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的境界(凸凹)

　　世界讀書日臨近，不禁對人為什么讀書，換言之，讀書對我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義，進行一番思考。

　　思忖一番之后，感到，人之所以讀書，大概有這么幾種目的和原因——

　　一曰“消閑”。正如張中行先生云：“人就是這么一種奇怪的生物，忙了他(她)叫苦，可是閑真來了，他又會閑情難忍，喊‘月長似歲’。”怎么辦呢？就依自家所好，想辦法“消閑”：可與同道飲黃酒，或串門子道短長，或網開一面與人對弈，或入歌廳卡拉OK……但諸多妙法均有局限，須有物質，須有黨朋，須有這方面的技藝和興味。若首無物質，次無黨朋，又無技藝興味，居家枯坐，便只有向書乞援。不管是什么書，只要讀下去了，凝滯的時光，便如澗底的暗流，兀自流走。

　　在市井上，往往會看到攤頭小販捧花綠小報而讀。那并不是在“消閑”，而是在這次贏利與下一次贏利之間，用書報來平息第一次贏利的亢奮，等待第二次贏利的到來。與其說是在“消閑”，不如說是在“消忙”，概小販的一種心理調劑也。

　　二是“求知”。這是讀書的功利性所在。立身、升遷、發(fā)財、混跡社會，均要有一技之長。這一技之長，或從現實中來，或從書本中來。從書本中來，便是“求知”。所以，讀書“求知”，是一種中性的過程，培根所言“知識就是力量”并非玄談，而是有普遍的意義存在。特別聲明，“求知”為社會進步的那層意思，因人人都明白，便勿用饒舌。具體地說，“求知”還有兩層“雅”的境界在：一是教化，一是寫作。要想說服別人，先要自己“懂”，自己照“章”樹典范，然后去“傳授”，盡教化之功。這種人極具犧牲精神，追求知識不是為了完善自我，而是充當“利器”，可愛得令人垂淚。讀書為寫作者，是文人之常見病。概文人自視比凡人聰明，總覺有“大智慧”、“大情感”要時時遺布給凡人。其實文人亦是凡人，激情之下的話說得差不多了，也覺腹內空空，就找書本，從書本中躉些貨色，仍“遺布”給凡人，始終硬撐著一種“精神師爺”的門面，雖然煩累不堪，但畢竟盡著“靈魂工程師”的責任，也是可敬的。

　　秦牧老已羽化成仙，便敢說一句不恭的話：他的“知識性”散文，到后期愈來愈引發(fā)不了讀者的熱情，便是他“躉賣”得太多。而冰心先生的晚年散文卻能在讀者中激起更大的波瀾，是她老老實實地說了一些真情話、真心話。

　　人與書的第三種情形，便是“浸淫”。清代思想家戴震認為，“凡事皆有欲，無欲則無為矣”。又說，“有欲、有情、有知”是人的本性，否認了這一點，便否認了“人之成為人”。同原始人的“食”、“色”本性一樣，“有情、有知”亦是人的一種天性，這種天性的文明表現便是讀書的欲望。只不過“食”、“色”的本欲，無心人也可附體，“讀書欲”只是被有心人延續(xù)罷了。這有心人便是歷代的讀書人。

　　于是，讀書之為欲，便如耽于美色一樣，整個身心投入，不問功利，沉浸其中，不可自拔。此境為“浸淫”。

　　“浸淫”是與書血淚同感——讀到激昂處，慷慨悲歌；讀到憤怒處，作河東獅吼；讀到纏綿處，竟撫杯中月以約琴音。進到這般境界，讀書之“消閑”便顯得過于奢侈；讀書之“求知”便顯得太“隔”。此時，書我為渾然一團，書即我，我即書；書便是生命，書便是生活。

　　與書“浸淫”的讀書人，久而久之，自然亦必然地生出個人的讀書情味，對周氏兄弟，便有喜周大先生與喜周二先生之分�！坝型�嗜焉”的讀書人，便自然而然地成了朋友：無須金錢，無須利益，心儀之，神往之。舉一自身小例：《光明日報》副刊上，開了讀書欄目，伍立楊兄與我一同撰稿支持。常讀對方文章，便發(fā)現“有同嗜存焉”，便感到親切和溫暖，感到讀書人其實并不孤單，也無須自哀。便雖未謀面，神交已深。待致函問候，話語果然如經年老友，喜煞人也。

　　由此，文人之間，有一種因喜其文便喜其人，甚至諱其瑕疵、忌他人指摘的現象在，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

　　至于普通人，在書香里浸淫久了，會有不凡的氣質，會對世相有了“通透”的眼光，就少了偏執(zhí)和戾氣，就有了心平氣和的生活態(tài)度。另外，好的書籍，都心存善意，對人進行真善美的引領，讓人“學好”。久而久之，人們就有了健康的情趣、好的操守和善解人意的習慣——即便不憤世嫉俗，也能潔身自好，不入污流；即便不能激濁揚清，也能善待他人。況且還能增長辨別是非的能力，自然而然地抵制消極與陰暗，有了陽光的性情。如果人人如此，社會就和諧了。所以，蘇格拉底所說，知識就是道德，是對的。能夠與書為伍的人，肯定是注重自我修養(yǎng)的人；能夠以讀書為重的社會，肯定會涵養(yǎng)出講良知、講同情、講公平、講正義的社會氛圍——起到物質和金錢所不能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