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雪原》何以能成“三朝元老”？(閻浩崗)

經典作家之 　曲 波

　

　　回顧中國當代小說史，能在“十七年”時期、“文革”時期和新時期以后都能成為熱點的，還真不多�！叭�紅一創(chuàng)，青山保林”中，似乎只有那個“林”——《林海雪原》——享此殊榮。我們可以說，《林海雪原》是個僅有的“三朝元老”。

　　當然，在不同歷史時期，曲波這部小說思想內涵和藝術特點的不同方面被強調的重點、所受到的具體評價，都有明顯差異，甚至截然相反。

　　自小說1957年正式發(fā)表到1966年“文革”爆發(fā)這段時間，《林海雪原》是以整部書的面貌為廣大讀者所熟悉、所歡迎的。但作品中的某些描寫也 引起專業(yè)評論家和受當時主流意識形態(tài)影響的普通讀者的批評�！拔母铩逼陂g，根據小說部分內容改編的京劇《智取威虎山》作為“革命樣板戲”而家喻戶曉。樣板 戲對小說的改編基本合乎“文革”前批評家和讀者意見的價值立場、審美傾向，并將其推向極致�！拔母铩苯Y束后，該作又多次被改編為電視劇或電影。新的改編本 恰恰強化了“文革”及其以前被批評、被否定的內容和傾向。

　　這部作品之所以一直未被忘記，能引起不同時代讀者或觀眾的興趣，關鍵在于它具備了別的作品很難兼?zhèn)涞膬蓚�基本要素，那就是“政治正確”和“娛樂 功能”。如果不具備前者，在“十七年”時期它不可能面世，在“文革”期間更難生存，在“后革命”年代同樣不能成為熱點；如果不具備后者，則不只當時難以真 正被普通讀者接受、達到家喻戶曉的傳播效果，更難引起“娛樂至上”、“娛樂至死”時代受眾的興趣�！读趾Ｑ┰�》這兩大要素的兼具，又與作者本人的基本素養(yǎng) 和客觀條件密不可分：曲波有出色的編故事、講故事天賦，出身和經歷又使他具備得天獨厚的“政治正確”前提及素材來源。曲波找到了將自己的“政治正確”條件 與編故事、講故事天賦結合以產生最佳效果的最佳方式。這是他獲得成功的奧妙之所在。

　　“十七年”時期《林海雪原》的“政治正確”，在于它歌頌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zhàn)爭，而它與同樣以解放戰(zhàn)爭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保衛(wèi)延安》《紅 日》和《紅巖》又各不相同：前二者分別寫的是解放軍如何粉碎國民黨軍隊對西北解放區(qū)和山東解放區(qū)的重點進攻，表現(xiàn)的是大兵團作戰(zhàn)；后者正面表現(xiàn)的是中共地 下活動和被捕者的獄中斗爭。《林海雪原》寫的則是戰(zhàn)爭初期的東北戰(zhàn)場，是小部隊的“剿匪”戰(zhàn)斗，它既有別于前面三部作品的題材，又不同于《鐵道游擊隊》等 抗日游擊戰(zhàn)類型。在講究小說歷史再現(xiàn)功能的年代，《林海雪原》具備了不可取代的題材優(yōu)勢。

　　到了“文革”時期，由于作品中的正面人物是東北野戰(zhàn)軍，屬于林彪部下，林彪倒臺之前當然沒有問題；即使在林倒臺之后，由于根據小說改編的“樣板 戲”并未提林彪名字，而只說“根據毛主席關于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加之是江青主抓，也就仍無問題。原著并無任何像《紅旗譜》《紅巖》那樣有歌頌 左傾盲動主義或“白區(qū)路線”的嫌疑，像《保衛(wèi)延安》那樣有歌頌彭德懷的問題，或像《青春之歌》那樣有主人公并非“工農兵”的“缺陷”；由于作品中的反面人 物是地地道道無惡不作的“匪”，它也并不像《紅日》那樣有“美化”反面人物的嫌疑。所選“智取威虎山”一段故事，在根除了少劍波和白茹戀愛的“不健康”成 分之后，顯得革命思想“純而又純”，它也就安然經受了那時“政治正確”標準的最嚴峻考驗。

