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下文學理論諸問題的反思(閻嘉)

　　盡管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存在著種種異質性、差異性和難以跨越的文化隔閡，但我們始終都應該以一種好奇的、求知的、審視的、批判的、反思的心態(tài)去對待我們的祖先曾經當作怪異之物的外來的西方文論與文化。我們力求真正走進和了解西方文論與文化，并不是為了對它們的膜拜和景仰，而是為了求知，為了借鑒，更是為了新的創(chuàng)造。

　　今天的理論生產者，大多都受制于自身在其中“謀生”或者“工作”的現行學術體制，主要通過教材、論文、教學活動、各種出版物、網絡媒介等途徑走向公共領域，并對公眾發(fā)言，由此影響到文學活動和整個社會。這種日益體制化與專業(yè)化的理論生產和再生產的語境，不同于從前的任何時代，諸如以政治意識形態(tài)為主導的時代，社會激進思潮風起云涌的時代，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時代等。事實上，理論生產活動已經遠離了文學活動本身，變成了一種學院體制內的“知識生產”活動。因此，現行大學教育體制和學術體制下的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語境，是我們反思諸多理論問題最基本的出發(fā)點和立足點。

　　對文學理論學科的形成和性質是需要反思的。文學理論學科的研究對象主要涉及到文學的基本原理、概念和范疇，文學研究的方法、價值評判的標準等。這樣的研究具有理論的普遍性和抽象性的特點。但重要的是，文學理論研究首先必須面對文學的基本事實，從文學事實出發(fā)：一方面運用原理、方法、概念和范疇去解釋文學文本和事實；另一方面又要對文學文本和事實做出價值評判。換句話說，文學理論主要不是對文學現象做出事實判斷，而要對文學現象做出解釋和價值評判。因此，文學理論需要確立一系列概念、范疇、標準，并由此建構相應的理論框架，去解釋和評判文學事實。文學事實最重要的內容，首先是文學文本(作品文本和理論文本)，以及文本產生的社會語境(歷史、時代氛圍、社會事件、文本生產機制等)。文學理論的歷史深刻地與范圍廣泛的社會、經濟、哲學、道德和心理領域的思想史交織在一起。我們應當深入到文學文本背后更加寬廣的歷史語境中，從一種能表明其聯系、起源、演化和反應的脈絡的視角去審視它，去挖掘促成文本形成的不同動機，尤其是不同文學傳統(tǒng)之間的相互影響、沖突與融合，并在此基礎上做出價值評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學理論界，“價值中立”論近年來頗有市場。在我看來，文學理論作為一種知識建構，毫無疑問離不開理論家的價值立場和價值評判，價值評判是文學理論建構中最重要的品格和靈魂。文學理論絕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人為地與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隔絕。

　　對文學理論的核心概念“文學”，以及與之相關的、在一些理論著述中盛行的“審美主義”傾向我們也需要反思。文學理論研究總會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不同理論家對于“文學”概念的理解。我們應當聯系歷史演變來看“文學”這一概念的具體意涵。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強調“文學”的“審美價值”，是當今中國文學理論界占主導地位的觀點。在西方世界，“文學”概念的發(fā)展也有和中國類似的歷程。西方古代的文學理論大多非常關注文學作為人類社會活動之一的基本性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賀拉斯等原創(chuàng)性理論家往往會從社會的政治、歷史、道德、哲學等角度去界定文學。在18世紀后期的啟蒙運動之前，西方傳統(tǒng)知識學科中與文學有關的理論，都被歸入到“詩學”和“修辭學”之中。1746年，法國神父巴托在《簡化成一個單一原則的美的藝術》一文里將“美”與藝術聯系在一起，明確提出“模仿美的自然”是一切藝術的共同原則。此后，啟蒙運動中的重要人物狄德羅、達朗貝爾等人，英國學者夏夫茲博里、哈奇生等人，德國的“美學之父”鮑姆加登及其學生邁爾，受啟蒙思想影響的歌德和康德等人，共同推動了現代以“審美價值”為核心的藝術體系的誕生。把“審美價值”作為“文學”的核心價值，從此就成了西方現代文學理論中“文學”概念的重要意涵。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直至現在，以審美價值為核心的“文學”概念，在西方世界不斷遭到來自各個方面的質疑、挑戰(zhàn)和突破。美國藝術史家克里斯特勒提出：“在現代藝術創(chuàng)作中和在文化史的其他階段的研究中，美的藝術的傳統(tǒng)體系開始顯現出土崩瓦解的跡象。從19世紀后半期以來……對各種藝術的不同技巧更加強烈的認知，在藝術家和批評家中已經造成了對于以一種不再存在的境況為基礎的美學體系之慣例的不滿，這種美學試圖徒勞地掩蓋這一事實，即它的美的藝術的根本體系只不過是一種假設，它的大多數理論都是從特定的藝術、通常是詩歌中抽繹出來的，或多或少不適用于其他藝術�！�(參見拙譯《現代藝術體系》，載周憲主編《藝術理論基本文獻》)

