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精神資源有待拓展(楊慶祥)

　　·私人閱讀·  社會學家或歷史學家站在歷史的一邊，文學家或藝術家站在個人的一邊，都以為自己與真理為伍

　　文/楊慶祥

　　我以前讀弋舟作品不多，最近讀了他的幾個中篇。其中我最喜歡的是《所有路的盡頭》，里面有一首歌詞，特別有意思，作為一個隱含的線索貫穿了小說的始終——“我都快走到所有路的盡頭”。

　　細想起來，所謂的走路、尋路一直是現(xiàn)代文學的大主題。魯迅先生筆下的過客找莫名的路，還有那句經(jīng)典的警言：地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20世紀80年代的女青年黃亞萍寫詩給她的愛人高加林，讓他去找自己的路。還有引起很大爭議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里面的主人公涂自強說：“各人的腳走的是各人的路”�！端�有路的盡頭》可以說是一個終結式的回答，沒有路了，所有的路已經(jīng)到了盡頭，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

　　這里面有一種絕望的情緒，弋舟的小說，整體上都是被這種情緒所籠罩。他選擇的主人公，無論是抑郁癥患者還是失敗的畫家，都是這種情緒的象征物。作為一種疾病的隱喻，抑郁癥代表了這個時代最典型的精神癥候，抑郁癥是內向的，是一個人無力處理外部世界而形成的心理障礙和情緒障礙。在這個意義上，弋舟的小說指向一種存在主義，聚焦在虛無和偽善中苦苦掙扎的個人。

　　與其他一些同年齡段的作家相比，弋舟的寫作呈現(xiàn)出非常典型的現(xiàn)代主義小說美學，人物的符號化、情緒的閃爍、對人物精神的關切。他的聰明之處在于，往往以通俗小說的外套來裝點他內面性的追問。問題在于，典型現(xiàn)代主義寫作是否能真實有效地處理當下問題？我覺得這之間有一種撕裂，非常重要的撕裂。因為典型的現(xiàn)代主義寫作其實是和歷史不進行對話的寫作，它只會強化歷史與個人的疏離感。

　　這一類寫作給我們提出了一個話題，在現(xiàn)代主義本身已經(jīng)構成了一種文學秩序的前提下，如何破壁而出，將現(xiàn)代主義轉化為一種能與中國當下真正進行對話的有效形式？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弋舟的系列寫作，以及比他更典型和更有探索性的寧肯的寫作——比如《三個三重奏》，給我們提供了典型的范例。

　　毫無疑問，實現(xiàn)這種寫作的轉化需要作家有自覺的歷史意識和精神傳統(tǒng)。20世紀90年代以后，歷史和個人更加各行其是，互相不管對方。歷史因為失去對個體的關照變成了冰冷的理性機器；而個體，則因為失去了對歷史的切入而無法找到合適的位置。這是雙重的忽視，站在任何一方都失之偏頗。但我們的問題是，社會學家或者歷史學家會站在歷史的一邊，而文學家或者藝術家會站在個人的一邊，都以為自己與真理為伍，殊不知真理的要義在于辯證地互動。

　　這不僅是70后的困境，也是50后、80后甚至90后的困境，從現(xiàn)代一直延續(xù)到當下。我特別希望我們的作家可以把這個主題寫得更深更好。現(xiàn)在的寫作喜歡將精神的比較視野放在80年代，并“虛構”了一個“精神80年代”的神話。格非的《春盡江南》回到了20世紀80年代，寧肯的《三個三重奏》也回到了80年代，這說明我們作家的精神資源還有待拓展。因此，尋找更為悠遠的精神傳統(tǒng)，古代的和現(xiàn)代的，東方的和西方的，這是很迫切的命題。

　　楊慶祥 文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