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蘇文學是現當代中國作家的“導師和朋友”(劉金祥)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

《靜靜的頓河》 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

　　俄蘇文學于當下國人而言也許已不再是激越亢奮的話題，其風采與魅力似乎存留在人們記憶深處，特別是隨著其理想主義色彩的漸趨黯淡，好像逐步被邊緣化被庸俗化。但是，回眸和展望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成長歷程與發(fā)展愿景，無論如何都無法回避俄蘇作家作品的浸潤與濡染這一客觀事實。

　　作為一種人類的精神文化形態(tài)，文學始終處于某種文化關系之中。俄蘇文化之所以能夠長久廣泛深刻地影響20世紀中國文化人，與俄蘇文學中強烈的道德感、鮮明的理想主義精神緊密相連，也與俄蘇文學中博大而恢弘的氣質、感傷而抒情的風格密不可分。英國著名作家伍爾芙曾經說過：“在19世紀歐洲文學中，俄國文學可能是最偉大的。20世紀自1917年革命以來，俄國文學仍然是光輝燦爛的文化之一，因為俄國作家不僅滿足了美學經驗，也滿足了思想需要，其大多數作家都充當了教育者和鼓舞者的角色。 ”在19世紀的漫長歲月里，俄羅斯文學和養(yǎng)育它的民族一樣，走過了一條充滿著探索與困惑、希望與失望、激奮與悲涼的道路。文學創(chuàng)造者們憂國憂民、感時傷世，以赤誠和血淚，藝術地摹寫了本民族蹣跚前行的苦難歷程，表現了俄羅斯民族的追求、痛苦、憧憬和幻滅。由于歷史、政治和地緣等因素使然，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匯入世界文學主潮時，首先與俄羅斯文學劈面相迎。 “五四”一代作家大都接受了俄羅斯文學的洗禮，對俄羅斯文學認同和欽敬。例如，魯迅注重從俄羅斯“為人生”的文學價值中汲取創(chuàng)作養(yǎng)分，果戈理的“含淚的笑” 、契訶夫的悲憫情懷、安特萊夫的孤寂與冷峻，都浸潤在魯迅作品中。周作人盡管欣賞英國心理學家藹理士的觀點，但還是認為“中國的特別國情與西歐稍異，與俄國卻多相同的地方” ，因此，強調俄國的“主張人生的藝術”更為適合中國文學家，“相信中國將來的新興文學當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會的、人生的文學” 。郁達夫說過： “世界各國的小說，影響在中國最大的，是俄國的小說” ，他對屠格涅夫筆下“多余的人”的形象贊嘆不已，也服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態(tài)心理分析。巴金從俄國十二月黨人和民粹派身上找到了真誠果敢的力量，從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獲得了深沉而熱烈、悲憫而感傷的博大情懷。茅盾多次談及托爾斯泰作品使自己深受教益；艾蕪的《南行記》中有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和高爾基的《草原上》的痕跡；艾青崇拜葉賽寧的抒情才華，也被馬雅可夫斯基的豪邁激昂所折服；夏衍、曹禺的戲劇在表現形式上與契訶夫的作品驚人的一致。盡管由于種種原因，現當代中國作家的創(chuàng)作始終未能達到俄羅斯作家闊大而深邃的境界，但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對中國現代作家靈魂的凈化，可謂至深至切。