　　今天，在中國文學理論界，由于種種原因，人們或多或少地認為從社會性出發(fā)去考察和研究文學已經過時，認為如果再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與社會功能是陳舊的老一套。人們在竭力尋找文學和理論研究的“新”途徑時，大多把文學的“審美”(娛樂)功能當作一個似乎可以“放之四�！钡摹靶隆被�點，以強調“審美”來回避文學理論的社會性特質，實際上這又落回到了十八、十九世紀的舊套路中�！皩徝乐髁x”在今天成了一個逃避文學理論需要進行政治、經濟、道德、哲學等維度的價值評判的“法寶”。如果一個理論家出于社會責任和真正的人文關懷的立場，就不可能片面強調“審美”和“娛樂”而不去關注文學的社會價值建構與社會職責問題。

　　對文學理論的不同傳統(tǒng)我們也需要進行反思。文學理論在今天和未來的發(fā)展，始終都是背靠著各種既有的傳統(tǒng)，又處在不同傳統(tǒng)的重組和建構之中。不能理解這一點，當然就不可能有理論上的自覺。我們應當以一種復雜的眼光來看待傳統(tǒng)的問題，應當把傳統(tǒng)看成是一種動態(tài)的網狀系統(tǒng)，而不是線性的、固定不變的、鐵板一塊的和獨立存在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雖然與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有關，但中國古代一直存在著自己的文學理論傳統(tǒng)，包括中國特有的文學理論概念、范疇、評判標準和理論框架，它們與外來的西方文學理論傳統(tǒng)存在著很大差異。加之，馬克思主義作為當代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的建設和發(fā)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因此，當代中國的文學理論始終面臨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tǒng)、中國本土固有的理論傳統(tǒng)和外來的理論傳統(tǒng)之間相互融合、吸納、傳承和創(chuàng)新的局面。

　　不過，面對歷史和現實，我們必須追問“傳統(tǒng)”的主體，即要追問到底是“誰的傳統(tǒng)”。從主流與邊緣、中心與非中心的角度看，有作為主流和中心的“大傳統(tǒng)”，與作為邊緣和非中心的“小傳統(tǒng)”。有體現在制度和文本中的顯性傳統(tǒng)，也有身傳口授和體現于內在心理結構中的隱性傳統(tǒng)。在中國，有儒家傳統(tǒng)，道家傳統(tǒng)，禪宗傳統(tǒng)，文人傳統(tǒng)，民間傳統(tǒng)等。在西方，有希臘傳統(tǒng)，羅馬傳統(tǒng)，基督教傳統(tǒng)，法國傳統(tǒng)，英國傳統(tǒng)，美國傳統(tǒng)，德國傳統(tǒng)等。這些不同的傳統(tǒng)構成了各自相對獨立的、類似于“馬賽克”的局面，有相對清晰的發(fā)展演變理路。即使是同一種傳統(tǒng)，比如儒家傳統(tǒng)，亦有先秦儒家、秦漢儒家、宋明儒家、現代新儒家之別。我們很難尋找到一種統(tǒng)一的、具有共同特征、跨越幾千年、亙古不變的傳統(tǒng)脈絡。

