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語系文學”的虛擬建構(gòu)(劉大先)

　　“華語語系文學”的發(fā)明試圖突破之前所謂“漢語文學”、“海外華文文學”、“世界華人文學”等的框架，在對這個概念最有力的闡述者史書美那里，“華語語系”這一概念是指稱中國之外的華語語言文化和群體，以及中國地域之內(nèi)的那些少數(shù)民族群體。這是從英語語系、法語語系、西班牙語語系、葡萄牙語語系等類比出來的概念，不恰當?shù)貙⑽鞣降闹趁裨捳Z模式挪用到華語語境之中。這不是從全球性移民的實際出發(fā)，而是從西方學術(shù)話語內(nèi)部滋生出來的東西。在含糊的表述中，華語語系文學是跨越國族邊界的多語言文學，它包含了海外華文的漢語以及各個居住地、所屬國的語言寫作，同時也包括中國的少數(shù)民族漢語寫作。

　　“華語”成了一個雜糅的存在，因為它的內(nèi)涵與外延無限擴大。即便暫且不管這種概念本身的混亂不清，“華語語系”有意摒棄大陸的漢語寫作也是過于褊狹的。事實上，它所反抗的“大陸中心”是個自造的對象，這讓它在邏輯結(jié)構(gòu)上進行了自我瓦解。確實，伴隨著全球化的過程，華人不斷地跨越地域、語言、族裔、文化、政治的場域，面對分布在不同地理空間的華人文學有必要進行超越民族國家的解讀與闡釋。但是這并不能自然構(gòu)成某種“邊緣華語”與“中心中國性”之間的二元對立，“在地化”假設(shè)了某種游離在復(fù)雜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交往之外純?nèi)蛔灾鞯恼Z言文學領(lǐng)域，也不過是身份焦慮、認同政治與學院話語的一次杯水風波，以一種虛擬的語言政治，來對抗莫須有的文學等級秩序和一統(tǒng)性的中國神話。

　　“華語語系文學”過于強調(diào)空間與語言，而忽略了歷史與現(xiàn)實。它在定義與辨析上一直存在諸多爭議，正是因為遍布全球的華人文學復(fù)雜性無法被這種似是而非的概念所框定，從而造成不可避免的界定上的自相矛盾和自我消解。它對于民族-國家文學史的攻擊是擦肩而過，因為兩者根本處于兩個領(lǐng)域；而對于所謂“大中華”或者“漢族中心主義”的對抗是由于后殖民主義的錯置而投射出的一個堂吉訶德式的虛擬風車。說白了，這是一種在多元主義迷思下的犬儒表述，無傷大雅地強調(diào)某種姿態(tài)，在無關(guān)痛癢的話語政治中獲得反本質(zhì)主義的政治正確，其實什么問題也沒有提出來，更別提解決。

　　“華語語系”的觀念混亂，還在于它是語音中心主義的，過于糾結(jié)在語言、語音、方言的問題，這在表音文字文學中可能非常重要，但套到表意的漢語文學卻未必適用。漢語的南腔北調(diào)、眾聲喧嘩之所以最終能夠“八音克諧”，正是因為沉默的文字在維持文化的公共性。另一方面，“中文”本身包含多種語族語系，“華語語系”要超越單一語音、語種、語法的范疇，就需要明白中國內(nèi)部多樣性由來已久的多元共生的歷史。另一位“華語語系文學”的鼓吹者王德威認為，Sinophone的意思是“華夏的聲音”，但“華夏”這種特定歷史語境中的說法很難再指代“中國”，否則非華夏后裔的少數(shù)民族又置于何地呢？因此，拿語言而不是文化作為“最大公約數(shù)”可能并非出奇的創(chuàng)新，而是一種刻意為之的深刻誤解。

　　王德威似乎要強調(diào)“文化中國”，不過“海外華文文學：花果飄零，靈根自植”的說法也頗有問題，這是一種“道統(tǒng)外移”的古老想象。想象的結(jié)果，無外乎一個四分五裂、散布流衍的碎片化“中國”。王德威引用巴赫金的觀點說，“語言永遠處在離心和向心力量的交匯點上，也總是歷史情境中，個人和群體，自我和他我不斷對話的社會性表意行為�！边@話沒有問題，“面對自身的多重身份和發(fā)聲位置”也合情合理。但“勢”的詩學無論如何炫目地制造出何種“在地的”、權(quán)宜的、游走的、多種認同的“中國性”，也不能無視現(xiàn)實的、主體的大陸“中國”存在；而“根”的政治地理與文化心理空間也是個客觀存在，雖然它不是在史書美那種冷戰(zhàn)式思維中的霸權(quán)式“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