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岱凇《我之歌——誕生與涅槃之間的精神史》：詩與思的雙重重量(陳超)

　　李岱松的詩歌長卷《我之歌——誕生與涅槃之間的精神史》，是近十年來現(xiàn)代詩的重要收獲。經(jīng)過曠日持久的磨礪，現(xiàn)代漢詩界已不乏優(yōu)異的作品，它們往往是精純的寄情短札；但是，真正具備“詩與思”的雙重重量，能夠在詩歌本體和功能均衡展開，不失民族精神底背的“大詩”則較為少見。因此，面對《我之歌》，作為長期關注現(xiàn)代漢詩的“詩學從業(yè)者”，我感到格外欣慰。

　　“我之歌”，這個命題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很容易引起漠視乃至誤解。“我”就那么重要么？是不是自我迷戀或是僭妄制導著詩人寫作？這類作品我們見的多了，遂形成一種“前理解”，我們勿需閱讀只憑本能反應就會將這類言述擱置一邊。但是，請不要匆忙，命題的含義要從整個詩章的語境中打開。這樣看，李岱松選擇一個容易被誤讀的命名就含有充分的挑戰(zhàn)性了。他將一個舊式的命題轉(zhuǎn)換成一個個人“發(fā)明”般的新命題，他將枯柴轉(zhuǎn)換成薪火，照亮人們的眼睛，烘暖人們的心靈。

　　李岱松本是修證佛法、探求佛性之人。以我對佛的精神的粗淺體悟，“我”并非是一個永恒不變的實體，也沒有獨立存在的本性。這里它只是詩人的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言說的角度，“我”要寫作必得有個起點或基礎，如果沒有這個確切的起點，而從“彼岸”出發(fā)，詩歌就會缺少起碼的修辭可信感。這類的成就正覺，對普通讀者而言難免隔膜。李岱松寫詩已近20年，他知道寫作內(nèi)部的奧秘，對視角、結(jié)構、話語構成形式，都有行家里手的了悟。因此，他甘冒一些人可能會誤讀標題的危險，以求得詩歌本身的精純和言述的順當有效。的確，在整部詩章中我們可以見出，這里的“我”是廣義的，指代那些向心內(nèi)探求佛性、自識本心、自見本性的一切人。同時，在佛學看來，世上萬物無不與那不可言說的真實本體相通，一草一木棲神明，所謂“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拔摇毙呐c天地同參，“我”已非我，觸目是道，即事而真。因此，無論是從自性平等、眾生是佛的“大我”角度，還是從大千世界無往而不真善美的自然泛靈角度，“我之歌”都是謙遜而圓融的命名，它理應得到那些有敏識有慧心的讀者的認同。下面，且讓我們按照這一整體語境來體味這個別具深意的“我”或曰“無我”。

　　一開始，詩人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寥廓寒潔的畫面：“明心的寒，溫暖著高高的峰 / 和仿佛雪峰的我，有誰知道 / 不愿走下高寒的我是誰//我只看見無邊之白雪/映照出自己透明的心/無邊的悲憫著寥廓的萬物。”這是一個類似于“矛盾修辭”的句群：是我心靈的寒？還是寥廓萬物的寒？是我向雪峰攀爬？還是雪峰主動向下托起了我？我與雪峰究竟是誰“溫暖”著對方？我不愿走下高寒，但又悲憫著高寒之下的萬象，否則何以證悟我“透明的心”？如果只是求得自我解脫，何談悲憫和透明呢？在這里，世俗意義上的經(jīng)驗是無法破解這“矛盾”的，需要以超驗精神和直覺思維將此“雜于一”地理解。這里有無礙無牽的寂靜，也有緊張的審慮，是為全息的“靜慮”。如此，詩歌就在不離現(xiàn)實又超越現(xiàn)實，超越此在又不離此在中循環(huán)展開。

　　這是一個具有遼闊語境的開篇辭，它決定了此后的言述的重心是在宗教道德實踐問題，人生歸宿、人生哲學問題上，猶如一張紙的兩面，佛性和人的心性、出世和濟世、瞬間和永恒、如此等等均在這首長詩中共時體現(xiàn)出來。只有識得本心，悟得徹底的人，才能夠或者說敢于以樸實的話語言說。這是般若深慧，同時又是心性道德的赤裸照面，是信仰價值與人本主義的水乳交融。洛夫稱此詩是“超拔于現(xiàn)實之上，透徹體悟人生的大乘手法”，誠哉斯言也。