　　事實上，我們現在既無法真正回到自己過去的傳統(tǒng)，也很難真正走進西方的傳統(tǒng)。從晚清以來的一百多年間，由于各種特殊的歷史原因，我們主動告別了自己的傳統(tǒng)(至少是在制度和文本的顯性層面之上)，試圖走進或接納別人的傳統(tǒng)(主要是輸入的歐美傳統(tǒng))。當我們習慣性地用“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這樣的標簽貼在屈原、李白、杜甫這些作家身上的時候，它們實際上已經與原本在西方傳統(tǒng)中的含義沒有了任何關系，其實它們也是某種空洞的標簽。與此同時，我們更應當關注在自己生存語境中不斷形成和變化著的“新傳統(tǒng)”。各種不同的新傳統(tǒng)，既是過去的傳統(tǒng)資源的延續(xù)和演變，要與外來傳統(tǒng)沖突與融合，又是我們在實際中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的結果。從晚清以來，文學理論中出現了一些非常明顯的新傳統(tǒng)，它們既不同于本土既有的傳統(tǒng)資源，也不同于輸入的外來傳統(tǒng)資源，但它們確實成了一些相對穩(wěn)定的發(fā)展演變理路。例如，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刻意求新的傳統(tǒng)，科學主義的傳統(tǒng)，中國式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傳統(tǒng)等。這些不同的“新傳統(tǒng)”，實際上吸收了中國和外國的不同理論資源，塑造出了一些特定的價值取向和評判標準，既影響到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文學的接受，也影響到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建構。

　　我們也需要對外來的西方文學理論傳統(tǒng)進行反思。所謂的“西方”，無論從歷史上看，還是從現實看，都不是一種同質化的整體，其內部存在著眾多差異，或者說實際上是一種多元文化的混合體，甚至是一種“馬賽克式”的混合體。因而，我們的著眼點不應當是同質性、一致性和共同性，而應當是差異性、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從總體上看，西方文學理論中依然存在著一些我們至今知之甚少的“盲點”。比如西方的中世紀，我們不知道從什么地方得到一種“共識”，自以為中世紀是一個“黑暗”、“愚昧”、“無知”的時代，除了基督教神學的教條和偏見之外，一無是處。人們至今還在不斷談論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曾經被中世紀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奉為正統(tǒng)思想家，他們的學說主要是通過中世紀才流傳到今天的。又如，我們對西方悠久的修辭學傳統(tǒng)的了解實際上非常有限。這門發(fā)端于希臘古典時期的關于演講的學問，在古羅馬時代和中世紀總共一千多年的漫長時間中，一直都是最為重要的知識領域之一。它以演講術為中心，匯聚了語言學、邏輯學、寫作、文體學、口頭表達等方面的知識和技巧，當然也與文學批評和理論有著密切關系，甚至充滿著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色彩。再如，我們現在時興談論的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其實對于我們來說相當隔膜，其中需要我們去認真了解的東西，遠遠超乎我們自己的想象。

　　今天的“西方”，在歷史上是由諸多“非西方”的傳統(tǒng)和資源共同造就的�，F在通常意義上以歐洲為中心的“西方”，在歷史上和文化上與今日非洲和亞洲的不少地方有過非常密切的交往。這個“西方”從“非西方”的資源中汲取過大量營養(yǎng)，比如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在另一方面，“西方”自身并非鐵板一塊，其內部存在著眾多差異。法國、英國、德國、俄國、西班牙、葡萄牙、丹麥、挪威等國度，在文化傳統(tǒng)及其各種表現形式(語言、習俗、傳統(tǒng)等)方面存在著重要差異。我們也需要對西方文論發(fā)展演變的語境、傳承、體制有所了解。然而，我們對多數西方文學理論和文化的了解，大多是從文本到文本。就大多數情況而言，我們往往只是根據自以為理解了的“文本”來談論文本，而不大顧及原初文本產生的語境、傳承的過程和制約的體制等極為重要的問題。

　　盡管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存在著種種異質性、差異性和難以跨越的文化隔閡，但我們始終都應該以一種好奇的、求知的、審視的、批判的、反思的心態(tài)去對待我們的祖先曾經當作怪異之物的外來的西方文論與文化。我們力求真正走進和了解西方文論與文化，并不是為了對它們的膜拜和景仰，而是為了求知，為了借鑒，更是為了新的創(chuàng)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