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粗鄙化”當是第一要務(陳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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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品質的優(yōu)良、精致與否，直接影響著社會發(fā)展的精神質感。文藝創(chuàng)作長期粗糙、粗俗、粗鄙化，會溫水煮蛙般地牽引一個民族的價值判斷與審美能力集體無意識地下滑

　　僅有對時尚、流俗的迎合而缺乏美感的藝術，固然有可能造成暗夜臨空怪叫一聲的短暫吸引，但永遠也不可能積淀成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動產(chǎn) 

　　本可能攀登“高峰”的作品，在“高原”甚或更低級的階段，就被一巴掌推出，忽悠些慘淡的掌聲，然后刀槍入庫。這里面既有文化管理者的政績觀問題，更有作家藝術家自身的修為與定力問題

　　一個時期以來，抗日神劇、抗日雷劇現(xiàn)象讓文藝創(chuàng)作粗糙、粗俗、粗鄙化的問題受到關注。其實，又何止抗日題材存在這種問題？現(xiàn)實題材生吞活剝、歷史題材胡編亂造的現(xiàn)象，并不鮮見，有些夸張的劇情，以及強加給歷史人物的莫須有的“現(xiàn)實”荷載，并不比抗日雷劇嚴肅多少。 

　　文藝揭示與描摹一個民族的精神靈魂。文藝創(chuàng)作長期粗糙、粗俗、粗鄙化，不僅會扭曲一個民族的整體文化形象，而且還會溫水煮蛙般地牽引著這個民族的價值判斷與審美能力集體無意識地下滑，最終導致思維方式、生活態(tài)度、行為規(guī)范、價值取向、精神信仰的塌陷。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作為號角，作為代表時代風貌、引領時代風氣的文藝，其自身品質的優(yōu)良、精致與否，直接影響著社會發(fā)展的精神質感。

　　文化之“粗”影響民族精神養(yǎng)料的源頭供給

　　文化產(chǎn)品的粗糙化，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而是浮躁時代的長久沉淀。我們不停地殺雞取卵，就不能單怪雞怎么老是下“軟殼蛋”。要保證“蛋”的必要生長期，必須從機制上為文藝創(chuàng)作提供保障。當然，最根本的，還在于生產(chǎn)者的自重、自珍、自愛，“蛋”未成熟，又何必急著生出來，甚至還引吭高歌呢？這種叫聲，不僅是對自己生產(chǎn)能力與生產(chǎn)成績的夸大變形，而且還會造成別的孵蛋者也心浮氣躁，火急火燎，如果再被不負責任，尤其是想借此“吹大氣球”者所“轉基因”，豈不更是加重了整體氛圍的浮躁？

　　尤其在當下，文藝仍然是普通大眾獲取精神文化資源的主要手段，社會制度、法治信仰等基本通識的構筑與傳播，也需要通過文藝載體來實現(xiàn)。因此，文藝作品的粗糙、粗俗、粗鄙化，不僅關系到一個行業(yè)的從業(yè)能力、從業(yè)素質問題，更是一個民族精神養(yǎng)料的源頭供給問題。長期粗糙、粗俗、粗鄙化，必然帶來民族性格上對是非的猶豫模糊，對感情的粗疏隨意，對尊嚴的模棱兩可，尤其是對真理、價值、信仰追求的可有可無心態(tài)。當對一切都粗放任性、大而化之甚至犬儒化時，一個民族優(yōu)雅、精致、尊貴、莊嚴的生活形態(tài)就漸行漸遠了。

　　賈島為吟成“獨行潭底影，數(shù)息樹邊身”兩句詩，激動地寫下了膾炙人口的“二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就是說，這兩句詩若沒人欣賞，他就歸隱故山，以度殘年，再不寫詩了。仍是他，為“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句中，到底是用“推”還是“敲”，以至弄得在驢背上神情恍惚，顛三倒四，而端直與蠢驢一道，沖撞了京官韓愈的儀仗還渾然不覺。足見文學藝術作品的提煉、榨取、“熬鷹”過程，是需要何等的苦心孤詣。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紅樓夢》，無不透出對作品完美性的苦苦追求。正因為有這種“吟安一個字，捻斷數(shù)莖須”的磨礪精神，才有歷久彌新的文化經(jīng)典，才有中華民族厚重如山的精神文化不動產(chǎn)。

　　文藝之“粗”首要表現(xiàn)為語言粗疏與美的缺失

　　我們常說文學是語言的藝術，相聲、小品、電影、電視劇、舞臺劇，哪一個又不是語言的藝術呢？沒有了語言的優(yōu)雅、生動、精準，一切藝術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文藝的粗糙、粗俗、粗鄙化，首先來自語言的粗疏、隨意、任性。

　　一些作品，觀賞半天，從語言上竟然得不到一句美的享受。作為藝術之母體的文學，好多小說現(xiàn)在幾乎不寫對話，從頭到尾都是作家一人在絮叨，哪怕作品中出現(xiàn)幾十個人，甚至上百號人，都是作家獨自在“仿生”，獨自鼓起腮幫子吹奏“百鳥朝鳳”，乍一看，像是在創(chuàng)新文體，在奔向“現(xiàn)代”、奔向“國際化”，但有評論家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是創(chuàng)新文體與現(xiàn)代不現(xiàn)代的問題，而是對書寫人物對話的功力不逮的一種掩飾。想想也是，如果寫《紅樓夢》的曹雪芹，把賈寶玉、林黛玉、王熙鳳、劉姥姥、賈政、薛蟠、焦大的對話都一鍋燴了，那《紅樓夢》還是人物個性魅力四射的文學經(jīng)典嗎？

