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淵與源(周興陸)

　　劉毓慶、徐志嘯兩位先生關于“中國文學的源頭是什么”的對話，是難得一見的真正的學術爭鳴，讀來很有興味，頗受啟發(fā)。

　　就這個問題本身來說，答案可能并非是涇渭分明、截然對立的，關鍵是對“源”這個比喻詞的理解，兩位先生在無意之中存在了分歧。源的初文為 ，意為泉水從山崖滲出�！霸础弊忠�申為開頭、起始。徐志嘯先生說：“中國古代神話是很豐富的，神話是西方文學的源頭，而中國文學的源頭可能不僅僅是神話，還有口頭文學。”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追溯中國文學的源頭的。與“源”相關的一個字是“淵”，通常聯(lián)合組詞“淵源”。劉毓慶先生在爭論時說：“就像河流，我們說它是源頭的時候，它一定有一個‘水淵’，六經就是中國文學的水淵�！睖Y的本字為 ，像深潭有水之形。劉毓慶先生就是從這個意義，即深淵的意義上，指出六經是中國文學的“源頭”的。

　　其實兩位先生的觀點，各有其合理之處。在中國文學批評上，特別是劉勰的《文心雕龍》，就兼容了二家的看法。劉勰專立《宗經》篇，提出各種文體都發(fā)端于經典，經典為后世文章確立了原則(“文能宗經，體有六義”)。經典對后世文章的沾溉與影響，“可謂太山遍雨，河潤千里者也”。特別是劉勰在《宗經》篇末說：“淵哉鑠乎，群言之祖�！边@正是劉毓慶先生所謂“六經就是中國文學的水淵”的直接依據(jù)。但是劉勰所謂的“宗經”不是說后世的文學濫觴于經典。

　　劉勰在《原道》篇里說：“人文之元，肇自太極�！�…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庇终f：“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彼�謂的“聲采靡追”，就近乎徐志嘯先生所謂的神話之前人類尚未開化的階段。劉勰在《明詩》篇里追溯最早的詩歌是《呂氏春秋》記載的“葛天樂辭”，《通變》篇追溯最早的“詠歌”是《吳越春秋》記載的黃帝時《彈歌》。劉勰在《時序》篇里把文學的源頭追溯到《帝王世紀》和《列子》分別記載的唐堯時的《擊壤歌》《康衢謠》，顯然這些文獻都是逸出“六經”之外的，而正是徐志嘯先生所謂的口頭文學和神話。因此我說劉、徐二先生的觀點在古代文學批評史文獻中都可以找到依據(jù)。

　　我這樣講，并非是說現(xiàn)在這場爭論沒有意義。恰恰相反，這場爭鳴不只是具體的學術觀點的辨析，更是當前文史研究的學術理念之爭，反映出當前學術范式的某種轉向。傳統(tǒng)文學史上，“宗經”觀念發(fā)生很大的影響，經典滋潤并規(guī)范著后世的各體文學。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經典的權威性遭到質疑和否定，經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這個話題自然而然地消解了。因此，今天重新強調中國文學的一個本然的特征，當然是有意義的。

　　文學起源于神話，這是一個西方式的命題，與進化論相結合，百余年前傳到中國并被運用于中國文學史的闡釋。今天對諸如此類“以西釋中”的模式進行檢省，也是有意義的。問題是，這個命題之所以能貫徹到中國文學史的闡釋中，說明它與傳統(tǒng)文學并非毫無契合度。國人正是在這個理論的啟發(fā)下，努力發(fā)掘過去被斥為“怪力亂神”的神話傳說。今天我們需要更多地結合中國自己的文論傳統(tǒng)對這些搬來的命題加以修正、改造和重釋，正如黃霖先生所說，要“從世界性中抓住特殊點”，“從多元性中找出融合點”，而不是輕易地把20世紀從西方借鑒而來的命題范疇拋棄了事。其實有些范疇命題也是拋棄不了的。比如“中國文學”一詞，現(xiàn)在我們把詩、詞、文、小說、戲曲納入這個系統(tǒng)，在一本書里敘述。而在中國傳統(tǒng)里，這五者從來就沒有在一本書、一個系統(tǒng)里出現(xiàn)過。目錄書里小說與詩文就歸入不同門類；一個作家即使兼?zhèn)涓黧w，其文集也不會通通把它們包羅進去。如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就不收《儒林外史》。我們今天研究“中國文學”，是依據(jù)現(xiàn)代的文學觀念回溯傳統(tǒng)，把傳統(tǒng)里符合現(xiàn)代所謂“中國文學”內涵外延的成分挑剔出來？還是按照《論語》中那個“文學”概念的自然發(fā)展來框定文學的內涵和外延呢？依前者去做，有問題；依后者去做，有困難。正確的途徑可能還是二者兼顧。過去強調的是趨同，甚至喪失自我地趨同，當然是失誤；今天多強調的是別異，當然很重要，但如果否定各國文學存在共同性、相通性而執(zhí)拗地別異，可能也會產生失誤。文史研究的“去西方化”如何更理性、更穩(wěn)健，還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問題。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