　　改革開放之后，社會出現(xiàn)價值立場多元化狀況。第三次國共握手之后，大陸文藝作品對抗戰(zhàn)時國共雙方作戰(zhàn)狀況的藝術表現(xiàn)有所變化，“土改”題材作品 甚至出現(xiàn)與以往作品傾向“反著寫”的潮流。然而即使如此，由于《林海雪原》并未正面表現(xiàn)“土改”，“剿匪”是任何時代都需要、都認同的社會行動，所以它的 “政治正確”仍無爭議。

　　曲波寫《林海雪原》的一個重要動機是紀念犧牲的戰(zhàn)友。近年有研究者在肯定上述動機的同時，又指出作者寫作的“個人原因”。所謂“個人原因”，是 指當時作者因給上級提意見而被調離原工作崗位，倍感壓抑，于是更加懷念過去的戰(zhàn)斗生活，決心寫出一本書來(見姚丹《“事實契約”與“虛構契約”：從作者角 度談〈林海雪原〉與“歷史真實”》，《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3期)。可以說，這也符合文藝創(chuàng)作是“苦悶的象征”的著名論斷。而作者之所以產 生借寫小說以宣泄、以寄托情感的念頭，直接誘發(fā)因素是他被邀請作報告獲得的成功：在被邀作報告時，曲波擅長講故事時的天才得以發(fā)揮。在一次次講述中，他在 真實經歷基礎上添加藝術想象和虛構，把故事講得繪聲繪色、引人入勝，以至聽者忘了疲勞、講者忘了時間。這促使他下決心將所講內容以小說形式記錄下來。

　　曲波多次講過，對他影響最大的文學作品是故事性強、忠奸分明的《說岳全傳》《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小說。他明白讀者和聽眾的心理， 所以不論口頭講述還是書面表達，他都注意情節(jié)的曲折、故事的精彩，像說書人那樣有意在每個段落結尾留下懸念；同時故事情節(jié)又圍繞人物展開，為塑造人物形象 服務�？傊�，作品的審美娛樂功能是曲波的自覺追求�！读趾Ｑ┰�》也確實產生了作者預期的藝術效果：不只普通讀者愛不釋手，就連專業(yè)批評家和革命領袖都被它 深深吸引。但是，在新時期以前，由“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主流文藝價值觀念所決定，文學作品的娛樂功能被一再淡化，純?yōu)橄�遣娛樂的通俗性作品受到貶抑，直至 禁止出版。于是，為了生存的合法性，《林海雪原》娛樂性一面被作者故意淡化，而其“真實性”一面被一再強調，以至許多讀者將小說中的純虛構細節(jié)和情節(jié)、人 物當作真實存在。而據后來作者說，許多神奇的環(huán)境和情節(jié)，例如“九群二十七地堡”、“滑雪行軍”、“舌戰(zhàn)小爐匠”，乃至土匪的江湖黑話，都是他藝術想象和 虛構的產物，女兵白茹也并無其人。作者這樣寫，純?yōu)楫a生特定的藝術效果；另一方面，一些真實的事件和人物因“太平�！倍�被刪略�？傊�，作者有意加強作品的 傳奇性，而加強傳奇性的目的，恰恰就是強化其娛樂功能。由于普通外地讀者并不熟悉東北自然環(huán)境、神秘的土匪世界以及解放軍剿匪生活，大家并不能察覺哪些是 寫實、哪些是想象虛構。就連久經沙場的賀龍元帥，也將小說中的白茹當成作者的真正愛人�！笆�七年”時期《林海雪原》創(chuàng)作與傳播的情況，與另一部“紅色經 典”《紅巖》有些類似：它們都是以真人真事為模特，其藝術虛構和想象部分都曾被讀者誤當作歷史事實。而作者當時也都是不予澄清，反強調其歷史真實性。這都 是為強化作品的意識形態(tài)教化效果，故意淡化其審美娛樂功能。

