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誤讀了“苦難”這塊磨刀石(禾刀)

——讀陳平原的《抗戰(zhàn)烽火中的中國大學》

《抗戰(zhàn)烽火中的中國大學》 陳平原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言必談西南聯大，已經成為諸多關涉抗戰(zhàn)大學敘事的范式思維。確實，西南聯大不僅留下成堆的精彩故事，還有不菲的成就：聯大師生中，有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49年)27人、中國科學院院士154人、工程院院士12人。其中，楊振寧、李政道兩人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趙九章、鄧稼先等8人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征鎰是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

　　在所有西南聯大的敘事中，“苦難”往往是一道最耀眼的標簽，似乎不提“湘黔滇旅行團”，就不足以解讀西南聯大一樣。因此，關于西南聯大從學生到校長乃至教員家眷所經歷的苦難，數十年來屢被著文發(fā)表或者印刷成書，且經久不息，歷久彌香。

　　既然是以抗戰(zhàn)時期的中國大學為研究對象，對西南聯大陳平原理所當然不會回避。不過陳平原卻生出別樣的擔心，“一次次充滿激情與想象力的‘述說’西南聯大”，“是否會熨平無數‘傷疤’與‘皺痕’，將九年艱苦卓絕的‘聯大’之路，化簡為一個個激動人心的勵志故事？”在陳平原看來，西南聯大確屬成就卓著的大學典范，但“苦難”式勵志未必就是西南聯大取得成就的主要法寶。

　　這并非離經叛道。綜合多方數據，陳平原估計，1941年中國專科以上的大學有84所，內遷大學約56所，師生多達數萬之眾。抗戰(zhàn)時期，像西南聯大這樣一遷再遷的大學并非唯一。同濟大學，抗戰(zhàn)八年歷經六次遷徙，最終從上海來到四川李莊；浙江大學歷經四次搬遷，“行程2600余公里，足跡遍及浙、贛、湘、桂、閩、粵、黔七省”；中央大學牧場為將數十種國內外優(yōu)良牲畜遷至內地，經過“大約一年半的時間”，最終以邊走邊牧的“游牧”方式抵達重慶，也算是內遷大學史上的一道壯麗景觀。素來被譽為西南聯大南渡標志性事件的“湘黔滇旅行團”，事實上也非孤例，同濟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河南大學等，幾乎都有過類似行軍，所不同的是，西南聯大因為有聞一多、李繼桐、曾昭掄、袁復禮等名人的參與，同時因提供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故事而在眾多內遷大學類似活動中，更加奪目。

　　在許多敘事中，西南聯大師生頭頂炮彈，見縫插針地開展教育工作令人印象深刻。實際上，這一現象是許多內遷大學的共同經歷，與炸彈打游擊堅持授課和開展研究工作者比比皆是。至于生活和教學條件艱苦，更是內遷大學的家常便飯……可以說，西南聯大經歷了許多內遷大學都曾經歷過的苦難，甚至還不乏比西南聯大更“苦”更“難”的內遷大學，但長期以來，很少進入輿論的主流視野。

　　如此贅述，并非刻意貶低西南聯大，西南聯大的輝煌成就不容否認。只是想在此表明，陳平原以抗戰(zhàn)為背景以所有中國大學為對象的研究視角，不僅有助于讀者全面認識抗戰(zhàn)中中國大學的真實狀態(tài)，同時也有助于讀者逐漸走出這樣一個誤區(qū)，即“苦難”是西南聯大取得卓越成就的“磨刀石”。

　　倘若我們有心揭掉“苦難”這道豐富的情感標簽，不難發(fā)現，西南聯大之所以在眾多內遷大學中脫穎而出，主要得益于清華、北大和南開的強強聯合。三所當年在中國名列前茅的高校合并，不僅實現了教學資源尤其是師資力量的最大化，事實上也進一步促進了學術自由風氣，鞏固了教授治校管理模式，形成了西南聯大師生喜愛也為后人爭相傳頌的純潔、獨立、自由的學術氛圍。

　　這么說來，“苦難”確實打磨了西南聯大師生的堅強意志，但“苦難”打磨的“特殊材料”，并不必然促使西南聯大在學術教育方面散發(fā)出耀眼的光芒。不能說西南聯大的“苦難”經歷不重要，其最大價值或在于，“苦難行軍”后，西南聯大的師生對內地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尤其是那些寶貴的田園經歷，為師生提供了第一手親切得再無法更親切的人文資料，這也許是西南聯大人文學科最為出色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為一位長期研究中國大學歷史的學者，陳平原不厭其煩地羅列諸多詳實史料，其意當然不是為了推翻公眾對西南聯大的美好印象，而是為了讓讀者以包括西南聯大在內的諸多抗戰(zhàn)內遷大學為鏡鑒，從中看到一所大學能取得卓越成就的真正活水源頭——這種源頭并非“苦難行軍”這樣標簽化的“心靈雞湯”，而應從這些富含情感的精彩勵志故事中，真正看清中國大學的教育規(guī)律。

　　“苦難”也許可以視為歷練心志的“磨刀石”，但抗戰(zhàn)時期內遷大學的普遍經歷表明，“苦難”與教育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聯，唯有努力營造符合教育規(guī)律的教育生態(tài)，方能激發(fā)學生投身學術事業(yè)的滿腔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