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意識與人生傳奇的融合(吳秉杰)

　　從《填四川》到《開埠》出版發(fā)行，王雨就四川和重慶的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留下了又一部洋洋灑灑、枝葉披紛的“奇書”，就像王雨本人便是一位“奇人”一樣。他是一位自然科學工作者，醫(yī)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對于人的興趣和探究，轉而到了對于歷史的探索和興趣。明末清初的“填四川”，療治戰(zhàn)爭創(chuàng)傷；同治末年的重慶開埠，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下被迫打開大門，有多么復雜的歷史場面，便也有多么豐富的人生傳奇。王雨便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始了他關于人、人性和民族歷史的寫作。

　　在讀《開埠》這部長篇小說的時候，我時時能感受到作家對于歷史和現(xiàn)實兩個向度的思考及探問，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兩個層面的深入及開掘。西方列強的傳教、貿易、剝削行為及開埠條約是不是在客觀上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那么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我們民族受侵略和壓迫的屈辱的過去？列寧說，帝國主義是從商品輸出轉向了資本輸出，而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經濟關系和它背后的歷史文化條件又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我認為王雨在《開埠》的寫作中，總是能尋找出歷史中與現(xiàn)實有價值聯(lián)系的一面，投注感情，設計故事，塑造人物。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小說和歷史題材的創(chuàng)作又幾乎都是重大題材的創(chuàng)作。因為它要告訴我們：我從哪里來，又要到哪里去？關乎民族的過去、現(xiàn)實和未來。據此來評價《開埠》這部作品，還有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精神高度、自覺意識，就能夠更好地認識清楚王雨的貢獻。

　　我覺得，在文學寫作的領域，最重要的是感情，最基本的出發(fā)點也是感情。人類的一些基本的感情和需要是不可動搖的。譬如愛、恐懼、追求幸福與安全的需要等，這些基本感情也可以視為是人性。但與此同時，文學還需要表達一些深刻的感情，復雜的感情。臺灣的柯文哲(這位臺北市長也是一位醫(yī)生)最近在談到歷史時，便曾說：殖民統(tǒng)治時期越長，文明程度便越高，譬如香港就較之臺灣文明程度高，臺灣又比大陸文明程度高。它是顛覆了我們民族的受侵略和受欺凌的歷史，也可以說是要動搖我們那些基本的感情，自然受到批判和抵制。而王雨的作品不是這樣，它表達了我們反抗侵略和壓迫的民族感情。我們不可能愛那些侵略和欺負我們的人。與此同時，小說也塑造了傳教士阿瑟、青年一代米勒和具有兩面性的企業(yè)家立德樂這樣一類人物。在歷史大潮中，在堅守人性標準和保持基本感情的過程中，寧氏家族也開始了文化與變異，寧承業(yè)、寧繼富、繼國、繼強、繼兵等，或經商，或留學，甚至和外國人通婚，又有了一系列更為復雜和深刻的感情�！堕_埠》中豐富的人物矛盾關系，意味著它不僅是直指歷史矛盾，同時也是向著未來開放的。

　　歷史小說通常都易受到意識形態(tài)較強烈的影響，而具有鮮明的傾向性。大體可有三種類型。一種可視為是較為正統(tǒng)的和傳統(tǒng)的創(chuàng)作，也即是意識形態(tài)貫穿其中的寫作。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唐浩明的《曾國藩》等，社會思想意識解放與突破到了什么程度，小說便也“突破”到什么程度。第二類的歷史創(chuàng)作，可視為是更多地參考了民向傳說與野史的寫作，如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故事的傳奇性強，也就更為普及與更獲受眾的歡迎。還有第三類，那是一些更具個人色彩、個人情感特點的歷史寫作，我把它稱之為是知識分子寫作。如凌力的《少年天子》《夢斷關河》等，這些創(chuàng)作的文學性通常是較高的。要指出的是，這三種歷史寫作常常也有相互融合的時候，譬如《三國演義》，它既表達了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也有民間傳奇的成分。這是因為在中國小說史上，歷史演義是比傳奇小說后發(fā)生的現(xiàn)象，自然受其影響。而在王雨的小說《開埠》中，這種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人生傳奇故事的高度結合、統(tǒng)一，更是水乳交融地貫串于全篇，反映在小說的兩個主要人物寧承忠和喻笑霜的創(chuàng)作和描寫之中。他們一個代表了“正統(tǒng)”，一個代表了“民間”；一個是清廷的官員，一個是民間的袍哥；一個是正直的狼臉漢子，一個是當?shù)氐呐�中豪杰。寧承忠與喻笑霜的人生歷史以及愛情傳奇，是書中最閃亮的部分。王雨的小說構思，灌輸于小說中的思想情感，以及上述的人物、故事，已經能夠保證這部作品的成功了。寧承忠家族與女袍哥“閑大爺”喻笑霜的傳奇歷史，構成了長篇小說《開埠》的主體部分。也許他們還能構成我們民族的一種民族符號、文化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