　　盡管樣板戲《智取威虎山》刪盡了小說原著中的愛情戲，“消除”了楊子榮身上的“匪氣”，戲里的土匪不像小說原著中那樣各懷絕技，只剩下“愚而 詐”，但故事本身的傳奇性以及壯觀瑰麗的北國風光、高亢而不失優(yōu)美的唱腔，加上演員精彩的表演，還是使其在完成宣傳革命政治主題之余，給特定年代的觀眾以 難得的審美娛樂和藝術享受。這是因為小說原作給改編作品提供了足夠的審美娛樂資源。此外，這也要歸功于京劇這一藝術形式：假設反過來，以小說方式表現(xiàn)樣板 戲《智取威虎山》的內容，其吸引力會大打折扣。1969年江青確曾要求曲波按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改寫小說《林海雪原》，被婉言謝絕了。這恐怕主要還不是 因為曲波反感江青，或是預見到她是陰謀家，而是他明白那樣的改寫藝術上肯定失敗，會使自己聲名掃地，那樣寫出的《林海雪原》將變成難以卒讀的宣傳材料。

　　進入歷史新時期以后，除了京劇《智取威虎山》仍不斷上演，小說原著又三次被改編為影視作品，分別是1986年版10集電視連續(xù)劇《林海雪原》、 2003年版30集電視連續(xù)劇《林海雪原》和2014年由徐克導演的3D電影《智取威虎山》。如果說，86版電視劇還僅是比較小心謹慎地以視聽方式“還 原”小說原著(雖然對原作的刪減還是引起作者不滿。見陳明《曲波談電視劇〈林海雪原〉》，《電影評介》1987年第4期)，那么新世紀的兩部改編作品有意 “增補”了原著中作者主動或被迫“刪除”、“省略”的內容，強化了原著中某些被遮遮掩掩、巧為諱飾的因素。被“增補”進去的，主要是英雄楊子榮的“前史” 或“外史”，例如他以前的婚姻經歷，還有就是他的個人嗜好(愛喝酒、唱“酸曲”等)；被強化的，則是作品的傳奇性——小說原著本已很傳奇，影視改編通過視 聽形象，又刻意強化了故事環(huán)境的奇特和人物形象的奇特。徐克電影在這方面表現(xiàn)尤為突出：電影中的威虎廳猶如《西游記》中的妖魔洞，座山雕和八大金剛的造 型，也與妖魔鬼怪非常接近，給人以“驚悚“的感覺。電視劇中的蝴蝶迷不僅風騷，也很漂亮；徐克電影中山里的壓寨夫人則被處理成被擄的民婦——雖然仍有強烈 報仇之念，卻也帶上了“匪氣”或“妖氣”。這些改編，毫無疑問是從吸引觀眾、獲得最大娛樂效果的意圖出發(fā)的。

　　《林海雪原》的顯在和潛在娛樂功能之所以被新世紀的編導看中，還是與其獨特題材及故事框架有關。自1980年代以來，“匪類”題材以其傳奇色彩 成為小說作者和影視編導熱衷的對象。本來，中國古代和現(xiàn)代小說中，都不乏“匪類”書寫——古代有施耐庵的《水滸傳》，現(xiàn)代有艾蕪的《南行記》和姚雪垠的 《長夜》。但是，以往任何時代都不及當代“匪類”敘事之鼎盛：或者是直接寫匪幫、黑社會生活，或是寫革命軍人身上的殘存匪氣。究其原因，一是和平年代平淡 的日常生活使讀者和觀眾需要傳奇想象，二是土匪生活的神秘性誘發(fā)普通人的探秘欲望，三是匪類的敢作敢為、自由自在，能讓按部就班、循規(guī)蹈矩生活的現(xiàn)代人獲 取變相的“精神補償”。

　　但是，《林海雪原》中的土匪畢竟屬于純粹的慣匪，又因其已被國民黨收編，無法被寫成《水滸傳》中那樣的江湖好漢。盡管作者1958年曾對北京人 藝話劇《智取威虎山》劇組談過某些土匪也不乏慷慨仗義一面，但因特定主題思想的緣故，這些不能表現(xiàn)。于是，曲波就把這方面的生活體驗寫進其另一部長篇《橋 隆飆》中。

　　《林海雪原》雖不屬于那種內涵豐富復雜、需要專家學者不斷予以闡釋、解謎之作，卻能讓不同時代的讀者得到審美享受。在社會價值觀念及審美風尚判然有別、甚至截然相反的三個不同時期，《林海雪原》均未被忘卻，說明這是一部經得住時間考驗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