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九葉集》的一個關(guān)鍵詞（段曉琳）

　　個人與人民

　　袁可嘉在《九葉集·序》中談到為什么要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重新刊印九葉詩人的作品時，這樣寫道：“因為這些作品是40年代中國的部分歷史的忠實記錄。九位作者作為愛國的知識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場，向往民主自由，寫出了一些憂時傷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爭的詩篇……”《九葉集》所選輯的作品是九葉詩人40年代(主要是1945-1949年)的作品，大部分是九葉詩人“轉(zhuǎn)變”之后的詩作。九葉詩人前后期創(chuàng)作的差異與變化，袁可嘉、藍棣之、公劉等詩人學者早已作出過闡釋，國家危亡與民族苦難的逼仄，將血與火的酷烈灼熱卷入了九葉詩人的創(chuàng)作，令其突破個人小世界，走向大地與人民。這種由個人到人民的“轉(zhuǎn)變”痕跡在《九葉集》中也有所殘留：

　　辛笛在堅定地懷抱起理想后，不再篤信那十個不誠實的、過于靈巧的觸須似的手指(《手掌》)，他發(fā)現(xiàn)20年前歌詠愛情的布谷，如今正一聲聲訴說著人民的苦難無邊(《布谷》)，于是他明白“個體寫不成歷史”，“我們已無時間品味傳統(tǒng)/我們已無生命熔鑄愛情/我們已無玄思侍奉宗教/我們?nèi)缙鋵懺?是以被榨取的余閑/寫出生活的沉痛/眾人的  你的或是我的”(《一念》)辛笛的觀念在九葉詩人中很具有代表性，相似地，杭約赫在《啟示》中也談到了這種轉(zhuǎn)變，詩人本“常常迷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有一天突然醒悟，于是拋棄了心愛的鏡子，一些憂患指點了前面的路，將他引領至新的世界即“自己的世界外的世界”(《啟示》)。隨著苦難憂患的加劇，陳敬容的飛鳥所帶來的“一幅初霽的藍天”(《飛鳥》)，已被厚重的灰塵中望出去的“一角藍天”所替代(《從灰塵中望出去》)，之前獨自吊在白日與黑夜間的她，在黃昏的邊上無力徘徊，渴望飛到黑夜的邊上等待黎明(《黃昏，我在你的邊上》)，可后來在冬日的黃昏橋上，詩人看到“人們”疲倦而焦急，“多少人”要彷徨尋找一個隨便什么避風角落，“躺下去/也許從此不再起來”(《冬日黃昏橋上》)。唐祈早先憂郁的牧歌故事中，那比紅寶石美麗的投湖少女(《故事》)，后來轉(zhuǎn)變?yōu)楦顢嘧约何邓{色脈搏的公園少女，與成群的饑餓的隊伍、犯著“蠟黃色”懷鄉(xiāng)病的士兵、蒼白瘦削的孕婦、污穢哭號的血嬰、像霉爛的黑蘑菇似的喪家人，以及烈日下等待一坯土的死不瞑目者，一并構(gòu)成了最末時辰中的受難群像(《最末的時辰》)。也曾在夜月懷鄉(xiāng)中獨自感傷的杜運燮(《夜》《月》)，后來竭力諷刺飛漲的物價(《追物價的人》)，贊美越過了鐵窗與血泊的雷(《雷》)與怒唱戰(zhàn)歌的閃電(《閃電》)。在金黃的稻束中獨自靜穆沉思的鄭敏(《金黃的稻束》)，后來的詩作中也出現(xiàn)了“舉起，永遠地舉起，他的腿”，“這古老土地的堅忍的化身”的人力車夫(《人力車夫》)�！毒湃~集》是一群關(guān)心國家命運與民族疾苦的知識分子，“以血肉似的感情”(《中國新詩》編者《我們呼喚(代序)》)抒寫思想探索，以知識分子的良心與責任感，強烈擁抱住了“中國最有斗爭意義的現(xiàn)實”(杭約赫·唐祈《黎明樂隊》)。

　　九葉詩人為垂死的腐朽，將厚厚的殮帛織就，密密麻麻中織入了重重詛咒，正如在撕心裂肺的陣痛中等待一個新生嬰兒，為燦爛光明的他，縫制莊嚴圣潔的襁褓，層層疊疊的針腳里滿是對光明與和平的真摯渴望。正視淋漓的鮮血，直面慘淡的人生，嚴肅而真誠地書寫40年代人民的苦難掙扎與為光明未來的堅韌斗爭，是《九葉集》大部分作品的思想傾向與情感基調(diào)，而這部分作品也是《九葉集》至今仍動人至深的魅力所在。如，“列車軋在中國的肋骨上/一節(jié)接著一節(jié)社會問題/比鄰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間的墳/生活距離終點這樣近/夏天的土地綠得豐饒自然/兵士的新裝黃得舊褪凄慘/慣愛想一路來行過的地方/說不出生疏卻是一般的黯淡/瘦的耕牛和更瘦的人/都是病，不是風景！”(辛笛《風景》)列車將冰冷沉重的鋼鐵輪箍深深地軋在嶙峋高突的中國肋骨上，所行處一陣碎裂，詩篇首句便令人渾身戰(zhàn)栗，疼痛不已，這個“軋”字凸顯出一節(jié)又一節(jié)負載超荷的社會問題慘痛酷烈地摧殘著積難深重的脆弱中國。

