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童年時光的角度(鄭渝川)

　　翻開《童年時光》，很快被美國作家、麻省理工學院寫作教授胡諾特·迪亞 斯所寫的《冬季》所吸引。這是一篇撰寫美國新移民家庭難以融入遷入地的短篇小說。從多米尼加到美國，移民當然需要克服巨大的社會和文化差異，家里唯一的經(jīng) 濟來源是孩子父親，他要每周工作50個小時。孩子跟母親只能百無聊賴地呆在家里，伴隨著寒冷的冬季，時好時壞的取暖器。孩子透過窗戶看到鄰居家的美國孩子 出外堆雪人、搭雪屋、打雪仗，眼巴巴的，雖然那些孩子同樣身處貧民區(qū)，境況卻要比移民孩子好很多。寒冷、孤寂和悄然無形的社會排斥，將小說中兩個孩子和他 們的母親的心情壓低到幾乎令人絕望的低點。家鄉(xiāng)已經(jīng)注定遠去，而現(xiàn)狀和未來又如此模糊，“冷冰冰，硬邦邦”。

　　就這樣，一篇篇幅不長的小說，寫活了面臨巨大融合困難的美國新移民特別是移民孩子的生存狀態(tài)，讓人讀后，很難不想到后發(fā)國家、轉(zhuǎn)型社會那些居住在城中村、有著同樣融合困難和改變處境愿望的孩子。

　　《童年時光》這本書收入了26篇與孩子有關的小說，分別出自多位著名的小說家，以“童年時光”為全書主題，并分為成年視角對童年的回望、展示童年的缺失與殘酷、以兒童視角表達訴求、再現(xiàn)低齡兒童至青少年各年齡層的對象的心理、對特殊兒童的關愛五類。

　　童 年時光并不總是美好的。《冬季》中記述的移民孩子的困境，并不鮮見。而一些生活在被卷入戰(zhàn)火或面臨劇烈社會動蕩的地區(qū)的孩子，除了饑餓、孤寂、寒冷，還將 面臨死亡的威脅，承受著與年齡不相稱的巨大恐懼。二戰(zhàn)期間曾在華沙猶太人隔離區(qū)生活的以色列兒童文學作家烏里·奧列夫的《潛水艇》，描繪了兩個猶太孩子常 年躲在地下室，生怕被納粹搜捕，只有在夜晚，才敢升起一塊甲板去仰望天空，呼吸新鮮空氣。這兩個孩子靠好心人的施舍度日，完全清醒地意識到所處的險境，盡 管如此，孩子還是有著童心，總是試圖自己給自己尋找樂趣，像其他年代、其他地區(qū)的同齡孩子那樣“過家家”，玩軍事游戲，對窗外傳來的納粹歌聲嗤之以鼻。南 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在《粉紅的鞋》中則關注了孩子面臨的人身安全威脅，這種威脅既可能來自家庭，更可能出自城鄉(xiāng)某些陰暗角落，從被侵犯到慘遭殺害。

　　成 年人總愛自詡為大孩子，這在很多時候是一種不甚高明的矯情，但確實存在一些始終活在童年，有著異樣純真和脆弱的成年人。南非作家、1991年諾貝爾文學獎 得主納丁·戈迪默所寫的《戴三葉草的小丑》，刻畫了一個因為患病而將心理狀態(tài)停留于脆弱孩童時期的成年人形象。問題是，這樣的成年人既難以真正融入同齡者 的圈子，為社會接納，在孩子看來也是怪人，印證著社會和文化的世故、勢利。

　　印度作家、《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作者維卡斯·史瓦盧普的 《一件大事》，很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一位摘取過諾貝爾獎之外所有重要文學獎的大作家到了一個鎮(zhèn)子，大談特談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諾獎得主馬爾克斯等其他同行在他 口中都毫無靈性，鼓吹要經(jīng)歷過“大事”才能寫得出不朽的作品，將年輕詩人勞爾的詩作貶斥得一錢不值。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勞爾馬上就干了一件大事，拿刀捅死 了大作家。這個怪異的故事要說明的是，成年人對青少年的經(jīng)驗主義審視，不僅往往是錯的，而且還帶有極大的誤導性，會讓說教者自食其果。

　　《童 年時光》編者、葡萄牙作家理查德·齊姆勒的《個人支柱》講述的是小說主角堅持將被稱為同性戀者兼小偷的妻弟接回家，從而避免了后者陷入沉淪。內(nèi)心脆弱、行 為方式與眾不同的人特別是大孩子，很容易陷入從家庭到社會的全方位排斥，從被妖魔化的描述，到沉淪到被妖魔化指稱的存在狀態(tài)，不過一線之隔。關愛他人，關 愛青年和孩子，很多情況下既要果斷給予幫助，也要讓對方擁有思考和行動的自由。

　　成年人對怪力亂神之事大多會敬而遠之，但孩子們通常 卻不這么想。這并不難以解釋。孩子生活在一個被動的環(huán)境中，總會有種種無奈、委屈和痛苦希望找到非常規(guī)的拯救方式，即便只是假象，也因此保留了希望。事實 上，很多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童話夢，這不是幼稚的體現(xiàn)，這種心態(tài)而今也獲得了社會的理解——既然如此，為什么成年人社會不會包容孩子的童話夢呢？《天鵝妹 妹》講了一個頗為溫暖，也能夠引起成年人的反思的故事。故事主角的小妹妹即將因為絕癥而離開人世，這時候她卻因此擁有了魔力，可以讓原本沒有耐心的舅舅便 有了耐心，不善言辭的媽媽開始順暢與人交流。“一個人能在幾天內(nèi)就度過一個完美、奇妙的人生，她帶來的喜悅也正如這個世界一般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