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卻的仇恨與使命(張西南)

　　■編者的話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zhàn)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今天紀念和回顧70年前的那場民族自救斗爭，必須將其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視野中去分析和思考。

　　在這樣的背景下，張西南重讀丁玲和肖洛霍夫兩人的二戰(zhàn)題材小說作品，把兩個民族、兩個戰(zhàn)場、兩個作家及其作品對照、比較，進而對抗戰(zhàn)文學的價值意義、評價標準進行了反思。

　　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的中國敘事(六)

不能忘卻的仇恨與使命

　　丁玲和肖洛霍夫筆下的戰(zhàn)爭已經離我們遠去，但他們在戰(zhàn)爭最殘酷、最激烈、最艱苦的歲月里寫下的文字卻永遠留給了后人。尤其是在今天，仍能給我們深刻的啟示。

　　面對那些不懼流血犧牲站立在斗爭最前沿的前輩作家，我們應從他們身上感悟并傳承什么，這或許是文學界紀念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最需要做也最有實際意義的事了。

丁 玲　　　　　　　　　　　　　　　　 肖洛霍夫

　　1939年春，年僅34歲的丁玲在奔赴延安兩年多，率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深入敵后，創(chuàng)作出了短篇小說《新的信念》。

　　或許在丁玲的文學大廈里，這部舊作并不顯赫甚至有些單薄。但是，當我們翻開早已發(fā)黃的書卷，還能從中聞到混合著血腥和硝煙的味道，“我們不是為 了給鬼子欺侮才活著的呀！”“只要你們活著，把鬼子趕跑，大家享福，我就死個把兒子也上算。他雖然死了，我會記得他的，你們也會記得他的，他是為了大家 呀！”這就是丁玲筆下的母親發(fā)出的肺腑之言，今天讀來仍振聾發(fā)聵。

　　從這個意義上說，重溫丁玲舊作，不僅僅是為了紀念70年前的那場偉大勝利，更重要的是不能忘卻我們民族遭受的苦難，不能忘卻拒不認罪的劊子手們欠下的血債，不能忘記老一輩文學家在民族危亡之際以筆作槍的崇高風范，這就是溫故知新的意義所在。

　　丁玲：“到前線去”

　　丁玲的抗戰(zhàn)文學之旅，是從“到前線去”開始的。時任中央警衛(wèi)團政治處副主任的她，迎著西北風，攀爬陡峭的山路，每天都是80里、90里的行軍， 采訪八路軍前線指揮員彭德懷、左權以及普通的戰(zhàn)斗員，寫出了第一部抗戰(zhàn)題材的短篇小說《一顆未出膛的槍彈》，此時臨近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也是丁玲抗戰(zhàn)文學創(chuàng)作 的第一階段。從化險為夷的“冀村之夜”，到“臨汾”與129師相遇；又從犧盟會的“馬輝”，到“致孩子劇團”，不久再赴前線，到晉察冀邊區(qū)去，直到“七 七”事變周年之后，應該是丁玲抗戰(zhàn)文學創(chuàng)作的第二階段。抗戰(zhàn)進入最艱苦的年月，丁玲回到延安，在馬列學院、在魯藝、在解放日報、在霞村，寫出了受屈辱的貞 貞、入伍的楊明才、在醫(yī)院中的陸萍、夜里的農民夫妻，《新的信念》就在此時問世，屬于丁玲抗戰(zhàn)文學第三階段的作品。隨后抗戰(zhàn)進入相持階段，丁玲經常出入敵 后抗日根據地，對我們的八路軍和游擊隊、對邊區(qū)的老百姓和英雄模范以至三教九流，身心都貼得更近，熟悉了解也更全面透徹，不僅寫出“十八個”決死的官兵， “二十把板斧”的傳奇，還全景式描繪了“129師與晉冀魯豫邊區(qū)”的戰(zhàn)斗風貌，同時勾勒出勞動英雄和生產模范的側影、麻塔村的群像、騾馬大會的繁榮，構成 了一幅“民族解放戰(zhàn)爭的烽煙圖”，也可以看作是“勞苦大眾的風情畫”，為丁玲抗戰(zhàn)文學之旅的最后階段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簡約敘述丁玲的抗戰(zhàn)經歷，既對作家在此期間的文學實踐和創(chuàng)作成就有一個概略的了解，也是為了加深認識一個畢生追求進步和光明的女性作家，在烽火 年代走過的艱辛征途和她復雜的心路歷程。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重讀《新的信念》，就會更清楚地看到作家所表現的“信念”是什么，新舊差異在哪里，其價值和意義 又該如何認識，以及對今天的我們又有什么新的啟示。

