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文化志”：立體式工筆深描(吳明)

《豐子愷年譜長編》 陳 星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

　　前些天，偶爾在一位同事的書架上發(fā)現(xiàn)這部墨香氤氳的巨著，才知道《豐子愷年譜長編》已經(jīng)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這部由杭州師范大學藝術(shù)教 育研究院院長、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陳星教授撰著的學術(shù)性年譜，煌煌80萬字，便約略可見出撰譜者在這一領(lǐng)域的深度耕耘。這不僅在豐子愷研究界是 一樁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盛事，即便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領(lǐng)域和中國現(xiàn)代美術(shù)史領(lǐng)域，亦不失為一件值得駐足“注視”的事件。

　　所謂“年譜”者，不論是傳統(tǒng)的“年譜”還是晚近興起的“年譜長編” ，作為一種特殊的史體，大抵是以按歲次列舉事實的方式鉤稽譜主的一生行跡。信手翻至一頁， 1974年，甲寅年，豐子愷七十七歲，一則令我頗感意外的記敘赫然在目：“6月21日，致秦嵐信，感謝寄花生米等。 ”然后一氣讀下去，發(fā)現(xiàn)還不止于此，另有： “6月29日，致程嘯天信，感謝其贈茶葉……”又有：“9月11日，致于夢全信，感謝贈食油等。 ”“9月14日，致沈定庵信，言托友人盧永高送來紹興乳腐昨已收到，表示感謝……”其中，程嘯天、沈定庵在美術(shù)界均有名望，于夢全與豐子愷同為桐廬鄉(xiāng)賢且 堪稱世交，正所謂雅士相酬，倒不在名物之大小貴賤，俱可目為佳話。而秦嵐則為沈陽一位普通中學教師，雖與豐子愷有私淑之誼，但和后面提到的上海點心店工人 盧永高一樣，并不見知于世。那么，拾掇一件與普通人相交往的瑣細之事入譜，又有什么意味呢？

　　尋思未得之余，我倒是覺得這種筆法，不知是匠心獨運抑或是妙手偶得，總之隱隱透出那么幾分豐子愷的味道。眾所周知，豐子愷先生的文與畫，一如晚 明以來的小品，往往并不著眼于宏圖巨旨，而是擷取凡常生活的片段或瞬間，其動人之處，本乎一股天然意趣或一段天倫人情，卻無關(guān)乎妙理與玄思。即如年譜中的 這么一則簡短樸實的記述：“6月21日，致秦嵐信，感謝寄花生米等。 ”便讓人眼前油然浮現(xiàn)出一位沉浮于世情、充滿煙火味的慈藹老人，這不正是我們所熟悉的豐子愷么？然而，這種微妙的意趣或人情，惟有當你淡然與之相逢一笑 時，方感受得最為真切；倘若你對此認起真來，非要凝神運思去尋覓捕捉的時候，它恐怕早已逃出你的視界，了然無蹤了。

　　就在這則記述的同一頁，可以獲知：其時，“上海為鞏固‘文革’成果開批判會，受批四人” ，豐子愷“亦在其中” ，原因只是“畫了一幅畫送人，其人交出，被畫院領(lǐng)導看到” ；同時，“杭州有人放謠言”說豐子愷“已死” 。如果我們把那則簡短的記述看作一幅簡筆白描，那么上述背景信息就是一種極具沖擊力的烘托或渲染。在豐子愷因饋贈( “畫了一幅畫送人” )而獲罪的這個年頭，豐子愷卻輕描淡寫地收獲了如此豐贍的饋贈，這無疑是一個令人既悲涼又欣喜的比照！我不敢冒昧揣測作者陳星先生在撰著這本年譜時有著怎 樣的史觀、史識與史法，但僅此寥寥數(shù)語，就可看出該年譜斷乎不是人們一般所認為的那樣——以為年譜不過是“照相機式的敘寫” 。倘無對豐子愷史料飽含深情的精心鉤沉，如此溫情宛在的饋贈者(秦嵐、程嘯天、于夢全、沈定庵等)與如此豐滿親和的受贈者(豐子愷) ，亦斷乎不可能在體例謹嚴的年譜中呈現(xiàn)出如此相得益彰之美！

　　具體地說，如果我們把前文提及的被記述的行為視為一些自然的、孤立的個例，或許會以為這是年譜長編中無關(guān)緊要的生活瑣事。如果我們主要地立足于 明清以來的文學文化傳統(tǒng)中對凡常生活的書寫態(tài)度(這樣的視角可謂天然地存在于這部年譜長編的寫作題材和對象也即豐子愷當中) ，可能會心的就是每個凡夫都可同情的那份常人情趣。如果我們將視野拓展到更為廣闊的儒道經(jīng)驗和相關(guān)政治與倫理背景中的“禮”文化與“株連”傳統(tǒng)，也許讀出 的便是臨危自在、從容曠達的一種人生姿態(tài)，以及透過這種姿態(tài)傳達出來的對逆境的抗爭、對真情的珍惜和對人世的悲憫。

　　豐子愷是現(xiàn)代中國極為高產(chǎn)的重要作家、美學家、畫家、藝術(shù)教育家和翻譯家。撰寫豐子愷的年譜長編，須深入了解其生平和豐子愷研究史，并對其藝術(shù) 與思想及相關(guān)社會背景、文化思潮等有全面研究，其中僅文獻之甄別、史料之考證便是一項浩瀚的工程。難得的是，這部年譜長編不僅匡正和澄清了過去有關(guān)豐子愷 研究中的某些訛誤與偏頗，也不僅全面展現(xiàn)了豐子愷的生平與成就，還從上述特定的視野中讓讀者明了豐子愷作為重要的文化符號所具有的哲學、政治、文化、文 學、藝術(shù)、宗教、道德、審美等文化指向，因而具有深遠的意義。

　　如果我們把普通的年表、年譜的寫作視為白描，把傳記的寫作視為渲染，那么這部年譜長編的寫作方式至少是一種工筆細描，又遠不止于此。有一種超越 形而下的自覺的省察力始終籠罩著這部年譜長編，但這并不意味著作者使用了哲學式的言語或者是歸結(jié)出了極其深奧的理論模式，只不過在方法的意義上，可以明顯 地看到書中始終貫穿著對豐子愷文化現(xiàn)象的意義與本質(zhì)的深度探尋。因此，我們似乎完全可以把在《豐子愷年譜長編》中所見到的體例稱之為“豐子愷文化志” ——這在豐子愷研究史上具有毋庸置疑的開創(chuàng)性意義，而整個年譜長編，實際上便是對豐子愷的一種立體式、全方位的文化深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