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的憂慮 深情的吁請(魯太光)

　　馮秋子的散文集《塞上》內(nèi)蘊豐富，推動她寫下本書的動因有兩個：深切的憂慮與深情的吁請。

　　這深切的憂慮來源于草原的退化。關(guān)于這個問題，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已有諸多文字論及。但這些論述多從環(huán)境、經(jīng)濟的角度切入，卻沒有意識到這也是一個關(guān)乎文明的問題。草原上不僅生長青草和鮮花，不僅生長牛羊和駿馬，不僅生長有情的女子和俊朗的男子，還生長詩歌，化育文明。如果這“綠風土”消失了，我們也將失去這“綠文明”。

　　作為生長于草原的人，作者肯定深諳這“綠風土”的價值，因而，早就被這殘酷的退化刺痛了眼睛和心靈，寫下了這些飽含憂思的文字，要不，她怎么為這本書起了一個如此蒼涼的名字——“塞上”？這個充滿歷史感的詞或許是“草原”最相得益彰的稱謂，可現(xiàn)在，這片曾經(jīng)的“綠風土”，還配得上這個莊重的名字嗎？因而，在這個書名中，就蘊含了無盡的滄桑與無奈，蘊含了無盡的回望與憑吊。要不，她怎么把那些精靈般的文字鑄造成一片片閃亮的犁鏵，帶著一種一往無前的勇氣和狠勁，深深地插入記憶的厚土之中，將它們一一翻出來，讓人們看到，這“綠風土”是怎樣退化成“沙塵暴”的。

　　比自然的退化更為嚴重的是人的退化，是心靈、人性的退化，甚至是物種的退化。這樣的退化，也如遍地沙塵，歷歷在目。在《丟失的草地》中，有一個寓意深刻的細節(jié)：1999年7月，“我”帶著兒子去河北豐寧壩上草原，在那里的篝火晚會上碰到了內(nèi)蒙古正藍旗烏蘭牧騎的“散兵游勇”的包場演出，唱《青藏高原》的姑娘，“嗓音條件比李娜天然、寬厚，顫音悠遠”，但那個姑娘“忽略了自己的草地”，她唱出的歌“像流瀉出來的冷空氣一樣，在聽眾心里一下、一下地沖撞，直至冷卻”。這種看似應(yīng)景的演出，在作者看來，無異于一場悲劇。的確，當心靈與母土剝離之后，怎能不產(chǎn)生虛假的聲音，不產(chǎn)生悲劇呢？別忘了，這可是天生“神曲”之地。

　　《草原上的農(nóng)民》更是活畫了一幅草原農(nóng)民精神退化的凄涼圖景。不需更多轉(zhuǎn)述，只要告訴你，主人公郭四清原本是一個不怕死的“二不楞”，可經(jīng)過十七八年摟地毛生涯的磨折，留下的幾乎是一架骨肉的軀殼，你就知道這退化是多么嚴重。讀完這篇文章，關(guān)于郭四清，我想到了一個文學形象——魯迅先生筆下的閏土，老年閏土。郭四清就是一個現(xiàn)代閏土，草原閏土。

　　面對這樣的退化，再硬的心也會顫栗不已，以至長歌當哭，更何況敏感的“草原的女兒”呢！然而，這悲傷和憂思，只是推動作者寫作《塞上》的動力之一。實際上，促使作者抉心自食，將這肉身之痛、精神之痛、文明之痛一一揀擇、晾曬出來的，很可能是一種希望的力量，一種吁請的力量，一種反抗絕望的力量。正是這種力量，使本書散發(fā)出一種別樣的魅力。作者在書中說“母親是這個家庭里凝聚了太陽和月亮氣息的孩子”，其實，《塞上》正如作者的“母親”，也是一個“凝聚了太陽和月亮氣息的孩子”。

　　閱讀中，我常常疑惑，這么堅硬、犀利、蒼茫、闊大的文字，怎么可能出自一位女士之手？可仔細想想，又覺得這樣的文字只能出自像馮秋子這樣的女士之手。只有她們才能在心靈中將高山和河流融匯為一體，只有她們才能在心靈中將太陽和月亮運行在一起，只有她們才能在絕望中發(fā)出執(zhí)拗的吁請，發(fā)出不死的希望之聲。

　　這聲音洋溢在全書的字里行間，但最根本的呼聲，最終極的呼聲，卻激蕩在本書的壓軸之作《想念》之中。作者歷時十年寫就這篇文章，她不停地清洗自己的心靈和文字。這已經(jīng)不是單純的書寫了，而是一種心靈、信仰的儀軌。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作者在文字中立下了一個意念，一種心力，那就是：清潔文字，滌蕩沙塵，讓人們重新看到草原，看到母親，看到希望。

　　這重大的行旅，是從對自己家族情感的梳理開始的，但卻遠遠超越家族，因為，就是在這過程中，作者刻畫了一個永遠的母親形象——這“母親”，是繼張承志的“額吉”之后，最為慈祥隱忍的草原母親。

　　“母親”遭受了多少苦難啊，可“嚴寒”一過，她又像回春的草原一樣，慢慢蘇醒過來，再次將愛與熱源源不斷地輸送給他人。多年之后，她對女兒說自己從沒恨過一個人。以至“我”將母親命名為“凝聚了太陽和月亮氣息的孩子”。在這樣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草原上的額吉，中國的地母，忍辱負重，歷劫不死。

　　(作者單位：長篇小說選刊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