　　再如，“我要以荒涼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騾子車，/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陰雨的天氣，/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我到處看見的人民呵，/在恥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因為一個民族已經(jīng)起來�！�(穆旦《贊美》)荒涼沙漠、坎坷小路、騾子車與槽子船、野花與陰雨，這埋藏著苦難的民間意象，暗示出一段悠久的苦難歷史，為這苦難中堅韌生存的人民，詩人用飽和著愛的，與人民一樣歷盡苦難的帶血的手，與無處不在的佝僂骨峭、瘦削乏疲的人民一一擁抱，在他們畸形殘損的脊背上，印下一個深深的血手印子，為這苦難里的生大聲贊美，因為一個民族已經(jīng)起來！在接下來的詩句中，穆旦在廣袤沉寂的土地上，銅刀鐵犁刻寫出一個民族起來的背后，是說不盡的災難、無盡恥辱的歷史、太多無言的痛苦，以及無數(shù)個曾祖祖輩輩受難的中國農(nóng)民放下“古代的鋤頭”，“溶進了大眾的愛”，“溶進死亡里”。而這樣一個死亡的農(nóng)民，是一個老婦的兒子和許多孩子的父親，他們在聚集著黑暗的茅屋里，正忍耐著不可知的恐懼與殘酷含蓄的饑餓，等待他無可回頭的歸來。正是這樣一首首啼血哀歌，嚴峻沉郁、深沉痛切地彰顯出九葉詩人在戰(zhàn)火中的成長，他們直面苦難、正視鮮血的真誠與勇氣，關(guān)懷現(xiàn)實、憂國憂民的情懷與擔當，令《九葉集》獲得了超越時空的感人力量。

　　人民與個人

　　需要指出的是，九葉詩人的人民立場與對大眾苦難的深度關(guān)懷并不代表九葉詩人就是40年代的“人民詩人”。實際上，九葉詩與當時口頭上紅得發(fā)紫的“人民詩”有著本質(zhì)上的存在意義的差異：“后者是要求一時的虛浮的功效，為了這，它們甚至公然向封建文化的意識與趣味投降，前者則要求‘人’的精神生活與由之而凸現(xiàn)的社會生活的深刻的剖析與堅決而辯證的統(tǒng)一，‘人’的覺識與它的普遍的社會意義……”而且“人民詩”是以口號的“現(xiàn)實”逃避生活的現(xiàn)實，“蒸發(fā)或瀉出了生活中的活人的生命力與自覺力”，而九葉詩則“要求自內(nèi)而外，由近而遠，推己及人地面對生活”，“堅定地起立了自己的足跟”，開創(chuàng)出“豐厚的雄渾的新天地”。(唐湜《論〈中國新詩〉——給我們的友人與我們自己》)可見九葉詩人仍承繼了五四以來的“人的文學”傳統(tǒng)，他們愿意真誠地抒寫人民的苦難，但他們“愿意首先是一個真正的人”(杭約赫·唐祈《黎明樂隊》)。

　　袁可嘉在《“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從分析比較尋修正，求和諧》中，將“人的文學”概括為兩個本位：就文學與人生的關(guān)系而言，堅持人本位/生命本位；就作為藝術(shù)活動的文學與其他活動形式對照而言，堅持文學本位/藝術(shù)本位。這樣，“人的文學”以兩個本位既肯定了文學對人生的積極性，也肯定了文學的藝術(shù)性。相對應的，三四十年代所流行的“人民的文學”，其基本精神也是兩個本位，即人民本位/階級本位和工具本位/宣傳本位(斗爭本位)。由于當時的人民是指被壓迫被統(tǒng)治的人民，因此人民本位具有確定的階級性，為人民而服務的文學也必須是宣傳的、戰(zhàn)斗的。本來，“人”包含“人民”，文學服役于“人民”，也就同時服役于“人”，“人民的文學”正是“人的文學”向前發(fā)展的一個階段，但當時一些流行的人民論者/人民主義者卻在對文學進行極度地抽空、壓縮、簡化后，以“人民”否定了“人”，以“工具”否定了“藝術(shù)”。因此，堅持“人的文學”，而又關(guān)懷人民的袁可嘉，重述了他的一個根本中心觀念：“即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則下我們必須堅持人的立場、生命的立場；在不歧視政治的作用下我們必須堅持文學的立場，藝術(shù)的立場�！�40年代的九葉詩人，因?qū)ΜF(xiàn)實的黑暗政治不滿，而傾向于革命，但他們與真實的革命實踐之間存在隔膜與距離，他們大多是本著知識分子的良心，揭露社會的骯臟內(nèi)里，指斥世間的苦難與不公，渴望社會變革與人民解放，具有普泛的民族責任感與人道主義情懷，因此他們更多地屬于革命的同路人，他們自覺地接近廣大群眾，以求用詩歌傳達他們與人民所“共有的歷史經(jīng)驗”([美]葉維廉《四十年代詩理論的一些據(jù)點——由〈詩創(chuàng)造〉〈中國新詩〉談起》)。