　　《新的信念》所講的故事發(fā)生在日軍大舉進攻華北，山西狼煙四起的危亡之日。作家一方面看到了“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zhàn)場”；另一方面也看 到了“有的自衛(wèi)隊員白天村里開了歡送會，夜晚又偷著回家”，“那些女人的聲音，分不清是號叫還是哭泣，緊縮的恐怖之感壓到身上來”。后者，在1946年4 月召開的“抗戰(zhàn)八年文藝檢討”座談會上，艾蕪的發(fā)言給予了證實。他說，“我覺得在大后方的農村里有兩種農民：第一種農民是被殘酷的壓迫著，在饑餓、貧困、 痛苦的深淵里，聽天由命地生活著。第二種農民是比較覺悟的，他們憧憬人民的武力，希望改變他們的生活。對于當兵的態(tài)度他們是有條件的，如果是官兵待遇一 律，他們當兵，否則怎樣強制也不行�！逼鋵�，這種現象在前方、在城市、在不同階層的人群中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教育動員包括農民在內的大眾覺醒和奮起，不 當亡國奴，拼死在疆場，已成為抗戰(zhàn)初期最突出、最現實、最緊迫的問題。丁玲到延安以后對此有了切身的感悟，“我不能自已要把這些記錄下來”，“和人民共憂 患，同命運，共沉浮，同存亡”。于是一位慘遭日本兵強暴而死里逃生的“老太婆”成為了丁玲筆下的主人公�！巴现�蓬亂的幾縷頭發(fā)，投過來空洞呆呆的眼珠”， “望著那老去的臉，像一塊爛木頭，嵌著魚一樣的眼睛”。在那個年月，這是千千萬萬個受侵略者欺侮迫害、忍辱負重的母親形象。但丁玲沒有去寫“老太婆”的悲 戚，而是主要寫她“求生的力”，寫她大難不死的覺醒，寫她用憤怒和仇恨“煽起的火焰”。

　　開始，“老太婆”在家里講述孫女遭鬼子強暴后被喂了狗，孫子又被鬼子的刺刀挑了，咆哮著訓斥只知道嘆息和流淚的家人，“你們哭吧，你們只有這些 不值錢的尿，你們等著吧，日本鬼子還要來的呀！”兒子的仇恨燃燒起來了，“我要用日本鬼子的血，洗干凈我們的土地！”接著又給鄰居們講，“那些他們所關心 的父母老婆兒女是怎樣犧牲在屠刀下，又是怎樣活著，受那沒完的罪”。丁玲用她細膩的筆觸描寫了“老太婆”從覺得羞恥、痛苦而不能說下去，到覺得她的仇恨也 在別人身上生長而忘了畏葸，再到懂得什么辭句更能激動人心，一層一層地展示了“新的信念”在她干枯而不屈的心田里扎下根來，并經血淚的澆灌發(fā)芽生長。

　　隨后，“老太婆”滿村子巡視，指著那些遭劫的地方厲聲問著“你們會忘記嗎”，要是街上人少，她就闖到別人家里去講，一點眼淚也沒有。參加游擊隊 的兒子回來后，她沒有訴苦而是對他說，現在是槍桿子的世界，她喜歡聽那些打鬼子的故事�！袄咸�婆”把這些故事到處傾述，當又看見眼淚，又看見一些人“心中 所起的戰(zhàn)抖”，她就會去“撫摸那些受了傷的靈魂”，動員“大家都上隊伍去”，如果有人遲疑，她就吼起來“你這孱頭，你怕死！好！你等著日本鬼子來宰你吧， 我看見宰這像爛棉花一樣的人呢”。在“老太婆”聲情并茂地鼓動下，許多人上隊伍去了。

