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長篇小說《極花》：中國城鄉(xiāng)“紅與黑”的水墨風俗畫(丁帆)

賈平凹長篇小說《極花》：

中國城鄉(xiāng)“紅與黑”的水墨風俗畫

□丁  帆

插圖：安玉民

　　我不能猜度作者起名“極花”的真實意圖，但 是我能聽到作者對異化了的人性進行反諷禮贊的陰冷笑聲，直至發(fā)出的真心的地下笑聲。這種對惡之花的禮贊，在人性的層面上與《紅與黑》有著某種暗通之處，同 時又與《為奴隸的母親》有著一定的血緣關(guān)系。但它更有這兩部名著所沒能表現(xiàn)出來的時代內(nèi)涵——人在兩種文明的格斗中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失重的狀態(tài)。

　　賈平凹寫了40年的鄉(xiāng)土文學，總是在尋找新 的突破口。讀者期待他能否在這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里寫出人性的大動蕩來，顯然，《極花》是具備了這樣的主題素質(zhì)的，但是，作品被反反復復、 絮絮叨叨的風俗與瑣碎的細節(jié)所淹沒了，而故事的情節(jié)卻沒有充分地展開，這是令人惋惜的地方。

　　無疑，30年來的中國鄉(xiāng)土人口大遷徙，給農(nóng)村帶來的是一些有災難性征兆的后果：荒蕪、空巢、女人、兒童……一幅幅失序畫面構(gòu)成了時代與社會的長 鏡頭，更重要的是傳統(tǒng)宗法倫理的顛覆和農(nóng)耕文明秩序的喪失，往往讓作家在中國經(jīng)驗的書寫中失位和迷茫。因此，這些年來我們的許多作家總是習慣于站在一個道 德的制高點上代“底層”窮苦大眾進行社會控訴，這種自“五四”以來自上而下的“同情與憐憫”的美學抒情風格幾乎成為百年來中國作家寫作經(jīng)驗的宿命。能否打 破這種慣性與魔咒，更進一步去思考那些不被眾人所注意的暗隅里的人性吶喊呢？顯然，賈平凹試圖在《極花》(《人民文學》2016年第1期)這部作品中給出 一個新的答案——在中國城與鄉(xiāng)的輪回之中，寫出一部人性深處自我搏戰(zhàn)與修復的信史才是作家的終極目標。

　　我不能猜度作者起名“極花”的真實意圖，但是我能夠從這部作品中聽到作者對異化了的人性進行反諷禮贊的陰冷笑聲，直至發(fā)出真心的地下笑聲。這種 對惡之花的禮贊，在人性的層面上與司湯達的《紅與黑》有著某種暗通之處，同時又與五四鄉(xiāng)土小說的扛鼎之作《為奴隸的母親》有著一定的血緣關(guān)系。但是，與上 述兩部名著所不同的，恰恰是鄉(xiāng)土的巨變在這兩部中外名著所沒能表現(xiàn)出來的時代內(nèi)涵——人在兩種文明的格斗中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失重的狀態(tài)——打個比方，就像 “極花”這種由植物變成動物，再變回植物的二次蛻變的過程，不正是小說“極花”的象征意義嗎？如果將農(nóng)村人比喻成植物，把城市人比作蟲子般的動物。那么主 人公胡蝶進行的兩次蛻變，最終開出的那朵絢爛的極花，就分明預示了對人性的另一極的深刻反思和褒揚，而非陷入了那種非此即彼的平面化的人性書寫之中。這就 是作者將主人公胡蝶分離成客觀的第三人稱“他者”胡蝶和主觀的第一人稱的“我”的真實目的——讓人物脫離作者和讀者預設(shè)的軌道，在“莊生”與“蝴蝶”之間 游弋徘徊，才真正廓大了主題的內(nèi)涵，向著哲學的高度攀升。這又不得不想起作者在20多年前創(chuàng)作的《廢都》，如果那里的男主人公尚還在“莊生”與“蝴蝶”中 找不到那個可以抵達彼岸的自我，作者只得將人物進行“文化休克”的療法，那么，在《極花》中，作者似乎找到社會文化的病灶，為這鄉(xiāng)土文明的末世開出一服無 可藥救的偏方。