　　20世紀中期以降，俄蘇文學對我國文學界的影響持續(xù)發(fā)酵。中國全面抗戰(zhàn)開始后，蘇聯也打響了反法西斯衛(wèi)國戰(zhàn)爭，那些再現蘇聯人民勇毅堅韌戰(zhàn)斗精神的文學作品，如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 、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wèi)軍》 、格羅斯曼的《人民不死》 、戈爾巴托夫的《不屈的人們》和肖洛霍夫的《他們?yōu)樽鎳�而�?zhàn)》等，經翻譯出版后，有力地激勵著戰(zhàn)場上的中國軍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精神“軍火” ，同時，這些作品也拉近了俄蘇文學與中國社會的心理距離，被稱之為“我們的導師和朋友” 。我們知道，延安文學是深受俄蘇文學影響的一支文學力量，其更加看重俄蘇文學中的革命因子，更加注重對俄蘇小說文本的刻意模仿，具體到創(chuàng)作形態(tài)上，出現了戰(zhàn)爭小說和農村小說的模式化傾向。如延安時期甚至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的戰(zhàn)爭小說，與蘇聯20世紀60年代以前的戰(zhàn)爭小說一樣，兩者都很少從人性視角觸及戰(zhàn)爭的殘酷本性，相反多以浪漫筆調吟詠戰(zhàn)爭的“英勇悲壯”與“神圣偉大” 。在情節(jié)模式上，當時較為有名的《保衛(wèi)延安》《紅日》 ，與蘇聯衛(wèi)國戰(zhàn)爭時期的《青年近衛(wèi)軍》 《白樺》等小說中的“暫時失利——總結經驗——最終獲勝”情節(jié)結構并無二致。農村題材小說中比較有代表性如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周立波的《暴風驟雨》 ，在題材選擇、人物設置、情節(jié)推進以及結局處理等方面都能看到肖洛霍夫《被開墾的處女地》的影子。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段熱烈非凡的“蜜月”時期，蘇聯描寫革命斗爭的作品與亟待發(fā)展變革的中國社會再次相遇，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阿·托爾斯泰、西蒙諾夫等一大批蘇聯杰出作家成為國人心中的偶像，他們的作品成為人人爭閱的讀物，尤其是保爾·柯察金的那段“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的獨白被幾代中國青年所宗奉和勵志。革命歷史小說作為這一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取向，涌現了《林海雪原》 《鐵道游擊隊》 《烈火金鋼》 《敵后武工隊》等小說作品。這些小說作品大都以農民的思維、語言、心理特征去描摹戰(zhàn)爭生活，弘揚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民族精神是創(chuàng)作的最終旨歸，但這些作品缺少深透的心理分析和細膩的形象描寫，遁入“新英雄傳奇”的窠臼。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梯詩”為中國詩人所競相效仿，其中郭小川的《投入火熱的斗爭》 、賀敬之的《放聲歌唱》《雷鋒之歌》等作品，參鑒“階梯詩”形式，在手法上以直白的宣傳語言代替詩歌慣用的象征、隱喻�？梢哉f，我國現實主義文學實踐，一直在政治與藝術的兩難處境中游走，在堅持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對以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留夫為代表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吸收為現實政治所阻隔所制約。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我國不再公開出版任何蘇聯當代著名作家的作品； 1964年以后，所有俄蘇文學作品均從中國公開出版物中消失。盡管此后俄蘇文學被官方視為“修正主義文學” ，但仍有不少青年私下傳閱“禁書” ——從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 《解凍》 、索爾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 、葉夫圖申科的《 “娘子谷”及其他》 ，到阿克肖諾夫的《帶星星的火車票》 、西蒙諾夫的《生者與死者》 、沙亞米金的《多雪的冬天》 、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 》、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 ……。在“文革”期間的“地下讀書”活動中，俄蘇文學作品較之西方現代派作品顯然更受中國青年的喜愛，可以說， “地下文學”是“傷痕文學”的先聲和序曲，而“地下詩歌”又是“地下文學”的主干。 “白洋淀詩群”作為“文革”期間一個以北京為“根”的“地下詩歌”團體，是“文革”結束后較早開始探索現代詩的重要詩歌群落，“白洋淀詩群”的很多詩人幾乎都受過俄蘇詩歌的熏陶，后來成為“朦朧詩重鎮(zhèn)”的北島，其早期詩歌葆有濃重的俄羅斯情調。中國學者在評價朦朧詩時，大都將目標鎖定在詩人們對現代主義藝術手法的運用上，而忽視了朦朧詩與浪漫主義文學之間的邏輯鏈接，尤其是它們與俄羅斯詩歌之間的天然聯系。事實上，朦朧詩的寫作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吮吸著俄羅斯浪漫主義詩人普希金、萊蒙托夫詩歌的乳汁發(fā)育成長起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文學的繁秀，還是新時期文學發(fā)軔肇始，俄蘇文學無疑扮演著母體和溫床的角色。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伴隨當代西方文學更廣泛更密集的引入，中國作家對俄蘇文學的興致和熱情才有所消退。