　　如何在人本位/生命本位的前提下去書寫人民？九葉詩人普遍重視“個人”的作用，即詩人主體的個性創(chuàng)造。“我們應該把握整個時代的聲音在心里化為一片嚴肅，嚴肅地思想一切，首先思想自己，思想自己與一切歷史生活的嚴肅的關(guān)連”，首先在歷史的河流中形成“自己的人的風度”，并進而在“個人光耀之上創(chuàng)造一片無我的光耀”(《中國新詩》編者《我們呼喚(代序)》)。他們認為一般出發(fā)于特殊，也歸于特殊，必須以個人的人性光彩去映現(xiàn)時代風雨，“當歷史的陽光通過個人人性的三棱鏡而映照，凝定時，藝術(shù)品才有了真實的躍動的生命”(唐湜《嚴肅的星辰們》)。九葉詩人正是從個人經(jīng)驗感受開始，深入事物本質(zhì)與現(xiàn)實真相，通過強烈地自我凝視，對波詭云譎的現(xiàn)實有所“突入”，因此他們極強調(diào)詩人的個性與主觀，強調(diào)“通過詩人的心態(tài)來寫現(xiàn)實，通過體驗與感覺來寫現(xiàn)實”(藍棣之《九葉派詩選·前言》)，由內(nèi)而外，由個人到人民，由特殊到普遍，由詩人主體創(chuàng)造性地建構(gòu)個體自我與人民大眾、瞬間體驗與歷史本質(zhì)之間的詩性關(guān)聯(lián)。因此，九葉詩人的前后期創(chuàng)作，看似發(fā)生了由個人向人民的“轉(zhuǎn)變”，實質(zhì)上從未離開“個人”這個根本，對人民苦難現(xiàn)實的表達與介入，拓寬了九葉詩人的詩界領域，但九葉詩人的個性追求也從未動搖。

　　九葉詩人這種凝視自我以凝視人民，擁抱自我以擁抱歷史的特質(zhì)，以穆旦最具代表性�！毒湃~集》中穆旦的第一首選詩《在寒冷的臘月的夜里》，開篇便以寒冬臘月、風掃平原、枯干的田野、盡竭的歲月、憩息的牲口、凍結(jié)的小河、一副厚重的多紋的臉等一系列荒寒、滄桑、沉滯、凝重的意象，奠定起書寫大地農(nóng)民的沉郁基調(diào)。誰家的兒郎嚇哭了？“他就要長大了，漸漸和我們一樣地躺下，一樣地打鼾”，這樣悠久的歲月里，“我們的祖先是已經(jīng)睡了，睡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在門口，那些用舊了的鐮刀，/鋤頭，牛軛，石磨，大車，/靜靜地，正承接著雪花的飄落。”過去(祖先)，我們(現(xiàn)在)，兒郎(將來)，都躺在了一起，穆旦將漫長悠久的時間歲月并置為同一片靜止的空間，從過去到將來，一代又一代的農(nóng)民行走在凝滯不變的被輪子軋死的路上，這悠久而深重的滄桑歷史經(jīng)由穆旦的獨特體驗與創(chuàng)造性書寫，形成宏闊深廣、厚重飽滿的詩篇人格。這種獨特的個性的穆旦式人民書寫，顯然比虛浮空泛的宣傳式人民詩更能接近人民的生活真相與歷史本質(zhì)。

　　以“人民”為關(guān)鍵詞介入《九葉集》，會發(fā)現(xiàn)九葉詩人不同于40年代的詩歌主潮，他們堅持人/生命本位，堅持文學自身的藝術(shù)追求，自覺推重詩人主體的創(chuàng)造性，重視書寫生活的“內(nèi)面”(向內(nèi)轉(zhuǎn)傾向)，而這些中國新詩的“現(xiàn)代化”探索努力，與80年代的時代主潮不謀而合，這也是九葉詩派作為一個帶有想象與建構(gòu)意味的被追認的詩派，在80年代及以后被重視與經(jīng)典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