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父記”：“70后”的精神旅程(曹霞)

　　“70后”女作家黃詠梅今年發(fā)表的短篇小說《翻墻》，寫了一個喪子的父親，頗受好評。兩年前，作家李浩的長篇小說《鏡子里的父親》，其對“父親”的敘述更引起了文壇關注。事實上，每一代作家都寫過關于“父親”的主題，比如“50后”、“60后”。在洪峰的《奔喪》、朱文的《我愛美元》、余華的《在細雨中呼喊》、艾偉的《尋父記》、東西的《耳光響亮》中，作家對“喪父”的哀情、“父親”威權的傳統(tǒng)書寫進行了反抗與祛魅，濃厚的原型意味里隱含著對“父親人格”循環(huán)的恐懼。他們已然意識到傳統(tǒng)的父權、意識形態(tài)之“父”的陰影如何籠罩、支配、抽空了他們現(xiàn)實中、血緣中的“父親”，他們對“父親”施以矮化、丑化，或干脆使其消失，傳遞出寧任自己裸露于精神荒野也拒不接受某種遮蔽和懸空的勇氣。與其說他們在“尋父”，莫若說是“弒父”。

　　與前兩代作家相比，“70后”在“尋父”這一主題上表達出了精神氣韻和心靈追索的不同面相�！皩ふ腋赣H”，這個命題如同寓言一般包裹著這一代人的精神旅程，不僅是貫穿其創(chuàng)作的主題，也成為他們心靈鏡像的重要“風景”。

　　缺席的“父親”

　　與前兩代作家相同，“70后”也會對“父親”施以“缺席”的設置，而與之不同的是，父親的出走、消失并非“事出有因”，而是先天的或毫無理由可循。

　　在盛可以的《時間少女》、喬葉的《最慢的是活著》中，主人公的父親先天缺失，或很快就因病去世，從性情到存在都沒有給兒女留下“父親”的影響。在魯敏的《墻上的父親》中，父親之死是意外事故，沒有社會原因的摻入，也無涉于“歷史”、“意識形態(tài)”。在魏微筆下，父親的“缺席”來得更加無因。在《父親來訪》中，在南京讀書、工作的小玉一次次地為父親的到來做著精心準備，幸福、激動、不知所措地企望著，但一次次地落空，因為父親總是將來訪的時間一再遲宕，直到小說結(jié)束，這位父親都沒有在省城出現(xiàn)過。

　　在“70后”的文本中，“父親”的缺席純屬個體原因，與“父權”相關的宏大敘事的因果鏈在這里斷裂了。這種設置使這一代人可以越過社會和政治的障礙，直接向不在場的“父親”所象征的生命虛空發(fā)問、質(zhì)詢。在曹寇的《鞭炮齊鳴》中，主人公在墳前向死去的父親呈露成長心跡、傾談生活的疑難，便是這種“缺席”與“在場”在精神溝通上的典型體現(xiàn)。

　　“父親”形象的修正

　　正因為“父親”是缺席的，對于“70后”來說，“尋找父親”才成為必然的命運。這種“尋找”落實在文本中，是對于“父親”形象的重新修正。那個被剝除了尊嚴和人格的“父親”被重新召喚回來，“父親”之為“父親”的意義得以莊重誠摯地再現(xiàn)。

　　“父親”意味著一種純正潔凈的生活方式、一套行之有據(jù)的實踐原則，潛移默化地沁入兒女的生命脈絡。在魏微的《尋父記》中，父親在散步時突然消失，母親幾近崩潰，“我”決定以他喜歡的走路的方式去尋找他。多年以后，“我”尋父無果，結(jié)束了行游生活，結(jié)婚生子，和母親一樣成為母親，和父親一樣重復著他曾經(jīng)的道路與命運。“我”不僅長得像父親，還有意識地模仿他戴的眼鏡、表情，他察看汗毛的習慣和出門散步的方式�！拔摇蓖ㄟ^還原父親的一切(除了性別)按下了“尋父”的暫停鍵。

　　在“70后”那里，“尋父”還意味著，“父親”重新獲得了在倫理、家庭、情感、生活中的位置與常態(tài)�！案赣H”既不是可怕的、也不是可憎的，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一個有著本能欲望和正常情感的主體。在田耳的《衣缽》中，即便父親的身份是具有民間傳奇化色彩的“道士”，作家也沒有在這一問題上大做文章，而是沉靜內(nèi)斂地傳達出“從容而善良”的父親形象以及“父業(yè)子承”的樸實價值觀。

