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文學批評與吉林文學話語(張文東)

　　文學基本常識是：文學批評與文學創(chuàng)作如一鳥雙翼，故每當文學創(chuàng)作乃至文學生存有所新變之時，便必然要求文學批評有相應變化以及“反哺”，所謂的“新世紀文學”與“新世紀文學批評”也一樣。而老生常談的是，相比較于十五年以來新世紀的文學的新變，新世紀的文學批評卻似乎依然有著許多問題：“不及物”的理論多，“及物”的批評少；“洋”的批評多，“土”的批評少；“假”的批評多，“真”的批評少；“科學”的批評多，“詩性”的批評少等，尤其是“舊”的批評多，“新”的批評少。而實際上，不管我們如何可以爭論新世紀文學的概念、特征以及樣貌等等，但是新世紀以來隨著社會、文化的巨大變化，文學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變化這一事實是客觀的，因此同樣不管我們如何來界定，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也一定應該有了與文學新變相應的“新變”？

　　所以，回到“新世紀文學”這個主題的意義上簡而言之，盡管關于新世紀文學的概念現(xiàn)在看還會有爭論，甚至還有人質疑它的合理性，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可以針對這個話題展開討論。從某種意義上說，新世紀文學這個概念本身是豐富的，可能起碼具有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廣義上是指時間意義上的新世紀以來的全部文學，而狹義的是指在這一時間段中、同時又被新世紀的時代特質規(guī)定了其某些文化與文學特質的文學。就我個人而言，對新世紀文學的概念界定比較傾向于前者，即在時間段上的文學存在。由此我主張復雜問題簡單化，即從最簡單的意義上來檢視新世紀文學的“新變”與“特質”。正如人們已經(jīng)意識到的，就本質的意義上說來，與“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相比，與1980年代以來的“新時期文學”相比，新世紀文學在中國文學的整體發(fā)展的意義上，發(fā)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嗎？我以為沒有。還是人的文學，還是人生的表現(xiàn)，還是生命的體驗，還是詩性的本質——這也是文學之所以成為或被稱為文學的根本所在。

　　既然作為新世紀文學的文學的本質沒有變，但在新世紀的意義上，顯然不變又是不可能的，所以當我們要在一個“新”的意義上去界定它，其實問題主要就是這個“新”究竟“新”在哪里，或者說其所謂“新變”是什么——既然內在的本質沒有變，那么變的肯定就是外在的形式了。于是我們是不是可以首先這樣理解：隨著新世紀的到來，文學的表現(xiàn)手段、存在形式、傳播方式以及接受機制發(fā)生了一系列的新變，從而使新世紀文學成為一種“新”的文學存在。

　　這并不是要準確界定所謂新世紀文學，而只是想可以理解新世紀文學的新在哪里——理解作為“新世紀”的這個時代是一個什么時代，然后再去想它又給了我們、給了文學什么。依我簡單地看，新世紀這個時代最大的特點或者說與此之前的所有時代的最大的一點不同，即它是一個“新媒體時代”，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新世紀文學也就是新媒體時代的文學或稱“新媒體文學”。

　　問題不必要展開，理解這個問題的邏輯很簡單——走進新世紀，數(shù)字媒體、網(wǎng)絡媒體以及自媒體和移動媒體等新媒體的出現(xiàn)與快速發(fā)展催生了新媒體語境，而新媒體語境作為一個特殊的文化場域全方位地甚至十分徹底地改變了文學的存在形態(tài)、表現(xiàn)方式和接受機制，進而使新世紀文學成為一種特殊樣態(tài)的存在——新媒體為這種改變提供了技術前提，新媒體語境則提供了文化背景，所以新世紀文學的本質屬性即其“新媒體性”。故在某種意義上說，所謂的“新世紀文學”，就是在這樣一個“泛文學”乃至“泛審美”的新媒體時代里，以“新媒體”為載體形式之一呈現(xiàn)出來的“新”的、“大眾化”的文學形態(tài)。