　　賈平凹在處理藝術(shù)與現(xiàn)實人生關(guān)系時往往是隱晦地表達他自己的文學價值觀，這次他卻明確地闡釋出了他對文學創(chuàng)作觀念的價值立場：“我們弄文學的， 尤其在這個時候弄文學，社會上總是有人非議我們的作品里陰暗的東西太多、批判的主題太過。大轉(zhuǎn)型期的社會有太多的矛盾、沖突、荒唐、焦慮，文學里當然就有 太多的揭露、批判、懷疑、追問，生在這個年代就生成了作家這樣的品種，這樣品種的作家必然就有了這樣品種的作品。卻又想，我們的作品里，尤其小說里，寫惡 的東西都能寫到極端，為什么寫善卻從未寫到極致？很久以來，作品的一號人物總是蒼白，這是什么原因呢？”帶著這樣的疑問，賈平凹實際上要解決的是百年來中 國人的文化基因問題，在明明是已經(jīng)向舊有的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明舉行了告別儀式，卻又始終擺脫不了現(xiàn)代性給我們帶來的文化困惑呢？也許只能思考到這樣一個層面： “而20世紀的中國，中華民國的旗是紅色的，上有白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更是紅色，上有五星，這就又尚紅。那么黑色或紅色，與一個民族的性格是什么關(guān) 系呢，文化基因里是什么樣的象征呢？”毫無疑問，所謂紅色是百年來文學倡導的主色調(diào)，那個“五四”的第一個10年確是揭露黑暗的年代，但是那是屬于魯迅的 時代。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也曾出現(xiàn)過一瞬間的揭露黑暗面的文學流星，但畢竟是曇花一現(xiàn)。黑色是20世紀的禁止色，在那布滿紅色的天空中，難怪詩人 們要在黑夜里用黑色的眼睛去尋找光明。紅與黑便成為中國作家難以選擇的二元色系，于是，許多作家便選擇了中性或綜合的色譜，灰色、赭色、棕黃、深藍……凡 此種種，一是逃避紅色的獵捕，二是躲避黑色的危險，往往是以藝術(shù)的名義規(guī)避良知的表達。

　　我并不以為賈平凹在《極花》中很好地完成了他所預設(shè)的對人性黑暗面的揭露，相反，我們在僅有的簡單故事情節(jié)的描述中，甚至看到的是作者在黑色的 主色調(diào)中調(diào)和出了具有反諷意味的紅色色系，他把自己稱之為的“水墨畫”浸染在一種濃厚的鄉(xiāng)土風俗之中，透露出的是一種使人煩躁焦慮的色塊。喋喋不休、絮絮 叨叨充滿著鄉(xiāng)土民俗的細節(jié)描寫，往往使人陷入閱讀的審美疲勞之中，然而，當我們將這些啰嗦的細節(jié)描寫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學層面時，你就會發(fā)現(xiàn)，作者是在完成 一種外在與內(nèi)在合一的文化作用力的塑造。

　　我始終在胡蝶的兩種生活狀態(tài)中進行著這樣一種思考：一邊是窮困、野蠻、原始、寧靜的農(nóng)耕文明；一邊是奢華、文明、現(xiàn)代、喧囂的城市文明。那個從 農(nóng)村進入城市的少女胡蝶，哪怕是在收破爛的貧民窟里棲身也要追求現(xiàn)代物質(zhì)文明的腳步，那一雙從不離腳的高跟鞋，既是她對美的追求的象征，同時也是她試圖擺 脫農(nóng)耕文明枷鎖的一種儀式。當她被拐賣綁架甚至被強奸時，表現(xiàn)出的強烈反抗與出逃的信念當然是一個人的正常心態(tài)，但是，作家并沒有在常態(tài)的寫作構(gòu)思中止 步，其詭異的、獨特的構(gòu)思打破了人們的慣性思維方式。在亦真亦幻的描寫中，作者又讓主人公回歸到了那個非人般的生活語境當中，用那個名字叫“兔子”的孩子 作為兩種文明形態(tài)勾連的紐帶，我想，這千變?nèi)f化的社會與時代，最不變的就是人性，人性的力量是超越時代和文化的永恒價值。于是，作品在兩種文明的掙扎中， 尤其是在二度循環(huán)中獲得了對人性在常態(tài)與非常態(tài)下的真實描寫，才能夠顯現(xiàn)出它的獨特的價值意義。