　　在黃詠梅那里，“尋父”有著其與漫長時光對峙、抵抗與和解的體現(xiàn)。在她十余年的創(chuàng)作中，除了一個“擬代”的“父親”——“契爺”外，她從未書寫過父親的形象。一直到2014年的《父親的后視鏡》，她才移筆于此。在小說中，年老無助的父親之所以上當受騙，恰恰基于他孤老心境中對溫暖情感的渴求。朱文穎的《虹》塑造了一個以激烈情欲抵抗死之將至的恐懼的哲學系副教授父親的形象，滕肖瀾的《去日留聲》描寫了一個善于讓“痛快”的話題走向“不痛快”的邏輯顛倒的父親。這些意識到生命局限而極力想以種種實踐分解之、淡化之的父親令人心緒復雜而酸楚，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父親”，他們的命運體現(xiàn)了現(xiàn)實生活中被忽略、被冷落、被隔膜的孤獨老者普遍性的境遇。

　　在當下，意識形態(tài)和宏大歷史的規(guī)訓在人們的生活中日漸消退，但它們的流風余韻以及“人”所面臨的精神、物質(zhì)困境卻成為新的拘囿，這無疑是另一種飽含現(xiàn)實影像的當代史、生活史。通過對“父親”的尋蹤，“70后”書寫下的，是一個時代的倒影。

　　“歷史”中的“父親”

　　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父親”與“歷史”有著天然的、內(nèi)在結(jié)構的聯(lián)系。在蘇童的《河岸》、艾偉的《風和日麗》中，“父親”與歷史形成了異質(zhì)同構的存在，意味著“血統(tǒng)論”、“政治”、“階級”等權力法則和價值譜系。

　　“70后”并不回避“父親”是生活在“歷史”之中的，他們有的“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同齡”，有的經(jīng)歷了抗日戰(zhàn)爭、國族建設、“文革”、改革開放等重大歷史階段，但他們這樣設置并不是為了賦予“父親”與“歷史”共在的宏偉修辭，而只是將之作為丈量他生命長度的標識，或者烘托他性格特性的背景。

　　在李浩的《如歸旅店》里，父親在抗戰(zhàn)時并無壯舉，他對日本人、兵匪、戰(zhàn)爭的態(tài)度都是圍繞著“富�！鄙�活的夢想而展開。在他的《鄉(xiāng)村詩人札記》和《英雄的挽歌》中，殘酷荒誕的“(后)文革”時代被挪作小說的敘事背景，為“父親”性格的形成和強化提供了戲劇性的契機。他的《鏡子里的父親》對歷史中的父親形象進行了打撈，但作家的重點在于突顯“父親”的家庭關系、生命遭際和命運走向，而非波瀾壯闊的歷史書寫。

　　將“父親”從“歷史”的同構關系中剝離出來，還原其“常人”的本色，這種單純化的處理方式是“70后”在“尋父記”中顯現(xiàn)的敘事特質(zhì)，這將他們與前后代際的作家區(qū)別開來，也顯示了這一代人獨特的歷史觀和生命觀�；蛟S正是因為他們沒有宏大敘事與意識形態(tài)的負重，也沒有沾染經(jīng)濟發(fā)展時代對血緣親情的拋置與漠視，反而可以直接返回至生命的源頭，在那里探尋、追索“父親”的蹤跡，重新接通對“父之名”的親近與記憶。

　　“尋父”，或“尋找自我”

　　對“父親”的重新書寫，其內(nèi)里是“70后”對于“人”、對于“本相”的還原與尊重，他們依循“父親”的生命肌理去勾勒、編織他的形象。他們的想象力附著于父親身上，有時會顯現(xiàn)出奇幻、豐沛、葳蕤的質(zhì)地。比如在朱山坡筆下，父親癡迷于鳥，最后與鳥一同失蹤；在李浩筆下，父親變成了雞、鳥、蜜蜂、蟬、甲蟲、老鼠。雖然這些描寫帶有布魯諾·舒爾茨等前輩的痕跡，不過，與前代作家在“父親”身上寄寓著無法安身于現(xiàn)實的恍惚感不同，在“70后”那里，異化的父親并不具備國族意蘊或政治修辭色彩，它僅僅作為“陌生化”敘事的一部分，觸碰著、勾連著這一代人對“父親”的重新認知。

　　“尋父”的實質(zhì)是什么？這個問題隱含著以下思考：面對已然被前幾代作家蕩平的“父權”的廢墟，“70后”失去了反叛的對象，他們置身于虛空之中而不知何所作為，這也是他們長久以來無法形成強有力自我認知的原因。他們艱難地尋找“父親”，重建“父親”的形象，實際上是在探索“自我”，如魏微所說，“去尋找我們自己”。這是一種未完結(jié)的狀態(tài)，卻不必悲觀，因為“尋找”這一行為意味著主體的精神內(nèi)層依然具有結(jié)實的、源源不斷提供能量的生發(fā)力。這種力量，是“70后”在晚熟之后還能繼續(xù)向著藝術內(nèi)核深掘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