　　無論銀幕、熒屏還是舞臺，不少作品的粗糙化首先體現(xiàn)在臺詞上，不僅表達不準確，肆意注水，而且常常把無聊當有趣，把粗俗當幽默，把刻薄當才華，把油滑當智慧，把惡搞當創(chuàng)新。有些戲曲的唱詞，連基本韻轍關都沒過，就匆匆搬上舞臺，曲作者以所謂“創(chuàng)新”把這些硬傷勉強縫合起來，胡彎亂拐，讓人聽起來雞皮疙瘩驟起，不僅嚴重破壞了劇種的行腔美感，長此以往，也必然有損民族戲曲的基本審美品格。

　　美是藝術的最高準則，缺乏美感的藝術，固然有可能造成暗夜臨空怪叫一聲的短暫吸引，但永遠也不可能積淀成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動產(chǎn)。美中最美的，永遠是人性中那些至愛、至善、至尊的圖景，那些讓我們不能不“一吟淚雙流”的精致的生命化煉。這種美總是能千百年地照耀人、感動人、化育人，從而讓人類歷史在翻過若干頁后，有一種明顯的進程感。

　　《史記》創(chuàng)作離我們已2000多年，但那種“文質兼美”的精致創(chuàng)造，尤其是對歷史、政治、經(jīng)濟、文化形態(tài)的獨特判斷，以及對人性的深刻把握，今天讀來仍深感震撼，超越時代的思想光芒無處不見。如果沒有作者生命的深切滲入，沒有化煉的精度、純度，就不可能有2000多年后仍須仰止的情感溫度、思想深度與精神高度，更不可能成為中華民族歷史文學的“百科全書”。后世的文學、戲曲、電影、電視，無不在《史記》這眼泉源中淘洗，現(xiàn)在仍有300多個戲曲劇目由《史記》故事演繹而成。無論翻開《史記》哪一篇，都會為司馬遷記錄歷史、形塑人物、描摹重大事件的創(chuàng)造功力拍案叫絕。因了司馬遷的眼光與精神高度，他所處時代的諸多人物，甚至是一些歷史地位甚微的“小人物”，都精彩絕倫地走進了中華民族歷史的人物畫廊，這就是一個時代記錄者的偉大作用。反之，僅靠對時尚、流俗甚至流弊的迎合，對一個時代真正的生命情感、思想精神視而不見，或者即使見了，也是淺嘗輒止，粗而糙之，粗而俗之，那將是一個時代文學藝術家的真正悲劇。

　　精致之作需要虔敬、恒常、執(zhí)著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

　　100多年前，法國一個叫薛瓦勒的鄉(xiāng)村郵差，有天不經(jīng)意被一個石頭絆倒，他隨手撿起這塊石頭，發(fā)現(xiàn)很美麗，就拿回家了。隨后，在送信途中，他不斷地撿拾各種好看的石頭，久而久之，這些石頭又讓他產(chǎn)生了一個宏偉的構想：能不能建造一座美麗的石頭宮殿。有了理想，又有了在旁人看來很是冒傻氣的執(zhí)著行動，30年后，他竟然把這件事干成了。又過了100多年，這座石頭城堡已成為法國著名的旅游景點“郵差薛瓦勒之理想宮”。這個真實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藝術創(chuàng)造的深刻道理：一切靈感來自生活，而一切靈感最終的藝術實現(xiàn)，又靠的是心靈的虔敬、行動的恒常與生命的執(zhí)著。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到文藝作品有“高原”缺“高峰”的問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在浮躁心態(tài)下的創(chuàng)作尷尬與困境。這雖是一個綜合考量命題，牽扯到方方面面的機制、積累與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能力等問題，但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過度“催生”，使許多作品半生不熟，皮焦里生，倉皇粗糙登場，當是重要原因。我們不能讓一些本可能攀登“高峰”的作品，在“高原”階段甚或更低級的段位，就一巴掌推出，胡亂表演一番，忽悠些慘淡的掌聲，然后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這里面有文化管理者的政績觀問題，更有作家藝術家自身的修為與定力問題。如果僅為稿費、勞務費，僅為撈一把、火一把，就另當別論；如果心中確實有話想說，想對世道人心發(fā)言，想探尋真善美的真諦，想探索美的至高境地，想為時代留下點什么，那就需要向藝術的精細、精致掘進。

　　一個時代的文學藝術的粗糙、粗俗、粗鄙化，必然影響到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面貌�！按帧币坏┏蔀橐环N癥候，粗不知禮，俗不知羞，鄙不知恥，再離“道”而去，丑不服美，惡不服善，斜不服正，“粗”之恥莫大焉。成為習慣的“粗”將影響到群體人格的形塑，少數(shù)國人出門旅游的不文明行為常遭人詬病，無疑與此有關。因此，去粗糙、去粗俗、去粗鄙，應當成為文化建設的第一要務。

　　慢些，再慢些，蒸熟煮透后再揭鍋，方有可能見精品，直至見“高峰”。

　　(作者為中共陜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