　　此時的“老太婆”，已不再是那個被欺辱的痛苦形象，而已成為一個覺悟了的有救亡胸懷的抗敵戰(zhàn)士。她帶著兩個兒媳婦和惟一的孫女一起加入婦女會， 而三個兒子都加入了游擊隊或農會，她所帶領的不再是一個家，而是全村的婦女，還動員了好幾個村子的群眾，匯聚成抗日斗爭的滾滾洪流。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 淚的傳統(tǒng)母親的形象，一個飽經磨難而不屈不撓的革命女性的形象就這樣重疊在一起，成為有著那個時代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典型形象，也是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 和典型性的英雄母親的形象。

　　對于包括丁玲在內的投身抗日前線的作家作品如何評價，人們的認識從來就不盡相同，以至今天仍難形成共識。早在抗戰(zhàn)期間，文藝界就有一種論調，認 為抗戰(zhàn)時期轟轟烈烈的文藝運動是空洞的，甚至譏諷嘲笑到前線或其他地方去搜集創(chuàng)作素材的作家、藝術家，并給一些動員民眾堅持抗戰(zhàn)，鼓舞民眾上山打游擊的作 品戴上“抗戰(zhàn)八股”的帽子。這在當時就受到了一些作家的反對，艾蕪明確表示，“作家能長期實踐生活斗爭，自然再好不過，并且希望能這樣做，但因種種關系， 作一短時期的搜集材料工作，也用不著加以嘲笑的�！标柡搀弦舱f過，“我就曾經親眼看到過許多士兵看了所謂‘抗戰(zhàn)八股’的戲，曾被感動得流下眼淚來的事 實。”包括曾經沉浸于唯美的夢幻中的何其芳，在抗戰(zhàn)勝利前夕也非�？陀^地評價：“延安那邊的藝術工作，有著過去紅軍時代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抗戰(zhàn)初期又在鼓舞抗日 情緒，提高勝利信心上有了相當大的成績，而且藝術工作者們在主觀上可以說都是想以藝術來服務人民解放的事業(yè)的。”劉白羽說，當時整個邊區(qū)充滿恨的聲音和恨 的光芒。他記錄了當時為八路軍演出秧歌劇《牛永貴受傷》的情景，“舞臺上凄慘痛恨的聲音在場上回響，觀眾一點聲響也沒有，只在他們眼睛里充滿了對敵人憤怒 的光”。是否可以說丁玲的短篇小說《新的信念》就是在這樣一個國破家亡的大背景下產生的，與其他在抗日前線涌現出來的作品一樣，是飽沾同胞血淚，充滿家仇 國恨寫出的戰(zhàn)斗檄文，希望把聲聲痛苦的呼喚轉化為全民族復仇的狂飚雷霆，從而點燃燒向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烈焰。

　　肖洛霍夫：刀尖上有著對敵人的恨

　　這不禁使我想起了同時代的在另一個戰(zhàn)場上的肖洛霍夫。

　　這位俄羅斯的著名作家生于1905年，比丁玲小一歲。1928年，在他發(fā)表《靜靜的頓河》第一部時，丁玲也發(fā)表了自己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 記》。1932年，肖洛霍夫正式成為聯(lián)共(布)黨員，丁玲也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衛(wèi)國戰(zhàn)爭爆發(fā)后，肖洛霍夫攜筆從戎，以《紅星報》上校記者的身份走上戰(zhàn) 場，到達西戰(zhàn)線斯摩棱斯克一帶，隨后又到斯大林格勒前線，直接從參戰(zhàn)部隊的戰(zhàn)壕和掩蔽部里汲取材料。他所關心的是戰(zhàn)爭中蘇維埃人的性格和心理，把他們在巨 大考驗面前所顯示出來的精神上的堅定性，他們的偉大及建立功勛的決心表現出來。時過一年，肖洛霍夫就在《真理報》和《紅星報》同時發(fā)表短篇小說《學會仇 恨》，“向全世界揭露法西斯的野獸面孔，竟能達到如此獸性和野蠻的極限�！毙≌f的主人公格拉西莫夫中尉作為德軍的戰(zhàn)俘，經歷了許多常人難以忍受的艱難困 苦，但他沒有哀怨。他與丁玲小說中的“老太婆”一樣，成為從法西斯滅絕人性的折磨中錘煉出來的堅忍不拔的英雄。

