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恩永恒——讀寧宗一先生的《點燃心靈之燈》(田本相)

　　我們南開習慣稱老師為先生，這里也習慣把寧宗一教授稱作寧先生。他將他的《點燃心靈之燈》寄給我，讓我這個做學生的寫序，不敢不敢，但可以寫一篇讀后感言。老實說，我的負擔還是比較重的，我囑咐我自己萬萬不可心急。每天清晨精心拜讀，似乎沉醉在他多年來，以他自己的點燃了的心靈，寫下的這一篇篇感人肺腑的詩篇里。每天都跌在感情激蕩的漩渦里，每天都在敲擊著我的靈魂，勾起的是連綿不盡的回憶和沉思。

　　這個集子書名——《點燃心靈之燈》，就帶有濃濃的詩意。副標題是“致恩師、先輩和摯友”，而他的“題記”，卻寫下這樣的重話：“誰忘記歷史，就會在靈魂上生病。”我深深感到，這并非一般的悼念恩師、追憶亡友的文字。這里不僅寄寓著他的悲哀和沉痛，更蘊蓄著他對三代知識分子命運的沉思。它是足夠敲擊你的靈魂和啟迪你對歷史的探問了。

　　集子大體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對恩師的懷念，他們是李何林、華粹深、王達津、許政揚、朱一玄、來新夏教授等，這些老師，也是我的恩師，不僅讀來感同身受，而且由于他的帶有哲思的悼念，更引發(fā)我的萬千思緒，以及對歷史的反思。第二部分是對先輩和摯友的紀念文字，如劉葉秋、王季思、傅正谷、傅繼馥、李厚基和郝志達先生，這里可見宗一先生對先輩和摯友的真誠和尊敬。尤其是寫他和郝志達五十年的故事，讓我終于看到他們之間那種難能可貴的友誼。在宗一先生坎坷的人生中，在那樣一個風雨如磐的歲月里，志達一直在愛護著宗一先生，甚至是在保衛(wèi)著他。于此也投射著宗一先生這個第三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也足夠讓人深思的了。為什么總是有才華的學者命運多舛呢？還有一部分是雜文，如《考據(jù)，不應遮蔽審美的視線》，是同大師陳寅恪商榷的；《21世紀，以東方文化為主流》，則是批評季羨林老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前前后后反復不定的立場；《“中人”考辨》是同錢鐘書先生討論的。由此，也可看到宗一先生的學術(shù)精神。

　　但是，給我印象最為深刻，也最引發(fā)我思考的還是他懷念老師的文字，其情感之真，其寄寓之深，是最讓我刻骨銘心的，也是最讓我思考的。他在寫他的恩師華粹深教授一篇文章中，標題為：《師恩永恒》，這四個字凝結(jié)了他對師恩的最深切的感受，但我以為他更提出了一個熔鑄著傳統(tǒng)精神的現(xiàn)代倫理道德命題。這一點，是我想著重討論的。

　　何謂“師恩”，“師恩”何在？又何謂“師恩永恒”？宗一先生在他對老師的懷念里，作了最剴切的回答。

　　其實在中國的為師之道中，是不求報恩的。韓愈說，為師之道在于傳道、授業(yè)、解惑；僅就“傳道”而言，也并非只是言傳而更在于身教。因此老師之恩澤首先體現(xiàn)在他們的高尚情操和風骨上，表現(xiàn)在他們對為師之道的繼承和發(fā)揚上。像“何林師一生從事革命、教育和研究等工作，貫穿于先生生命與心靈深處的是他永遠的賦予，而從不要求回報。因為先生總是按照自己的良知行事，所以他沒想到過誰會回報他。何林師的磊落博大的胸襟，更表現(xiàn)在對于那些反對過他、殘酷地整過他的人。先生對于這些人的態(tài)度，一是以自己的良知直面這些人的心靈深層，讓他們了解真相，幫助他們改正錯誤；二是既往不咎，而且在以后相處過程中以一視同仁的態(tài)度待之。現(xiàn)在想來，如果不是一位秉社會良知、靈臺澄明的大勇者，是無法達到這種人生境界的”。何林師，他的為人種種，在南開，在學術(shù)界是有口皆碑的。雖遭受種種打擊，但始終正道直行，他的高風亮節(jié)，儼然有著中國文人的風骨。

　　許政揚教授，看來是一個文弱的書生，但是他在迫害面前始終沒有低頭，最后的自殺，顯然是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堅持學術(shù)尊嚴和人格尊嚴的體現(xiàn)，他的死并非孱弱的表現(xiàn)，而放射著士可殺不可辱的寧死不屈的光輝。他以他的死抗議著那個動蕩的歲月，在他文弱的外表中有著一個強大的靈魂。這些，正是“師恩”之所在。

