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眼光看日本——重讀《菊與刀》(徐漣)

　　魯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與刀》最后這樣寫道：“日本的國家預算中如果不包括軍事化的目標，它將在不久的將來奠定繁榮的基礎(chǔ)，并成為東方貿(mào)易的主角�！薄叭毡镜男袨閯訖C是隨情況而定的，如果情況允許，日本將在和平的世界中謀求地位，如若不然，他們也會成為武裝陣營的一員�！�

　　1948年，本尼迪克特在美國去世。她不可能親眼看到日本如何一步步成為東方貿(mào)易的主角，更一度排名為世界經(jīng)濟體第二位。強大的購買力一度讓世界藝術(shù)珍品收歸日本囊中，而走遍世界各地的日本游客也讓其成為最受歡迎的慷慨者。她更不可能知道，就在二戰(zhàn)勝利70周年之際，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邁出占領(lǐng)中國第一步的84年后的同一天，日本參議院通過了《新安保法案》，允許日本在不是自衛(wèi)的情況下也可以出兵海外，名副其實地成為世界武裝陣營的一員。

　　這些，本尼迪克特沒有親眼見到，她的預言卻都一一變?yōu)楝F(xiàn)實。70年前，她只是通過“文化遙距研究法做出來的成果：她從當時日本發(fā)布的宣傳電影、集中營中的日裔美國人和戰(zhàn)俘的訪談紀錄以及日本人的文學作品中收集資料，重新建構(gòu)出日本文化以及對日本戰(zhàn)后重建的期許”。

　　作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的教授，以訓練有素的人類學方法，同時，也是以西方文化的“他者”的眼睛，本尼迪克特為我們解讀了日本的國民性：在菊與刀的象征意義中糾纏、矛盾的民族，不承認“善”與“惡”的區(qū)分，改變了“仁”的原有字義，卻要求嚴格等級、絕對秩序的“各得其所”，以及一切社會生活的“合乎情理”。他們堅忍、頑強，用盡全力恪盡職守，以一切不可想象甚至是自我折磨的方式達到自我修煉。他們安守于自己的既定位置，對于冒犯與污辱，不惜以生命為代價進行報復，而這冒犯，在其他民族看來根本無從理解。對日本人而言，最可怕的是失去名譽。他們謹守報恩的思想，為了報恩可以不顧道義，只有名分、情理最為重要。在忠、孝不能兩全之時，選擇盡忠、再以剖腹自盡的方式作為對自己不能盡孝的懲罰。他們對“極致”的追求，成為日本民族鮮明的特征。

　　在本尼迪克特條分縷析，對日本國民性進行深刻思考與細致描繪時，作為中國人，時時能夠深切感受到日本文化出自中國文化的源頭�！笆澜鐨v史上，很難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到另一個主權(quán)國家如此成功地有計劃地引進外國文明的例子�！睂χ刃�、等級制的依賴，對重要概念的引進，無不出自中國，卻又與中國如此不同。本尼迪克特寫道：“在中國，忠孝是有條件的，其上還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中國的倫理道德體系把‘仁’作為一切人際關(guān)系的基石�！薄叭毡緟s從未接受中國倫理學的這一前提。”可以說，拋棄掉中國倫理道德基石，則意味著對這一體系的徹底改造。遠遠看去，隨處可見的中國字“忠”“孝”“義”“誠”“恥”讓中國人感到親切，及至走近，卻發(fā)現(xiàn)完全不是中國人所熟悉的含義。日本的文化源于中國，這毫無疑問，但中國與日本民族特性的巨大差異讓我們認清這樣一個事實：同一傳統(tǒng)源流會結(jié)出完全不同的花果。龍生九子，各不相同；現(xiàn)實生活中，同樣的父母，也會生出性格迥異、境遇天壤之別的兄弟。在某一個分界點上，相同的文化源流越走越遠，分化成兩條不同的河流。正視這一點，才能更好地擺正心態(tài)，去除掉國人或多或少存在的文化優(yōu)越感甚至是自大感，也才能在別人申遺時保持平常心。

　　掩卷沉思，本尼迪克特對日本的理解和描繪，有多少是真實的或者說接近真實？但她啟發(fā)我們從文化的角度更深入地理解日本和日本人民。70年前的日本人與今天的日本人，會有多大的差異？是否真的存在一種全民族的共通的特性？跟歷史相比，我們的現(xiàn)在總是渺小而微不足道，只有當我們也成為過去，才能在歷史中顯現(xiàn)。當然，并不是每一個“現(xiàn)在”或“當下”都有機會成為歷史，只有未來才有機會選擇，哪些“現(xiàn)在”可以并值得成為傳統(tǒng)。這其中包含必然，也有偶然，能把握玄機者才有機會在歷史中留痕，一道又一道刻下的痕跡，終于成為傳統(tǒng)的一部分。是將傷痛撫平，還是將傷口一次次撕裂？今天的日本所發(fā)生的一切，也將在歷史留痕，決定著日本未來的方向。