　　賈平凹寫了40年的鄉(xiāng)土文學，總是在尋找新的突破口，我認為，他在形式上的變化再大也不會有太多創(chuàng)新，因為，人們看慣了他的藝術(shù)套路，尤其是陜 西的風俗民情的描寫。而讀者期待的卻是他能否在這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里寫出人性的大動蕩來，顯然，《極花》是具備了這樣的主題素質(zhì)的，但 是，作品被反反復復、絮絮叨叨的風俗與瑣碎的細節(jié)所淹沒了，而故事的情節(jié)卻沒有充分地展開，這是令人惋惜的地方。盡管作者已經(jīng)砍去了許多文字，只保留了短 短的15萬字(這是在賈平凹長篇小說中罕見的現(xiàn)象)，他“試圖著把一切過程都隱去，試圖著逃出以往的敘述習慣”，但是，正是過程的屏蔽，導致了閱讀的障 礙，跳躍性的描寫往往陷入了無謂的場景細節(jié)描寫之中而不能自拔。作者明明已經(jīng)意識到了主題內(nèi)涵的重要性，但又忽略了對它更加深刻的發(fā)掘。“我?guī)资�年寫過的 鄉(xiāng)土，發(fā)生了巨大的改變，我們習慣了的精神棲息的田園已面目全非。雖然我們還企圖尋找，但無法找到，我們的一切努力也將是中國人最后的夢囈。”作為一個藝 術(shù)家，我們不能要求他像理論家那樣去直陳社會和時代的好與壞、利與弊，因為他們是用“曲筆”來表達情感的，但是在情感的表達中，我們足可見出作家的價值觀 念的優(yōu)與劣、高與低的。亦如賈平凹自己所言：“當今的水墨畫要呈現(xiàn)今天的文化、社會和審美的動向，不能漠然于現(xiàn)實，不能躲開它。和其他藝術(shù)一樣，也不能否 認人和自然、個體與社會、自我與群體之間關(guān)系的基本變化。”就此而言，《極花》要表現(xiàn)的思想內(nèi)涵是再明確不過了。

　　在長篇小說一步步遠離社會和時代的今天，胡蝶們的悲慘遭遇固然值得我們深思，但是更加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卻是：胡蝶們在文化巨變的時代潮流之 中，她們能夠蛻變成一個什么樣的蝴蝶呢？我們從她們身上能夠體驗到現(xiàn)實的困厄嗎？我們從她們的體味中能夠嗅到未來文化與文明的胎動嗎？

　

　　創(chuàng)作談

“寫到這一個，也只是寫了我而已”

賈平凹

　　十年前一夏無雨，認為兇歲，在西安城南的一個出租屋里，我的老鄉(xiāng)給我訴苦。他是個結(jié)巴，說話時斷時續(xù)，他老婆在簾子后的床上一直嚶嚶泣哭。那時的蚊子很多，得不停地用巴掌去打，其實每一巴掌都打的是我們的胳膊和臉。

　　人走了，他說，又回，回那里去了。

　　那一幕我至今還清清晰晰，他抬起腦袋看我，目光空洞茫然。他說的人，就是他的女兒，初中輟學后從老家來西安和收撿破爛的父母僅生活了一年，便被 人拐賣了。他們整整3年都在尋找，好不容易經(jīng)公安人員解救回來，半年后女兒卻又去了被拐賣的那個地方。事情竟然會發(fā)展到這樣的結(jié)局，是鬼，鬼都慌亂啊！他 老婆還是在哭，我的老鄉(xiāng)就突然勃然大怒，罵道：哭，哭，你倒是哭，你媽的X哩，哭！抓起桌子上的碗向簾子砸去。我沒有攔他，也沒一句勸說。我終于弄明白了 事情的原由，女兒回來后，因為報紙上電視上連續(xù)地報道，社會上都知道了他女兒是那個被拐賣者，女兒被人圍觀，指指點點，說那個男的家窮，人傻，說她生下了 一個孩子。從此女兒不再出門，不再說話，整日呆坐著一動不動。我的老鄉(xiāng)擔心女兒這樣下去不是要瘋了就是會得大病，便托人說媒，希望她能嫁到遠些的地方去， 有個誰也不知道女兒情況的婆家。但就在他和媒人商量的時候，女兒不見了，留下個字條，說她還是回那個村子去了。

　　這是個真實的故事，我一直沒給任何人說過。但這件事像刀子一樣刻在我的心里，每每想起來，就覺得那刀子還在往深處刻。我始終不知道我那個老鄉(xiāng)的 女兒回去的村子是個什么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么個活法。我和我的老鄉(xiāng)還在往來，他依然是麥秋時節(jié)了回老家收莊稼，莊稼收完了再到西安來收撿破爛，但一 年比一年老得嚴重，頭發(fā)稀拉，身子都佝僂了。這幾年再見到他了，卻再也沒提說過他女兒。我問了句：你沒去看看她？他揮了一下手，說：有啥，看，看的？他不 愿意提說，我也就不敢再問。以后，我采風去過甘肅的定西，去過榆林的橫山和綏德，也去過咸陽北部的彬縣、淳化、旬邑，那里都是高原，每當我在坡梁的小路上 看到挖土豆回家的婦女，臉色黑紅，背著那么沉重的簍子，兩條彎曲成O形的腿，趔趔趄趄，我就想到了她。