　　這樣一來，新世紀文學批評作為一個特指的概念，與新世紀文學一樣，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是指所有的在這個時間段里并針對這一時間段里各種文學的批評，狹義的則是針對所謂“新世紀文學”概念下的文學開展評論和研究的批評。不過如果像前面我們那樣把新世紀文學簡單化一樣，實際新世紀文學批評也可以簡單化理解在“新媒體文學批評”乃至“新媒體批評”的意義上。換句話說，當新媒體已經(jīng)牢牢占據(jù)了大半江山，當我們面對著自由而又自主、碎片而又個性、互聯(lián)而又互動的新媒體文學創(chuàng)作日漸成為大眾意義上的文學主流的新形勢時，我們已經(jīng)基本上可以確認一種基于并適應于新媒體平臺的所謂的“新世紀文學批評”了。

　　由此按照前面的簡單化思路，我以為新世紀文學批評的基本要素大概可以有下面幾點理解：

　　一是新媒體性：

　　就批評對象而言，當今的文學批評已不只是針對傳統(tǒng)文學的批評，而是針對新媒體時代里全部新生文學樣式在內的“新批評”；就批評方式來看，當下的文學批評不是僅指使用傳統(tǒng)批評方式的文學評介活動，當前活躍于各種新媒體上的各種非專業(yè)、非學術的評論形式同樣屬于文學批評的范疇。而如果我們能在新媒體時代的背景下再深些去體會“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的籠罩性、世界“互聯(lián)網(wǎng)化”的徹底性，以及“媒體融合”的全面性等，那么是不是可以再簡單地以為，“新媒體寫作”背景下的“新媒體批評”，會在“新媒體化”的意義上成為今后的文學批評主流或主體？

　　二是大眾化：

　　新媒體語境對文學的改造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場當代最具規(guī)模、也最徹底的“文學大眾化”運動，因此，新世紀文學批評在“新媒體”的決定意義上，就必然也必須要形成某種能夠表達出閱讀主體個性和個人性，并符合大眾的泛審美精神追求的大眾化的文學批評方式，比如像去科學化、去中心化、通俗化、多媒體化等等，都是其大眾化的文學批評姿態(tài)。尤其是在“微化”的意義上，隨著微文化在大眾消費意義上的流行，不管是廣義的文化批評還是狹義的文學批評，我們都已經(jīng)必然有了對“人人可為、處處可為”的微批評的呼喚和建構。

　　三是當下性：

　　在我看來，這個當下性在我們今天關于新世紀中國文學及其批評的話題中，可能直接引向“吉林文學”會更有意義一些。

　　新世紀以來，吉林文學已經(jīng)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發(fā)展，無論是數(shù)量的增加還是質量的提高，以及各種獎項的獲得等等，都讓我們可以體會到吉林文學欣欣向榮、蓬勃向上的態(tài)勢。但是反觀我們關于吉林文學的批評，似乎卻沒有那么好的樣態(tài)了。關于吉林文學的批評其實也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做為吉林文學個體存在的批評，即在地域意義上對吉林的所有作家、作品和現(xiàn)象的批評。但在我有限的視野中，應該說這一類的文學批評與我們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的腳步還是不大合拍的。比如對吉林優(yōu)秀作品的迅捷地討論和批評，對吉林優(yōu)秀作家的有計劃地跟蹤與研究，對吉林文學現(xiàn)象的規(guī)�；�地梳理與推廣……比如關于東北女作家，大家都知道黑龍江有遲子建，遼寧有孫慧芬，但是吉林的金仁順

　　呢？這是一個非常優(yōu)秀也非常有特色的作家，也是一個非常具有新媒體意識的作家，但是吉林文學批評本身對她集中的、深入的把握還是不夠的，更談不上自覺的跟蹤。另一個層面是關于“吉林文學”的整體性批評，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地域文學整體提升的關鍵所在，我們提倡打造北方文學高地也好，呼喚吉林文學的春天也罷，關于吉林文學的建設和發(fā)展，顯然是離不開文學批評的力量的。而實際上，我們吉林的文學界，還沒有形成更好的關于吉林文學的整體性的批評話語，當然也就很難形成關于吉林文學尤其是吉林新世紀文學的引領了。

　　所以實際應該強調兩點：一是吉林文學要有一支自己的批評隊伍，要形成自己的批評話語體系，要打造吉林文學以及吉林文學批評的品牌，要有意識地鍛煉形成一支力量強大的文學“吉軍”；二是吉林文學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文學批評的陣地，尤其是在新媒體的意義上，要建設一個屬于自己的網(wǎng)絡平臺，不管是吉林文學網(wǎng)還是吉林文評APP，總是要在一個新的時代里不斷地發(fā)出新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