　　當然，學者的研究永遠只是一種解答。日本是個地震、海嘯、火山多發(fā)的國家，災難深重，資源匱乏。島國的地理局限，在生產(chǎn)力低下的時代，可以想象得到生存的艱難，生活于此的人們無時無刻能夠放下沉重的壓力。死亡，也許從來就不是最壞的懲罰，更多是一種解脫。這讓日本人不懼死、恐懼生。在這樣的自然環(huán)境中，沒有秩序，沒有等級，何談安全感！但彪悍的海洋民族骨子里的倔強，讓他們不愿放棄。不屈抗爭與順從天命的矛盾對立，也許才是造成日本人性格的根本原因。不懼怕死，把死當作最終的歸宿，反因此竭盡全力，將人的力量全部迸發(fā)出來；而一再落入宿命的窠臼，掙不脫天命，也只能逆來順受，屈服于強者。“猛獅獵食，無論兔象，皆盡其力。”對日本人而言，捕捉兔子和大象，都要用盡全力，不因?qū)ο笫峭檬窍�，而是因為捕捉這一行動是為了展示自我之“誠”，無所保留，無所掩飾，無所浪費。

　　也正因此，日本人欣賞的是“極致”，是全力以赴開到絢爛、熱烈的櫻花，哪怕短暫，哪怕就要凋零；是情到深處不能自已，只能以死亡推向極致，換取剎那的永恒。日本人的俳句處處流露著“剎那即永恒”的極致感傷，即使生活中的點滴瑣碎，也一一做精，茶道、花道，盆景、庭院，糕點、餐具，哪一樣都細膩，精致，令人嘆為觀止。

　　但，精致、美好不是日本的全部。敬業(yè)、禮儀也不是日本的全部。就在今年，對于《新安保法案》，數(shù)以萬計的反抗聲浪，讓我們看到了日本民眾的善良內(nèi)心。但《新安保法案》獲得了眾議院通過，又在一輪高過一輪的反對聲浪中，最終獲得了參議院通過。也許，相比于沉默的大多數(shù)，十數(shù)萬人的反抗聲音還是太微弱！更多的日本人站在了另一邊。那些以探求真理為目的的學者呢？即便有一些有識之士做出了嚴肅的歷史研究，但更多的學者選擇了忽視事實。傅瑩在文章中遺憾地說：“這些年我同日本官員和學者接觸，另有一種感受，他們似乎不帶耳朵來，缺乏傾聽的意愿�！闭�府偏執(zhí)極端，學者又不愿傾聽，只能導致日本公眾對中國的誤解越來越深。

　　劉慈欣把叢林法則上升為“黑暗森林”，粉碎了叢林法則中的生態(tài)平衡。盡管弱肉強食，卻還有“法則”，有“秩序”，有“規(guī)律”，而一旦“黑暗”降臨“森林”，無從建立秩序，在什么都不知道的黑暗宇宙，只能滋生懷疑、恐懼，在恐懼、絕望中胡亂殺戮，企圖以先發(fā)制人而獲得生存�？杀�的是，在核武器屢屢成為威脅人類生存的重大國際焦點問題的今天，無論先發(fā)制人，還是被動迎戰(zhàn)，都只有一同毀滅。又何況在核武器之外，也許真實存在著的外星智慧，只用小小的一片“錫箔”，就能讓所有的人類文明與宇宙自身，完全坍塌至無明。

　　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出版的當年，被選為美國人類學學會主席。在這本代表作中，吉光片羽隨處可見，其中關(guān)于電影的那一段，也給予我們啟發(fā)。中國影視劇中的某些“抗戰(zhàn)神劇”是歷史的無知與膚淺，而日本人拍攝的二戰(zhàn)時期電影呢？“美國人觀看了這些電影經(jīng)常會說，這是他們看到的最好的和平主義的宣傳�！北灸岬峡颂卣f，但事實上，對日本觀眾而言，這些電影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宣傳工具，他們內(nèi)心知道，無論戰(zhàn)爭如何殘酷，無論戰(zhàn)爭是否正義，無論需要你做出何種犧牲，你都“必須如此”。70年前的日本人就這樣選擇了戰(zhàn)爭，那么70年后的今天呢？本尼迪克特對日本國民性的分析，就不能被歷史的進步而打破嗎？

　　我想起在一檔廣播節(jié)目中，一位中國軍事專家談起，參觀完日本原子彈爆炸紀念館之后，他和另一位美國將軍心情沉重地回到車上，四目相視，不約而同地發(fā)問：Why？紀念館中沒有提供哪怕一丁點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是誰一手制造了戰(zhàn)爭？這個問題也許對以前的日本人而言不重要，今天對他們而言，更不重要。但對歷史而言，真的不重要嗎？無論寬容與否，70多年前的血肉之軀漸漸埋入歷史的煙塵；再過一二十年，與之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全部生命都將永遠消逝。但，這個發(fā)問是重要的，重要之處在于，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人與非人，是人類社會最高的判斷標準，是人類擺脫動物世界而走向光明的根本原則。

　　(本文引文出自《菊與刀》，中國畫報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