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未完成式”大師的成就與遺憾(余三定)

——序《袁可嘉研究》

廖四平著《袁可嘉研究》

　　今年國慶長假期間，我有機會閱讀廖四平的《袁可嘉研究》書稿清樣，這不僅持續(xù)給我?guī)�來閱讀的快樂，而且引起我多方面的思索，其中該書以下四點給我留下了尤為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著者對袁可嘉的研究達到了非常系統、全面、深刻的層次�！对�可嘉研究》在對袁可嘉的生平傳略進行具體、系統述評的基礎上，依次對袁可嘉的詩論、袁可嘉的詩歌創(chuàng)作、袁可嘉的外國詩歌翻譯、袁可嘉的外國文學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所產生的重大影響、所做出的重要貢獻，等等，作出了系統分析、全面總結和深度把握。其中的不少分析和論述堪稱精辟。比如著者指出袁可嘉的詩歌是“現代化”的新詩(著者指出袁可嘉的詩歌“既是一種‘現代化’的新詩，又是中國現代詩歌發(fā)展史上最為成功地按照一種詩論創(chuàng)作出來的詩歌”)，肯定袁可嘉的詩論是“新詩現代化”的詩歌理論(著者指出，在袁可嘉看來，所謂“新詩‘現代化’并不與新詩‘西洋化’同義：新詩一開始就接受西洋詩的影響，使它現代化的要求更與我們研習現代西洋詩及現代西洋文學批評有密切關系，我們卻絕無理由把‘現代化’與‘西洋化’混而為一。從最表面的意義說，‘現代化’指時間上的成長，‘西洋化’指空間上的變易；新詩之不必或不可能‘西洋化’正如這個空間不是也不可能變?yōu)槟莻�空間，而新詩之可以或必須現代化正如一件有機生長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蛻變的自然程序，是向前發(fā)展而非連根拔起”)，認為袁可嘉的“都市”題材的詩歌其主要特點是政治性與詩性的完美結合，等等，都是很有見地、很具深度的。

　　其次是，著者自覺地將袁可嘉放置在20世紀的中國這個宏觀的社會大背景(包括文學大背景和學術大背景)來觀照、分析和解讀，這樣一方面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更深入地理解袁可嘉的人生命運和事業(yè)成就，另一方面又可以讓我們透過袁可嘉這個具有典型知識分子意義的個案更好地理解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命運�！对�可嘉研究》的“引論”題為“‘未完成式’大師：中國現代優(yōu)秀知識分子的縮影”，說明著者既是想努力深入解讀袁可嘉，同時也是想借助對袁可嘉的解讀進而窺見“中國現代優(yōu)秀知識分子”群體面貌。著者提出了“‘未完成式’大師”的概念，何謂“‘未完成式’大師”？所謂“‘未完成式’大師”在這里是指未能“善始善終”、充分舒展其才華、取得與其才華相匹配的成就的“大師”。著者據此認為，從這一特定的內涵來看，中國現代優(yōu)秀知識分子中的那些“大師”實際上多為“‘未完成式’大師”。著者進而分析中國現代優(yōu)秀知識分子多為“‘未完成式’大師”的深層原因，指出，郭沫若、胡適之所以最終成為“‘未完成式’大師”，固然外在的原因很重要，但內在的原因也很重要——他們沒有“恒心”、不能“善始善終”：都因為各自的“社會責任感”過于膨脹或曰經不起功名利祿的誘惑而自愿“嫁作商人婦”；魯迅、劉半農之所以最終成為“‘未完成式’大師”，最主要的是外在的原因——“天不假年”！袁可嘉之所以最終成為“‘未完成式’大師”，也主要是外在的原因。著者接下去對袁可嘉最終成為“‘未完成式’大師”的外在原因從七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梳理，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其三是，展開關于袁可嘉研究的研究，可謂別開生面�！对�可嘉研究》的最后一章即第六章題為“袁可嘉研究之研究”�！把芯恐�研究”屬于學術史研究的范圍�！皩W術史”就是關于學術研究的學術研究，即研究過往學術發(fā)展的歷程。簡言之，學術史就是學術對自身的發(fā)展歷程進行反思、分析和研究，從而尋找出學術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的東西來。個案研究是學術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廖四平在書中說，迄今為止，有關袁可嘉的研究論著可謂為數不少了——僅中國知網所收錄的關于袁可嘉的論文在一百篇以上；論及過袁可嘉的論文更多——差不多凡是論述或論及20世紀40年代詩潮的論文都論及過袁可嘉；論及過袁可嘉的著作也很多——各類中國現代文學史、新詩史以及論述或論及過20世紀40年代詩潮的專著都論述或論及過袁可嘉……基于上面的整體把握，著者接著從七個方面對學術界關于袁可嘉研究的成果進行了系統總結，并分析了其特點。

　　其四是，對“大師”進行了頗具學理性和說服力的探討。什么是“大師”？筆者認為，在當今學術界有幾類所謂的“學術大師”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大師，該文具體分析說：其一，學術名流不是“學術大師”；其二，學界高管(高官)不是“學術大師”；其三，學術掮客(學術掮客，也稱“學術批發(fā)商”“學術包工頭”，嚴重的或可稱為“學霸”“學閥”)不是“學術大師”。那么，到底什么是“學術大師”呢？筆者未能作出正面回答，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F在讀廖四平的這部著作，看到了他對“大師”(廖四平所說的“大師”包含了我說的“學術大師”)的正面論述，自然感到十分高興和佩服。著者在該書“引論”中分析并明確指出說：所謂“大師”，至少包含以下三個“要件”：其一，在某一方面開一代風氣，如魯迅在小說創(chuàng)作及“中國小說史”研究等方面；其二，有一些標志性的成果，如魯迅有《吶喊》、《彷徨》、《中國小說史略》等；其三，具有多方面的才華，如魯迅既能從事小說研究，又能創(chuàng)作小說，還能寫“時事評論”之類的雜文。我認為，廖四平歸納的這三條應該說概括了“大師”的基本和主要特征，具有較強的學理性和說服力，值得我們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