　　“師恩”還表現(xiàn)在他們對學術(shù)的堅守，對學術(shù)的忠誠上。華師在“文革”前就是小說戲曲研究室的學術(shù)帶頭人，一直為南開中文系建成全國知名的研究中心而努力。經(jīng)過十年“文革”之后，“1979年南開大學中文系建立了古典戲曲小說研究室，華師被推選為主任。他在病床上仍然十分惦念研究室的工作。每當我到醫(yī)院看望他時，他總叮囑我：研究室初建，要有個計劃，有個方向，注意后備力量的培養(yǎng)。他甚至想著研究室珍藏的那一批戲曲唱片，讓我們注意，別使它們受潮，該轉(zhuǎn)錄到錄音帶上的要立即著手做。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卻又發(fā)現(xiàn)他顯得煩躁不安。初時，我以為是病痛折磨所致，但一經(jīng)詢問，他就痛楚地對我們說：‘我這個研究室主任完全是掛個名，做不得實際工作，我心里總是不安�！�他說得真實極了，誠懇極了，沒有一點點矯飾，我簡直看到了他那認真的謙虛的仁厚的而又是透明如水晶的心�！奔词乖诖蟛≈�，想到的仍然是他的學術(shù)責任和擔當。  

　　宗一先生對他的恩師許政揚先生的治學精神、博學多才和個性魅力，有著深刻的感受。他說他第一次聆聽許師講課時，“首先是一種嶄新的感覺：用練習本寫就的密密匝匝的講稿；講課時舒緩的語氣中具有頗強的節(jié)奏感；用詞用字和論析充滿了書卷氣；邏輯性極強，沒有任何拖泥帶水的枝蔓和影響主要論點的闡釋；板書更極有特色，一色的瘦金體，字體修長，筆姿瘦硬挺拔，豎著寫，從右到左，近看遠看都是一黑板的漂亮的書法。”

　　許師的治學方法，曾經(jīng)得到何其芳先生的贊許，在他給許師的一封親筆信里，說他寫的論文《論睢景臣<高祖還鄉(xiāng)>》，“不是為考據(jù)而考據(jù)，而是為揭示作品的真實的社會思想底蘊，所以是古典文學研究的正確途徑”。在宗一先生看來，“許師最大的研究特點在于，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tǒng)的樸學，集其大成而創(chuàng)立了文學研究的歷史主義方法，即以真實為基礎，以考證為先行，聯(lián)系和扣緊文本的外在因素(時代、環(huán)境、影響、作家生平等)，同時保留對作品本身的審美意趣和藝術(shù)的敏感與直覺。這無疑是一種靈性和智性高度結(jié)合的新實證主義的批評方法�！�

　　宗一先生認為許師的學術(shù)精神，正是“我們需要接住從死者那里遞過來的燈。許師的仙逝和他最后無言的思想，給了我生活、寫作、堅守和承受一切的力量；他的死也促使我對自身命運的認知。我等待，我樂觀地等待被‘點燃’的那一個時刻”。

　　宗一先生對王達津先生的治學精神，也是由衷地感佩。他認為達津先生才情過人，學問淵博�！爱斘颐鎸�達老時，無論是他回答我幼稚的問題還是聽其獨自抒發(fā)感興，那真像是在古今中外、經(jīng)史子集中神游。他常從學問談到人生，又從人生況味中談到學術(shù)的精義。而我則在休閑式的傾聽中，領略先生的音容笑貌，觀察他的心態(tài)流變。在他斷斷續(xù)續(xù)的話語中，你定會感受到他那天縱之神思，那機鋒妙諦，這一切都從他的嘴角流瀉出來，使你享受的是靈動的思想與藝術(shù)的感覺�！�

　　對于歷史系的來新夏先生“難得人生老更忙”的治學精神，他也是贊嘆不已。啟功先生給這位愛徒慶祝八十歲壽辰的詩句：“難得人生老更忙，新翁八十不尋�！�。來新夏先生，就用恩師的詩句鞭策自己：“又一次申明他是如此喜愛這種在‘忙’中享受的有意義的高貴的生活方式！如果我們把前后兩段文字比照著看，這無疑是一次文化使命的宣言：即永遠不放棄他的學術(shù)追求，永遠不放下他手中的筆，永遠把傳道、授業(yè)、解惑作為他的人生最高目的�！敝钡剿�去世，都履行了自己“有生之年，誓不掛筆”的諾言。