　　正如同肖洛霍夫的小說《學會仇恨》中的橡樹是俄羅斯民族不可摧毀的精神化身一樣，丁玲《新的信念》里大海上的巨浪乃是中華民族不可戰(zhàn)勝的象征。 雖然兩位作家來自不同的國家，但面對的都是共同的敵人法西斯；雖然兩部作品發(fā)表的年份不同，但都是在反侵略戰(zhàn)爭的初始階段；雖然兩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份不 同，但都表現出了共同的磨難和人物性格；雖然兩個故事的結構和情節(jié)不同，但都揭示出了共同的主題，這就是格拉西莫夫中尉望著陽光燦爛的林間小路說，“只要 我們在心臟停止跳動前始終懷著對祖國的愛，那么，我們的刀尖上也將永遠有著對敵人的恨�！边@也是兩位作家相距遙遠，作品又如此相近的根本所在，都有著對祖 國的忠誠和對法西斯的深仇大恨。

　　抗戰(zhàn)作品的反思與再評價

　　丁玲和肖洛霍夫筆下的戰(zhàn)爭已經離我們遠去，但他們在戰(zhàn)爭最殘酷、最激烈、最艱苦的歲月里寫下的文字，卻永遠留給了后人。尤其是在今天閱讀，仍能給我們深刻的啟示。

　　關于作家的位置。在民族危亡的關頭，一個有家國情懷的作家，他(她)的位置在哪里？丁玲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到前線去”！1931年上半年，丁玲 丈夫胡也頻慘遭殺害、日本侵略者在蠶食東北的同時，將炮艦駛向東海，丁玲毅然向黨組織提出到江西蘇區(qū)去。但中央研究丁玲暫留上海，創(chuàng)辦并主編左聯(lián)機關刊物 《北斗》。直到5年之后，丁玲再向黨組織提出去延安，終于踏著初冬的雪，成為第一個從國統(tǒng)區(qū)來到陜北的著名作家。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到前線去”或 “留在后方”作為衡量一個作家對民族解放事業(yè)貢獻的惟一標準，但是，處在血泊中的民族需要用文學藝術的感召力來動員和凝聚抗敵的意志，處在炮火中的軍隊需 要塑造英雄的榜樣來激勵和鼓舞決死的血性，那些直接來自前線裹著硝煙和浸染著血跡的詩文、戲劇、音樂、圖畫，將會爆發(fā)出比大刀、梭鏢、火炮更具威力的精神 力量，這已經被實踐所證明。肖洛霍夫在同法西斯進行惡戰(zhàn)的危急時刻來到戰(zhàn)壕里與戰(zhàn)士們交談，說，“我想寫你們是怎樣為祖國而戰(zhàn)的，所以我才到戰(zhàn)壕里來了， 向你們學習，了解戰(zhàn)場的生活和真人真事�！边@就是作家的位置，也是丁玲為什么要響亮喊出“到前線去”的原因所在。假若光未然在抗戰(zhàn)爆發(fā)后沒有東渡黃河、轉 戰(zhàn)呂梁、跋涉延安，他還能寫出“為抗戰(zhàn)發(fā)出怒吼”的《黃河大合唱》嗎？假若范長江沒有抵近抗日前線，他能寫出《臺兒莊血戰(zhàn)經過》《血泊平津》《西線風云》 等戰(zhàn)地名篇嗎？假若丘東平沒有參加過上�！耙弧ざ�八”和熱河抗日戰(zhàn)爭，他能寫出《第七連》《長夏城之戰(zhàn)》等激發(fā)軍民同仇敵愾的時代報告嗎？假若沙汀沒有隨 八路軍奔赴晉西北和冀中抗日根據地，他能寫出影響深遠的報告文學《隨軍散記》嗎？還有蕭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緬路》、碧野的《滹沱河夜戰(zhàn)》、艾青的《起來， 保衛(wèi)邊區(qū)》等等，都是作家在燃燒著抗日烽火的焦土上耕耘收獲的成果。前線需要文藝，作家不能遠離斗爭。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會是。

