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云曾說過,寫作和生活,一點都不能偏的。人最終完成的是一個美的造型。艾云寫作的出發(fā)點,很像她一本書的名字《為自身和歷史》。艾云的寫作始于對個體肉身之人的追問,沿著個人生存的真實情狀而展開,在對自身的欲望、罪感的施洗中,對有限性時間的深刻體驗中,找到她要說的真和準的話。拯救從自身開始———這使艾云的聲音一開始就有了可信、可感之處,不是宏大道理的代言人,卻在普通中高貴,在沉淪中拔擢。多少年來,尤其近年來,中國學者習慣于宏大敘事,習慣于對西方理論的闡釋與演繹,卻忽略了對自身的打量、拷問以及負責。艾云不擺著學者的架子做學問,她認為身心明媚的女人才能給世界以鼓勵。她迷戀現(xiàn)世的細節(jié)與美好,卻又窺見了深淵———歷史的、人性的、文明的、藝術的真正脈絡。她在對于自身經驗和整體性生活的反省與追問里,對自身和歷史負責。
因為艾云對于經驗的尊重,使得她的寫作帶有難得的直接性和生動性。事實上,雜亂經驗的清理俯瞰,不是憑善良的愿望便可去做,它要求有整體生活高度、有綜合美感者方可。艾云多年來向著美好聚神的生活,為這寫作做好了心性準備;而多年來的西學研讀背景,也使她的思之參照系在人類生活的大背景中,系在人類文明的巔峰。這使她的寫作具有了整體生活高度、綜合美感和獨異的智性,當然還有艱苦的勞作。我想這應該是現(xiàn)代性寫作區(qū)別于農業(yè)時代寫作、知識性寫作及功利性寫作的一個標志,也是深度寫作的一個標志。因此,艾云能夠對現(xiàn)代性語境中歧義紛紜的問題或話語作出更人性的理解。2006年始,她在《花城》推出“艾云專欄”。2009-2011年連續(xù)三年,她在 《鐘山》開“事物本身”專欄。這些文字后來結集為《尋找失蹤者》和《玫瑰與石頭》。艾云的寫作和她的生活一樣,沒有受到諸如時代、時潮、文壇的裹挾,她迷戀生命之間的愛,迷戀嚴肅的事物,向著非功利的方向思想與寫作。這使她的寫作既感性又超拔,一如她帶給我的第一也是經久的印象。
在艾云的思之歷程中,會明白艾云為什么會寫出《我的痛苦配不上我———女性的宿命與憂傷》這樣一本書。在這些年中,艾云心痛地經歷了自己的文友如萌萌、余虹的英年早逝,看到或近或遠的一些朋友被疾病擊中,她自己也曾因早年的不易生活積攢下身體的不適,經歷了幾年持續(xù)的中醫(yī)調整。她思考身體這個載體是怎么回事,個人的悲劇性命運是怎么到來的,精神和肉體該是怎樣的互為……
之前,艾云的文字談論的是生活的界限、表達的終極、倫理的方寸、文人的處境、藝術可能存在的方式、藝術家的生態(tài)與心態(tài)、思想史的軌跡、知識分子的認知限度等等,更偏重于精神、審美和生命倫理問題;《我的痛苦配不上我》,簡單地講,就是談疾病,談我們怎樣才能身心健康地活著,更關乎每個人。
艾云談人們的習慣性細節(jié)和觀念。中國人多年來的盲從和昏聵的生活背景,使人們對自己生活方式和習慣有種種的不明察,致使每一天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tài)度在我們的身體里積累下病根。艾云談到醫(yī)生和患者雙方布下的魔陣和陷阱———對醫(yī)療器械和藥物的依賴,尤其是抗生素的濫用。在大環(huán)境對你不夠負責的前提下,患者要學會找到正確的渠道,進行自我救贖。這自我救贖包括:暢通的脈絡、溫暖的空氣、普通的糧食、必需的勞作,以及由此帶來的充沛的血與氣。這看起來簡單,其實很難做到。
艾云寫到了蘇珊·桑塔格,這個寫了《疾病的隱喻》 等著述的杰出女性批評家把自身的疾病、受難體驗,轉化成文化現(xiàn)象,用隱喻之筆,寫成人類面對苦難時的普遍經驗,最后能夠說出:“我的痛苦配不上我”。在《誰的個人悲傷》里,艾云寫她自己,討論的是困頓之家出身的人,其身體所患疾病的淵源。她寫道:“人擁有生存的覺悟和日常生活的智慧,學會自我呵護,對于個體命運是多么重要。而個體命運的好與壞,又構成了一個民族的歷史綿延。”“身體屬于個人,又不僅僅屬于個人。因為當我們在昏聵中迷失時,個人的悲傷將衍化成民族的痼疾!
艾云說著大時代忽略的小細節(jié),卻觸及著大時代的深切問題。這是艾云的一貫筆法。“如果社會處在正常狀態(tài),那頭腦清醒、懂得如何安排自己身體的人,才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工作和日常,推及大的方面,這樣的人也才懂得制度的安排!薄懊篮玫木衩婷,從來都是社會財富不可缺少的部分。”想想可不是嗎?從個人生活到社會生活的粗鄙化,使得我們的水源、空氣被污染,食品無保障,交通大擁堵……所有的小問題,都和大問題相連。
遇到這本書的人,或許從此會更懂得如何珍惜身體,在細節(jié)和觀念上改變自己,活得更健康、更明澈、更美好,再以此滲透和影響公共生活……或許我們的生活史、社會史就是這樣悄然改寫著。在這個時代,我們倍感文字的虛無,但分明又感受到文字撬開板結的生活的驚心力量,如思想者艾云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