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文史資料的價值(俞金堯)

——評河南文史資料大系《百年記憶》

《百年記憶——河南文史資料大系》 毛德富 主編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盡管中國的史學傳統(tǒng)源遠流長，但在當今較為世俗化的社會經(jīng)濟環(huán)境里，搞史學這一行的人經(jīng)常要為如何令人信服地回答“歷史有什么用”而傷腦筋。當然，對這一問題犯難的也不僅僅是中國的歷史學者，法國大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在面對小兒子直截了當?shù)叵蛩�提問“歷史有什么用”時，他一時也答不上來。可見，職業(yè)歷史學者，無論中外，在沉迷于他的研究對象時，反而容易把本專業(yè)一些基本的問題置于腦后，或者以為這種問題早就不言自明而不用去專門琢磨。

　　非專業(yè)的歷史學者反而更在乎回答好這樣的問題，他們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從事本職以外的某一項活動，必然首先要弄清它的作用和意義。換言之，只有在認識到所做工作意義的情況下，人們才會有如此的投入。例如，人民政協(xié)幾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征集、研究和出版文史資料，就是因為政協(xié)的文史工作者深刻地理解這項工作的意義，政協(xié)在一開始就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回答了歷史研究的作用問題：“存史、資政、團結、育人”。

　　近日，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百年記憶——河南文史資料大系》，以2000萬字的篇幅，再次詮釋了歷史研究的上述作用。這套巨著涉及政治、軍事、經(jīng)濟、科技、教育、民族宗教、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以及河南省政協(xié)自身的發(fā)展演變，均以有關人物的親歷親見親聞為基礎，記述了自戊戌變法以來100多年間發(fā)生在河南或與河南人有關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的活動。這些資料所展現(xiàn)的正是河南和河南人在我們國家各個方面的發(fā)展進程中的重要作用，猶如河南在中國的地理位置。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里，河南和河南人在中國歷史的舞臺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些事件和人物已經(jīng)成為中國文化和精神的核心組成部分而發(fā)生深遠的影響，例如紅旗渠、焦裕祿精神。因此，這套資料的出版，完全可以起到資政、團結和育人的作用。

　　當然，這些資料到底在何種程度上發(fā)揮這些作用，首先取決于資料的可信、可靠程度。盡管政協(xié)征集文史資料以撰稿者的親身經(jīng)歷和見聞為依據(jù)，但這種具有回憶性質的資料，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記憶失誤和缺失，或者選擇性地追憶某些經(jīng)歷而省略及淡化某些信息，這就需要資料的征集和編輯人員對所征集到的資料進行嚴格的核查和鑒別。在這個過程中，史學的專業(yè)精神是不可缺少的。

　　河南省政協(xié)這套文史資料的編纂者以這樣一種精神對待征集到的資料，就是“實事求是、忠于史實、秉筆直書”，這就是史學的基本原則。閱讀王志屏口述的《我在西安事變前后的經(jīng)歷和見聞》一文中寫到蔣介石向衛(wèi)士借兩毛錢買糖的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蔣當時被關進楊虎城公館，光喝白開水不吃飯。但他又嫌“水太寡，喝不下去”，就向衛(wèi)士借“兩毛錢買點兒糖”。后來，衛(wèi)士從大廚房拿了一包足有10公斤的糖給蔣送去時，遭蔣大聲呵斥：“借你兩毛錢買糖，是私人關系。你拿這么多糖來干什么？公家的糖我不吃。拿走！拿走！”這里的語言既生動，又實在，即使我們從大義上把蔣看成是西安事變中的一個反面角色，但蔣在性命攸關的時刻依然公私分明，仍令人肅然起敬。這個細節(jié)把一個歷史人物的多面性揭示了出來，不僅豐富了人物形象，并且使敘述中的人物更符合真實。所謂忠于史實和秉筆直書，往往就是在一些細節(jié)的敘述中，不經(jīng)意地流露出來的。

　　“允許多說并存”，則是史學專業(yè)精神的又一種表現(xiàn)。歷史研究的一項基本工作就是昭示真相，如前所述，盡管文史資料是以親歷親見親聞為依據(jù)，但其作為一種回憶性的、口述的史料，有些問題在所難免，還有不少問題則難以在較短的時間內澄清、證實，比如在回憶西安事變時，每個親歷者的說法不盡相同，那么，就不妨把它們作為一家之說先保存下來，再等待后來的史學家們去考訂、辨識，所謂“真相”總是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說法不斷碰撞過程中逐漸呈現(xiàn)出來的。河南的文史資料把“允許多說并存”作為一個編纂原則，表明了編纂者的一種客觀立場，也為以后的深入研究創(chuàng)造了條件。

　　政協(xié)在征集文史資料的過程中秉持上述專業(yè)精神，那么，這些資料的“存史”作用便在其中了。據(jù)說，政協(xié)文史資料的引用率很高，說明政協(xié)的這項工作已經(jīng)得到了學界的認可。

　　不過，文史資料“存史”的價值，可能超乎我們的認識。19世紀后期以來，由于政治史在史學中的核心地位，文獻檔案被當作基本的史料而受到歷史學者的追捧。不過，檔案資料也有自身的局限，史料當然不能囿于檔案文獻。所以，回憶錄、日記等作為一種補充性的、輔助性的史料在歷史研究中也得到謹慎的重視。這樣，我們看到，對于傳統(tǒng)的政治史、外交史、軍事史而言，“文史資料”的補充、輔助作用更明顯一些。但是，20世紀以來，新史學發(fā)展起來，以非精英人物為主要對象的新社會史、新文化史等史學新領域先后興起。在這些新領域，檔案資料極少，歷史學家反而更看重日記、書信、回憶錄的史料價值。所以，從傳統(tǒng)政治史的角度看，政協(xié)所編文史資料如果具有“匡史書之誤、補檔案之缺、輔史學之證”的作用，是一種重要的史料補充的話，那么，在新史學中，不少文史資料就不再是輔助和補充，而是一些基本史料，比如河南的這套文史資料關于“社會生活”的內容單列一卷，歷史上的婚喪嫁娶、民風習俗、災荒和救濟等資料對于研究社會史的人來說就是珍貴的史料�？梢�，從社會史或大眾文化史研究的觀點來看，這套文史資料的史料價值恐怕比原來認識到的要更大一些。

　　同樣需要給以充分認識的還有這套文史資料的意義。編纂者說，這套資料“不僅是研究中原地區(qū)近現(xiàn)代歷史的第一手資料，也是了解河南、認識河南、宣傳河南的獨特窗口”。這樣的自評當然也有道理。然而，對于歷史學者而言，很多史料的價值其實是超越地方性的，比如關于河南人袁世凱在河南的活動的資料，就不僅僅是作為中原地區(qū)的史料了。所有具有民族國家意義的歷史事件都是在特定的地方發(fā)生的，那么，與此相關的史料，其價值和意義必然也超越地方性。

　　要用兩千字的篇幅來評述這套有兩千萬字的史料，這活具有挑戰(zhàn)性。好在這套書滲透了專業(yè)的精神，我們很快就能認識它的價值，確切地說，它的史料價值可能比編纂者預期的還要大。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