　　“師恩”還表現(xiàn)在他們對學生的仁愛之心，對學生的呵護、愛護甚至把學生看成自己的孩子，可以說他們把自己的一生都給了學生。何林師自不必說，我在我寫的《李何林傳》中，記敘了他對許許多多學生的無私的體貼和援助，學生們正是從他的父親般的關(guān)懷中，感到師恩。

　　這里，我特別提到華粹深教授對學生的仁愛之心，他的善良、仁慈和賢良，使他的每一個學生都感受到他的恩澤。

　　宗一先生深有體會地說：“我覺得，在我們的師長中，華先生是一位最有親和力、最慈祥的老師，他的愛心不僅僅是像有人說的因為他膝下無子女所以愛孩子，而是一貫地把他的學生，不分男女，都看作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親人，而師母在這方面又使得華先生人性的光彩更顯得鮮亮，更顯得突出�？傊�我們在座的絕大多數(shù)學生都是受惠者，華先生和華師母的恩情是我們難以言說的�！�

　　還有他對許政楊先生那種無微不至的關(guān)懷，在那個年代，他既不代表組織，似乎過去也沒有更深的交往，但卻成為忘年交，華師就好像一個默默地守護著許政楊的愛神。

　　“師恩”表現(xiàn)在傳道授業(yè)解惑的誨人不倦的精神和品格上。當宗一先生最初成為許政揚先生的助教時，“許師仔細聽了我的自我介紹——忠誠老實地交底——沉吟片刻后說：‘我先給你開個書單，你從現(xiàn)在起就邊講課邊讀這些書�！瘍扇�天后我就收到了許師給我的一篇三十部書的書目單。這是一個既‘簡明’而又沉重的書目，從朱熹的《詩集傳》，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的《楚辭》，一直到龔自珍的詩。三十部書中竟包括大部頭的郭茂倩編的《樂府詩集》和《昭明文選》以及仇注杜詩和王注李詩。許師看我面有難色，于是做了如下的說明：一、這些書都要一頁一頁地翻，一篇一篇地看，但可以‘不求甚解’；二、這些注本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具‘權(quán)威性’的，注文要讀，目的是‘滾雪球’，你可以了解更多的書；三、把有心得的意見不妨記下幾條，備用備查。一紙書目，三點意見，對我一生教學治學真是受用無窮。我就憑著這三十部書為基礎，教了三年歷史系的文學通史和三年外文系的古典文學名著選讀，應當說基本上沒出現(xiàn)大的紕漏。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我一步步明辨出許師的一片苦心。第一，我的國學底子太薄，必須先打基礎；第二，讓我硬著頭皮苦讀幾部較大部頭的原著，如郭編《樂府詩集》和《昭明文選》，而不讓我先看各種流行的選本，目的就是為了讓我避免某名牌大學出來的畢業(yè)生竟不知‘古詩十九首’出自何書，樂府詩又是怎樣分類的！在這里我還要重重地提一筆，上世紀50年代的南大中文系由李何林先生定了一個規(guī)矩，青年助教上課前必先在教研室試講，正式上課時，導師要進行抽查。我在給歷史系講文學史課時，李師共聽了三次課，而許師竟然隨堂聽了六周課。李師一般多從技術(shù)上和儀表上提出意見，比如板書太草，寫完擋住了學生視線以及說話尾音太輕，后面學生聽不清楚，以及中山服要系好風紀扣和皮鞋要擦干凈，等等。而許師則著眼于講授內(nèi)容的準確性，分析闡釋上的科學性，等等。對讀錯的字，也一一指出，即所謂匡正悖謬，補苴疏漏。而我也要在下一次上課開始時，向同學正式糾正自己講錯了的地方。這樣從對青年教師的嚴格要求開始，就奠定了南開大學中文系嚴謹?shù)膶W風和科學的教學規(guī)范�！蔽抑�所以這樣引用宗一先生的記述，是在這記述中，深深烙印著宗一先生對“師恩”最深切的感受，這樣的恩澤，是很難用言語所能形容的。老師把自己的心血都竭誠地交給給了弟子。于是中國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說法。

　　尤其令我感動的是許師的研究生黃克，記述許師在病中授課的情境，可以說是“師恩”的最高境界了：

　　1961年考上研究生的時候，我的導師本是華粹深先生。而華師和許先生乃忘年交。是受華先生之托，許先生才為我開這門課的(指“元曲語釋”一課——引者)。但很快我就感到這對許先生的身體來說是多么沉重的負擔。當時，他正患嚴重的肝病，臥床已有數(shù)載。給我講課時，也只能坐臥在床上。望著他那浮腫的臉龐，我真不知道他能堅持多久。

