日軍士兵及家屬、“營田慘案”幸存者坐到了一起,舉行了名為“只求靈魂安息,悲劇不再重演”的懇談會、故事原型發(fā)生地屈原管理區(qū)營田百骨塔祭祀會和岳陽縣櫻花樹中日友好和平祈愿會。一場遲到了77年的祭祀得以舉行。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因為仍活在人世的老兵們已經越來越少了。這就是一部小說的力量,也是熊育群先生的小說所達成的歷史意義。
一部作品,可以促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進行思考,讀完書后,得到自己思考的收獲,這就是成功。我喜愛這部小說,除了看見我亡夫的身影,更在于小說寫出了戰(zhàn)爭造成的人性扭曲和人性覺醒,達到了抗戰(zhàn)文學一個新的高度,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作為一名生活在日本的民間人士,在此向熊育群先生誠摯地說一聲:“太感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