　　留神了起來，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總能看到貼在路燈桿上的道路指示牌上的公用電話亭上的尋人廣告，尋的又大多是婦女和兒童。這些失蹤的婦女兒童，讓人想得最多的，他們是被拐賣了。社會在進步文明著，怎么還有這樣的荒唐和野蠻，為什么呢？

　　中國大轉(zhuǎn)型年代，發(fā)生了有史以來人口最大的遷徙潮，進城去，幾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擁聚。而偏遠區(qū)域，那些沒能力也沒技術(shù)和資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們依賴著土地能解決著溫飽，卻無法娶妻生子。

　　我是回鄉(xiāng)知青，我想，去到了農(nóng)村就那么不應該嗎？那農(nóng)村人，包括我自己，受苦受難便是天經(jīng)地義？拐賣是殘暴的，必須打擊，但在打擊拐賣的一次一 次行動中，重判著那些罪惡的人販，表彰著那些英雄的公安，可還有誰理會城市奪去了農(nóng)村的財富，奪去了農(nóng)村的勞力，也奪去了農(nóng)村的女人？誰理會窩在農(nóng)村的那 些男人在殘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層開著的不結(jié)瓜的荒花？或許，他們就是中國最后的農(nóng)村，或許，他們就是最后的光棍。

　　這何嘗不也是這個年代的故事呢？

　　現(xiàn)在的小說，有太多的寫法，似乎正時興一種用筆很狠的、很極端的敘述。這可能更合宜于這個年代的閱讀吧，但我卻就是不行。我一直以為我的寫作與 水墨畫有關(guān)，以水墨而文學，文學是水墨的。坦白講，我自幼就寫字呀畫畫的，喜歡著水墨畫，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我的文學的最初營養(yǎng)，一方面來自中國戲曲和 水墨畫的審美，一方面來自西方現(xiàn)代美術(shù)的意識，以后的幾十年里，也都是在這兩方面糾結(jié)著拿捏著，做我文學上的活兒。

　　2014年的漫長冬季，我一直在做著寫《極花》的準備，腦子里卻總是混亂不清。直到2015年春天過去了，夏天來了，我才開始動筆。我喜歡在夏 天里寫作，我不怕熱，似乎我是一個熱氣球，越熱越容易飛起來。我在冬天里亂七八糟的想法，無法完成于我的新作里，或許還不是這一個《極花》里，但我聞到了 一種氣息。

　　我開始寫了，其實不是我在寫，是我讓那個可憐的叫著胡蝶的被拐賣來的女子在嘮叨。她是個中學畢業(yè)生，似乎有文化，還有點小資意味，愛用一些成語，好像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就那么在嘮叨。

　　她是給誰嘮叨？讓我聽著？讓社會聽著？這個小說，真是個小小的說話，不是我在小說，而是她在小說。興許是這個故事并不復雜，興許是我的年紀大 了，不愿她說個不休，該用減法而不用加法。15萬字著好呀，試圖著把一切過程都隱去，試圖著逃出以往的敘述習慣，它成了我最短的一個長篇，竟也讓我體驗了 另一種經(jīng)驗和豐收的喜悅。

　　面對著不足300頁的手稿，我給自己說：真是的，生在哪兒就決定了你。如瓷，景德鎮(zhèn)的是青花，堯頭(在陜西澄縣)就出黑釉。我寫了幾十年，是那么多的題材和體裁，寫來寫去，寫到這一個，也只是寫了我而已。

　　但是，小說是個什么東西呀，它的生成既在我的掌控中，又常常不受我的掌控，原定的《極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訴，卻怎么寫著寫著，肚子里的孩子一天 復一天長著，日子壘起來，那孩子卻成了兔子，胡蝶一天復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個麻子嬸，成了又一個訾米姐。小說的生長如同匠人在廟里用泥巴捏神像，捏 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2015年7月15日的上午，15萬字畫上了句號，天噼里啪啦下著雨，一直下到傍晚。這是整個夏天最厚的一場雨，我在等著外出的家人，思緒如塵一樣亂鉆，突然就想起兩句古人的詩。

　　一句是：滄海何嘗斷地脈，朱崖從此破天荒。

　　一句是：樂意相關(guān)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