　　關于作品的評價。對同一個作家或同一部作品的評價大相徑庭，原因自然復雜多樣，但究其主要則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地域不同的視角差異。在前線或 后方、在根據地或亭子間，地域環(huán)境不同，閱讀作品的感受不同，觀察思考問題的角度和結果也會不同。二是派別不同的認識差異。在當時以至后來一個時期，中國 文學界也包括進步作家組織，既有受文人相輕的傳統(tǒng)劣習影響，又有受宗派主義影響，把人際交往中的親疏恩怨帶到了對作家作品評價中，不能實事求是。三是標準 不同的審美差異。大敵當前，浴血奮戰(zhàn)的抗日軍民最需要什么？衡量文藝作品的根本標準是什么？分歧在于戰(zhàn)爭文學特別是戰(zhàn)爭進行時的文學，要不要把鞏固和增強 民族的凝聚力和抗敵的戰(zhàn)斗力作為惟一正確的標準。正如丁玲為《紅軍中華副刊》寫的編后所言：“戰(zhàn)斗的時候，要槍炮，要子彈，要各種各樣的東西，要這些戰(zhàn)斗 的工具，用這些工具去摧毀敵人；但我們還不應忘記使用另一樣武器，那幫助著沖鋒側擊和包抄的一支筆！”當然，身處火線的作家不可能像在大后方那樣從容寫 作，只有在戰(zhàn)斗間隙采訪，深夜坐在火邊寫作，直接而簡練表現戰(zhàn)地生活。對此卻有著另一種說法，“那就是文學性、時代性的獲取，不免要以文學性的部分喪失為 代價”，“廉價地發(fā)泄感情或傳達政治任務，這個新文學運動里的頑癥，由于戰(zhàn)爭以來政治任務過于急迫，也由于作家自己的過于興奮，不但延續(xù)，而且更滋長 了”。丁玲堅持認為，“新文學的花朵是染著烈士們的鮮血的�！钡靥幮l(wèi)國戰(zhàn)爭前線的蘇聯(lián)作家，與丁玲的態(tài)度高度一致。“在戰(zhàn)爭的路上倉促寫成的，用飛機運送 的千百篇素描緊接著前線的事變立即出現在各地報紙上，詩和文章在戰(zhàn)爭最艱苦的時日號召同敵人斗爭，描繪出蘇維埃軍隊的英雄偉績。”肖洛霍夫在獲得諾貝爾文 學獎后舉行的外國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他，“作家更多地對社會負責，還是更多地對藝術負責？”他回答：“對社會負責。藝術也是為社會服務的�！睔q月斗轉星 移，歷史回聲猶在耳邊，值得我們在今天認真反思。

　　關于文學記載。翻開中國現代文學史，關于對描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抗日軍民浴血奮戰(zhàn)的作品評述是不夠的，這與大批進步作家奔赴抗日前線的斗爭歷 史和文學實踐是不相符的，像丁玲在抗日前線創(chuàng)作的小說、散文都未在文學史中給予應有的重視，如果這是因為作品藝術上有些簡陋或粗糙而在文學史上“缺席”， 是不是該反問史家們自身有什么“缺失”？看看蘇聯(lián)或俄羅斯的文學史，他們是怎樣滿懷激情贊揚奔赴衛(wèi)國戰(zhàn)爭前線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許多東西還是蘇聯(lián)作家 急匆匆間寫就的，許多東西還沒有澄清，但是他們的書籍卻都散發(fā)著那確立多年和平發(fā)展的時代空氣�！薄暗�就是在這段時期中間所寫作的東西里，蘇聯(lián)作家也替將 來保存下對于當代巨大歷史事變、對于為拯救世界脫離法西斯黨徒所帶來的黑暗而斗爭的一代英雄主義的活的概念”。對比之下，我們作何感想？面對那些不懼流血 犧牲站立在斗爭最前沿的前輩作家，我們應從他們身上感悟并傳承什么，這或許是文學界紀念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最需要做也最有實際意義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