　　歷史的變化常常具有喜劇般的荒誕性和滑稽感。新時期文學在“文革”的文化廢墟上崛起，面對反思“文革”的政治背景，它幾乎別無選擇地將目光又投向了“十七年” 。于是，剛剛被打入另冊的俄蘇文學在中國瞬間又“熱”起來；剛剛被批為“修正主義毒草”的俄蘇作家在中國倏忽又成為“重放的鮮花” ，被中國新時期作家所擁吻青睞。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這一短暫時光里，俄蘇文學在歷史獨特邏輯演變中繼續(xù)實施著對中國文學的無形卻有機的影響。我國新時期文學與蘇聯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解凍文學” ，在產生背景、衍生原因和基本特征等方面都具有明顯相似性，所以，文學理論界將其稱為中蘇文學發(fā)展歷程的“錯位對應” 。蘇聯“解凍文學”的精神資源對于中國文學的“解凍”彌足珍貴，中蘇兩國歷史演變軌跡的“錯位相似性” ，再次促就新時期中國作家主動學習蘇聯作家的內在動力。無論是“傷痕文學” “知青文學” “反思文學” ，還是所謂“改革文學” ，其中藝術成就大小不一、內涵深淺各異的作品無疑在當時構成了新時期中國文壇的亮麗風景，而維系它們恒定文學史價值的，無論是對人道主義的呼喚，還是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抑或是時代責任感，所有這些精神質素，均讓人想起俄蘇文學，尤其讓人想起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蘇聯文學的精神品質。愛倫堡的《解凍》 、杜金采夫的《不是單靠面包》 、田德里亞科夫的《六十支蠟燭》 、拉斯普京的《活著，可要記住》 、特里豐諾夫的《濱河街公寓》等中國作家耳熟能詳的文學作品，它們以對歷史的反思、對現實的詰問、對社會責任的禮贊，引起了處境極其相近的當代中國作家的關注和共鳴，在他們構筑自身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審視話語中，這些蘇聯作家作品的觸動和啟迪價值不可替代。同樣，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 、瓦西里耶夫的《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等當代蘇聯軍事題材小說，也以其濃郁的人道主義情懷，使當代中國軍事題材文學告別了過去單純的英雄主義教化模式，在實現對戰(zhàn)爭與人性的深度思考方面發(fā)揮著難以估量的作用。

　　盤點和梳理俄蘇文學對我國文學發(fā)展的影響，絕非是為了簡要證明這種影響的客觀性與合理性，而是為了借助該視角剖解和審視當代中國文學的缺憾與不足，推動中國當代文學進行反芻和檢省，并以此為基礎走向自覺和理性。在復歸人道主義情感、張揚現實主義批判精神的當代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中，如果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還取得了一些成就，那么俄蘇文學的影響可謂居功至偉。但也應當看到，當代中國作家特別是新時期早期作家在師承俄蘇文學過程中也丟掉了許多精華。俄蘇作家對人性認識的深度，尤其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yī)生》 、索爾仁尼琴的《癌病房》 《古拉格群島》 、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中那種超越群體意識，體現個人對歷史悲劇的深刻冥思和深徹體悟，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特別是新時期文學中難以尋見，這不僅是中國文學的致命缺失，更是一種重大遺憾，說明迄今為止我國現當代作家對俄蘇文學的理解和接受并不全面和深刻，表明在中國文學走向世界走向現代的路程中，俄蘇文學過去是現在仍將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