　　但是一當步入正題，憔悴的目光立即顯出異彩，思路是那樣縝密，語言是那樣富于機趣，旁征博引有如歷數(shù)家珍，侃侃而談真是滿腹珠璣，在小小的一張卡片之上，在寥寥的幾條提綱之間，竟如無垠的知識空間，任其恣意游衍。我坐在對面也隨之神往，以至忘記折磨著他的病，以至停下記錄的筆。直到師母下班回來，勸他休息，他才又回到病魔的糾纏之中，頹喪了下來。此后，隔周一次，從1962年4月一直進行到8月，雖因其病情變化，時有間斷，但只要略有好轉(zhuǎn)，他都極力把課補上，在我的筆記本上就有“7月31日”、“8月1日”接連兩天講課的記錄。為我的啟蒙，許先生是傾注了心血的。也正是這種諄諄的教誨，眷眷的期望，激勵著我，整理筆記、補充材料，認真讀了幾本書。短短的五個月，成了學生時代最有收獲也是最值得回憶的黃金時刻。

　　我看到這里，我哭了。真的是師恩永恒，令人永志不忘。

　　這些，就是老師對學生的大愛，自然也是“師恩”之所在。

　　如果說以上所列“師恩”的種種表現(xiàn)，已經(jīng)足以說明“師恩永恒”了；但我以為宗一先生的“師恩永恒”之說，還在于提出一個倫理道德命題。師恩的永恒性，不僅僅是一個深謝恩師的美譽，而是說在當代它應是繼承中國傳統(tǒng)的為師之道，并應成為當代中華民族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

　　我很贊成李澤厚先生的看法：“這種傳統(tǒng)的‘仁義’感情和‘天地國親師’所謂信仰，對今日現(xiàn)代生活仍然可以有引導、示范但非規(guī)定、建構(gòu)的作用�！痹谒�看來，“師者，傳道、授業(yè)、解惑也。”究竟“傳”什么“道”，“授”什么“業(yè)”，“解”什么“惑”？他認為“從中國的傳統(tǒng)來說，這指的是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經(jīng)驗的歷史主義不但不僅是中國實用理性的特性，而且也是中國文化的特征�！畮煛�的真實意義就在這里。”可參看李澤厚《倫理學綱要》第三節(jié)《天地國親師》。而宗一先生在“題記”所說的，“誰忘記歷史，就會在靈魂上生病”，也是這樣的道理。

　　在當前世道衰微，師道失落，師不守師道，生不守生道之際，宗一先生的“師道永恒”之說，就有著振聾發(fā)聵的警醒作用。它既是對師恩的情感的詩性的概括，更是對倫理道德的提升。

　　宗一先生能夠?qū)懗觥饵c燃心靈之燈》，絕非偶然。起碼在南開中文系，甚至南開的文科院系，還沒有一位他的同齡人，像他如此癡心地持久地書寫對恩師的悼念，對老師命運的拷問。這些，終于讓他產(chǎn)生一種難以抑制的激情：“我們難道不應該接過逝者遞過來的燈，去點燃自己的良知嗎？”因此，寫作《點燃心靈之燈》就成為宗一先生意識到的歷史責任和擔當。而這些，讓我想到他就是曾經(jīng)被點燃的一盞燈。

　　盡管他讓我叫他寧兄，他比我大一歲，但我人前背后都親切地叫他寧先生。他的的確確是我的授業(yè)老師。我上大一的時候，他已經(jīng)在學報上發(fā)表了大塊文章。記得是在大躍進，大批厚古薄今之際，老師們上課都心有余悸，可他給我上宋元文學史課，在課堂上神采飛揚，意氣風發(fā)，口若懸河。我不但看到他的導師許政揚先生的風采，更直接感受著他的才子氣。老實說，那時，我不知別人，起碼我是把他作為心儀的學術(shù)榜樣的。

　　我雖然同他沒有更為深入的交往，但是，他的坎坷的命運，我是知道的。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他也總是被命運捉弄著。我更不能理解的是他竟然被迫離開中文系，使中文系的中國古典戲曲小說的研究失去一個學術(shù)帶頭人。但我不能不說，他在南開中文系第三代知識分子中是最杰出的一位，在這里他同他的老師們的心靈、命運是血肉相連的。

　　他是一個有情有義的學者，在這個集子里，他那些懷念老師和摯友的文字，字字句句都滲透著他的真情。他說他也做了一些傻事。但是他那個對于師友的真誠，對學術(shù)的真誠，尤其他那種口無遮攔的率真?zhèn)�性，我倒覺得他的人格就像是一個晶體，是透亮的。

　　謝謝他這部珍貴的書，給我們留下最珍貴的歷史，最珍貴的感情，最珍貴的心靈之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