　　由于“我”在文本中的暫時現(xiàn)身，使這部長卷在抽象的精神遨游之下，也真切地容留下了具體的生存或生活的情境，具有了親切可人的“在場”感。詩人說自己在證悟的道途上充滿了艱辛，他并非生而知之者，而是在“自我無數(shù)次的粉碎中”，才完成靈魂的淬礪和升華的。然而，正是在這種巨大的心靈焦慮和無告里，詩人漸漸體會到焦慮和無告這種體驗本身所包含的真理：我們之所以“看不到”是因為我們沒有超越自身的精神維度和視角；而有了這個維度，我們會高瞻遠矚地看到“生命是一縷幻影  一道閃電”。而這種了悟，本是我們可能具有而現(xiàn)在還沒有的。詩人沒有自詡為先知先覺者，他昭示人們，從最具體的生命狀態(tài)開始反思，你就會沖開脆薄然而致命的蒙翳，挺身一步，見到真如本性。

　　我本人十足凡人一個。雖然對佛理我一直葆有悟解的熱情，但很難做到“知行合一”。然而，我認為即便如我等凡人，聆聽一下佛理也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局部改善我們的生存情態(tài)，使我們的心靈變得清潔寧靜一些， 變得幽深曠遠一些，減輕過分的執(zhí)著，活得較為坦蕩自在一點。不是說“明心為尊，見性為貴”么？一個人如果終日纏擾于貪欲之中，就是異化者、物化者，又何來尊貴的人性呢？所以，我部分地是從“人的主體性、人的精神”，“以出世胸懷為入世事業(yè)”的個人角度來汲納佛理的。我可能永遠也成不了“滅諦”的高人，成不了大徹大悟的覺者，但我對這個境界永遠深懷敬仰。它局部地濯洗了我的心靈，使我“放下”了一些過分執(zhí)著和陰郁的東西，領略了詩化的神性言說之一角。而這些，也是我能接受《我之歌》的重要因素。我想，廣大的讀者與我一樣，也是身心生于“此岸”的。但我們是否可以使“此岸”變得更清潔一些呢？如果說人皆有向善向真之心，我們是否讓這顆心更多地擁有它們，而不是更少地擁有呢？我這種“多與少”的低調(diào)吁求，或許不符合李岱松的宏大愿望，但我堅定地認為，它是更有普適性的。再看這首長詩的副標題——“在誕生與涅槃之間的精神史”，我愿意將它解讀為我愿意理解的意義，它是人的精神履歷，是人在世生命的不斷淬礪奮發(fā)和超越， 它是一個行旅，一個向度……

　　古人謂：“禪是詩家切玉刀。”李岱松作為一個成熟的詩家，的確不乏斫玉老手的勁道。一部《我之歌》，175節(jié)，凡1050行，寫得經(jīng)胳舒展，氣脈貫通。有觀照冥想，有活參頓悟；有直抒胸臆，有隱喻暗示；有凈善清音，也有當頭棒喝。按照“萬古長空，一朝風月”的境界來衡估，這部作品大抵是做到了的，你很難分清楚此詩的“時間”究竟是剎那還是萬古，此詩的“空間”，究竟是當下還是永恒。這種詩與禪化若無痕的融匯，的確是對華夏民族的自然含蓄凝煉的審美性格的現(xiàn)代承繼與變通。這類吟述，像是偈子，又類禪宗公案，在靜照的瞬間即完成了哲理的頓悟，又創(chuàng)造了生氣灌注的審美意象群，有言外之味，弦外之音。此外，我認為，李岱松的《我之歌》雖然在審美性格上繼承了東方式的“超驗的神秘直覺思維”，但其中亦有現(xiàn)代西方藝術與哲學的影響。這主要體現(xiàn)于全詩嚴飭的結(jié)構，文化批判、語言批判和理性思辨成分上。詩中提及西方的兩個原型象征——密涅瓦與俄耳浦斯——正道出了詩人精神完型中的西方哲思/詩學系譜的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