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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九講》以“對話空間”開篇,談的是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因為是“對話”、是人在說話,所以讀來親切;而事實上,這整本書都像是你的一位朋友在向你講述他所理解的沈從文。正是以這樣一種傾談的方式,作者儼然在同沈從文與沈從文的無數(shù)讀者———過去,現(xiàn)在,乃至未來的———對話。在這個意義上,書名中的“九講”,我更愿意將之讀成是講話的講,而非講課、講座、講義的講。后者總予人言之鑿鑿、斬釘截鐵的印象,不免教人生畏;前者卻是“即之也溫”,留下了更多日常對話的痕跡,譬如遲疑甚至沉默。
六年前我第一次讀到本書中的幾篇文字,最不能理解的,偏偏就是這個沉默。那時剛接觸文學(xué)研究,卻也多少讀過些學(xué)者文章了。印象里研究者更像是些訓(xùn)練有素的外科醫(yī)生:拆解文本,儼然要揭開作家的大腦皮層,窺見種種不可告人的心思;手術(shù)工具也齊全,各色理論一字排開。作為讀者,他們總是顯得太強勢,有時甚至不容作家自己把話說完,你聽到的,往往是他們的聲音,文本本身倒像是在附和研究者的高見了。而張新穎則太不一樣了,他的講述始終是貼著文本的自然脈絡(luò),一節(jié)一節(jié)慢慢講下來;而他的解讀則常只是寥寥幾句,或整個地隱在了敘述背后。有時候我甚至希望他可以再多講一些。
這回重讀才明白,正是這樣一種沉默,教我如何真正做好一個讀者。畢竟,沉默不是不言語,而是克制著不讓研究者的聲音壓過作品本身的聲音!皩υ挕敝
以可能,首先要求我們學(xué)會聽。
我愿意將這份沉默也看成是文學(xué)教育的一部分,或許,也是最難的一部分。講《從文自傳》,張新穎將沈從文聽到的聲音、看到的顏色、聞到的氣味都原原本本記下———“蝙蝠的聲音,一只黃牛當屠戶把刀剸進它喉中的聲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黃喉蛇的鳴聲,黑暗中魚在水面潑剌的微聲”;講《湘行書簡》,作者讓我們得以聽到回鄉(xiāng)船上沈從文聽到的———“羊還在叫,我覺得希奇,好好的一聽,原來對河也有一只羊叫著,它們是相互應(yīng)和叫著的。我還聽到唱曲子的聲音,一個年紀極輕的女子喉嚨,使我感動得很!庇刑噙@樣的段落,我疑心會被多數(shù)專業(yè)讀者刪削在論述之外,張新穎卻懂得把它們都保留下來。而這些文字所帶出的,正是“一個人連續(xù)性的生活史”。這種連續(xù)性,曾被太多論者的聲音一再打斷。《沈從文九講》卻有這種力量:它讓你隨講述者一起靜下來,屏息傾聽。你仿佛可以聽到沈從文如何由這種種有聲與無聲所引領(lǐng),觸及有情眾生的情感與求生向上的意志。
在這個意義上,沉默作為一種文學(xué)教育,最終是讓人學(xué)會向文學(xué)敞開,學(xué)會誠實面對我們的生命經(jīng)驗。沈從文最好的那些作
品,如同所有最好的文學(xué)一樣,面向并且照亮我們個體生命與歷史長河中那些無從被理性化解的傷痛與裂痕。面對它們,真的不必強作解人。說到底,是文學(xué)讓我們卸下防備與偽裝,直面這一切傷痛、這一切人力無從扭轉(zhuǎn)的悲哀。如此戰(zhàn)戰(zhàn)兢兢,卻也如此坦坦蕩蕩。
我進而想到沈從文《邊城》里那些“呆望著”洪水災(zāi)難的人們。他們是沉默的,正如講故事的沈從文在面對他們的悲哀命運時,也是沉默的,不多說一句的。沉默是體會、默認和領(lǐng)受,而唯有誠實謙卑地領(lǐng)受,才能聽見作品與這個世界本身開始說話———向你說話。
因而,“沉默”未嘗不是另一種對話,更深的對話;它觸及一時一地的表象之下一種更深沉幽微、也更強大的力量。
在“忘乎所以”的時代巨變背后,沈從文讓我們聽到那個終將吞沒一切、也將化解一切的廣大無邊的沉默———它既吞沒一切人力的造作,如同洪水如同所有災(zāi)難,教人領(lǐng)受天地的無情與人的有限;它也化解人類歷史中的種種虛妄與傷害,“莊嚴沉靜”,正是天地對人最大的包容、嘉許與寬忍。如本書開篇“對話空間”中所說,《邊城》 不但寫出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更寫出了“天地有大美而不語”。天地的無情無言與生生不息,實實在在地貫穿了沈從文一生的創(chuàng)作。
更進一步的,作者雖未明言,但“天地不仁”與“生生之德”外,想來也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層意思在吧。我們都知道,沈從文早年致力文學(xué),而后“轉(zhuǎn)業(yè)”成為歷史文物研究專家,看似是截然不同的工作,張新穎卻讓我們看到,一個人怎樣將“文學(xué)家”、“思想者”與“實踐者”三種身份貫通在自己的生命之中。歷經(jīng)一次又一次“時代程序”與“歷史奇觀”的安排與改造,沈從文的“自我”反是愈發(fā)凸顯其頑韌與堅定。唯其如此,我們才能理解“工作”之于沈從文
的特殊意義:或許,“工作”本就是一種自我與世界對話的努力。而沈從文一生不曾停止的工作,也便見證了“我”與這個世界一生不曾停止的對話。文學(xué)寫作是如此,文物研究也是如此。
這也是為何沈從文一生中最大的兩次精神危機,究其根本,無不源自憂慮于“自我”與世界將失去聯(lián)系。一方面,他人的工作方式多“無知”或“虛偽”,一切只由時代風潮所鼓動,絕無可能與世界建立更為真切持久的聯(lián)系;另一方面,沈從文不得不自問:一個擇善自處的“我”如何以一己孤獨的工作,重新建立與世界間的有機互動。正是這兩次危機,促使沈從文由文學(xué)到思想、由思想到實踐,一再重新確認“自我”,也一再重新確認一己工作在歷史中的意義。以往論者多只將沈從文看作受害者,本書卻讓我們看到:沈從文面對的每一個絕境都同時是一次“重生”。而每次看似不得不然的選擇,都同時建立在他對己對人最深刻的反思,以及對人世、對自然、對歷史所懷的一份無從割舍的感情。
尤為難得的是,沈從文的這個“自我”既不是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的“強者”,也不是現(xiàn)代想象里的“超人”。用張新穎的話來說,這是個“弱小的人”。確實,惟有弱小的人才能懂得那些呆望洪水的人們到底看到了什么!皬娬摺贝罂膳小按敉笔怯廾谅槟镜膶懻,而“弱小”的沈從文卻懂得他們的悲哀。更重要的是,沈從文以其一生啟示我們:即使你所有的一切都可能被奪走,甚至給你帶來傷害,你仍能為這個世界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