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美觀照下的《白門柳》(於可訓)

　　新世紀之初，我應讀者和出版社的要求，著手修訂拙著《中國當代文學概論》。上世紀90年代的創(chuàng)作有一個新的亮點：是長篇小說異軍突起，這其中，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又是繼上世紀80年代之后從萬馬軍中殺出的一支勁旅。在數量眾多的長篇歷史小說中，如何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作重點論述，這是我當時頗感犯難的一個問題。

　　經過再三選擇，反復權衡，最終我選定了三部長篇歷史小說作為這一時期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論述的重點。這其中就有劉斯奮的《白門柳》。其他兩部則是唐浩明的《曾國藩》和二月河的《雍正皇帝》。雖然后兩部作品未獲“茅獎”，但我認為這三部作品各顯特色、各具匠心，代表了這期間長篇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的最高水平。它們構成了一種“三足鼎立”之勢，支撐著這期間長篇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的藝術大廈。我的論述重點各有側重：《曾國藩》重點論其文化人格；《雍正皇帝》重點論其人性還原；《白門柳》的論述重點，則根據作者“揭示我國17世紀早期民主思想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把新思想的產生作為最終的表現目的”的“創(chuàng)作立意”，重點論述了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是通過明末清初復社的活動，表明這一代知識分子所堅守的政治理想實際上的不可為，必須重新尋找革新政治的出路，由此催生了一種新思想的萌芽�！薄暗诙�個方面是晚明社會政治窳敗、朋黨之爭劇烈、統(tǒng)治者為政失聰，致使閹黨余焰復熾、國勢日漸頹唐的情勢對一種新思想的產生所起的激發(fā)作用。”“第三個方面是明清之際復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文化因素，對一種新思想的產生所起的孕育和催生作用�！蔽业恼撌鲲@然是取社會歷史的角度，雖然也能說明一些問題，但卻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就是對作品的思想和藝術都產生重要影響的題材本身的文化意味和作者的文化意識。

　　當代長篇歷史小說，自《李自成》之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關注的重點是歷代農民起義，尤其是陳勝/吳廣、黃巢、李自成、太平天國等幾次大的起義斗爭。這是因為，歷史上的這些農民起義，與現代農民革命之間，存在著一種同構關系，在某種意義上，甚至也存在一種同質關系，需要而且也可以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以史為鑒。從《甲申三百年祭》作為整風文件，到《李自成》的創(chuàng)作意在“寫李自成革命的經驗和農民戰(zhàn)爭的基本規(guī)律”，就是一個證明。后來由于社會變化和文化轉型，長篇歷史小說的創(chuàng)作題材，逐漸由民間轉向廟堂，由農民英雄轉向帝王將相，尤其是清代的帝王生涯和后宮生活，更是一個時期長篇歷史小說趨之若鶩的選材對象。雖然有些作品并非如《李自成》那樣，是我們所理解的那種“真實地”或“本質地”反映歷史的小說，但在藝術上卻與中國古代的歷史演義、英雄傳奇、帝王外史等長篇類型有一脈相承的關系。這種類型的長篇歷史小說，多受古代長篇話本和章回體小說的影響，偏重于民間的、大眾的文化趣味，而較少顧及文人趣味和占中國文學主流的詩文傳統(tǒng)，這種趣味“偏至”現象，就使得當代長篇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拒絕或不能有效地繼承、吸收、融匯、轉化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即“士”所代表的精神文化傳統(tǒng)，包括他們所崇尚的人生哲學、所信守的道德節(jié)操、所欣賞的藝術趣味，以及主要由他們所傳承的詩、禮之教和他們所擅長的琴、棋、書、畫等文化技藝，等等。因而也較少注意文人或“士”這一特殊階層的生活和他們的歷史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劉斯奮的《白門柳》彌補了當代長篇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的這一重大歷史缺陷，易文翔的研究則為《白門柳》的這一歷史貢獻提供了學術上的證明。

　　我所說的這個證明，主要是指易文翔的研究，不是用一般社會歷史批評的方法，而是用審美批評的方法，努力從這部作品中去挖掘、發(fā)現明末“士人”所負載的文化使命、所秉承的文化傳統(tǒng)，以及他們自身所特有的文化氣質，如何通過作者獨特的審美意識的作用，轉化為作品的美感。這種美感既有作者對歷史所作的審美觀照，即將歷史詩化所鑄造的詩性，也有作品在形式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獨特的審美意味。因為這些因素的作用，所以整個作品確如易文翔所說，“處處飄逸著文化詩魂，流淌著濃郁的詩化色彩”。易文翔的研究，深得個中真味。通過這樣的研究，不但使我們對這部小說獨特的美學價值有深入的認識，同時也讓讀者通過研究者的指引，收獲一種難得的審美享受。(《詩，在歷史中論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易文翔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