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倫理——評梅驛《新牙》(辛泊平)

　　看到青年作家梅驛的短篇小說《新牙》(《花城》2015年第2期)，筆者仿佛回到了家鄉(xiāng)——冀中平原的鄉(xiāng)村。熟悉的嗩吶聲，熟悉的送葬場景。熟悉的氣息里，慢慢浮現(xiàn)出一個老人的故事，關于死亡的故事，關于生命的故事，關于古老的鄉(xiāng)村倫理的故事。

　　故事從主人公老伴兒的葬禮開始。一個96歲的老太太，她的老伴兒死了。在鄉(xiāng)下，子孫滿堂的老人壽終正寢也算“喜喪”。但對于當事人來說，生離死別，總會有諸多的不舍和傷感。按照常理，即使是做給人看，老人也應該表現(xiàn)得悲戚，哪怕只是一點兒。然而，沒有，她沒有手足無措，頓足捶胸，而是從容地應對親人們的吊唁與安慰。當然，這不過是一種表象，“她跟他做了七十年的夫妻，他這一走，她當然傷心，但她不想死”。這是問題的關鍵。面對親人的死亡，她傷心。但還有比傷心更為迫切的事情，那就是她不想死。

　　96歲的老太太怕死，似乎是讓人覺得奇怪的事兒。在線性的時間鏈上，生老病死是不可逆轉(zhuǎn)的人生規(guī)律，誰也無法逃脫。但什么樣的人怎樣面對，卻是一個變數(shù)。所以，面對死亡，我們常常有一種錯位的感受和反應。年輕時離死亡很遠，我們不知道怕，所以會輕易言死。而老了老了，死亡迫近，似乎是該經(jīng)歷的都經(jīng)歷了，應該更加坦然地等待大限到來。但人就是這樣怪，越是經(jīng)歷了，越是不舍，哪怕那經(jīng)歷就是傷痛，就是苦難。

　　對于老人的一生，作者沒有向縱深展開，而是始終圍繞葬禮這個現(xiàn)場，用輕描淡寫的插敘，自然而然地介紹了老人的身世。30多歲跟著從部隊復員的丈夫來到農(nóng)村，一住便是一輩子。在這期間，她必須適應鄉(xiāng)間的一切，包括她以前不熟悉的田間勞作，包括鄉(xiāng)間的人情世故。這是一個要強的女人，她自尊、自律、自愛，而且還懂得審美。她喜歡開滿院子的花朵，喜歡整潔。即使到了耄耋之年，她依然以自覺的矜持捍衛(wèi)著老年人的尊嚴。

　　然而，殘缺才是生命的本質(zhì)。就是這樣一個幾乎擁有中國傳統(tǒng)女性所有美德的女人，她的后半生卻遭遇了太多的不幸。先是大兒子重病，肺壞了。她不愿看兒子躺在床上活受罪，于是做主：“不活了，讓他死吧�！焙苄挠驳囊痪湓�，但誰能體會一個母親的心如刀割。她只是在兩難中，做出了那個有違常理但卻更符合人性的選擇。沒想到，接下來二兒子和小女兒也相繼死去。老來喪子，這是人生最大的悲痛。但悲痛還不僅僅來自無法割舍的血緣，而是鄉(xiāng)間的禁忌、習俗，以及可畏的人言。

　　古老的習俗和禁忌，孩子們死在父母之前，那是父母的命太硬。在鄉(xiāng)村，有這種命運的老人在人前是抬不起頭的。因為，他們覺得孩子的死，是他們的過錯。更要命的是，在孩子們一個個死去之后，她竟然還長出了新牙。這有違生理的生長，似乎就是她克孩子的明證。對此，她羞愧難當，惶恐不安，但又無能為力。她能做的，是不再開口說話，而且遠遠地離開她的孩子們。

　　哀莫大于心死。她的心雖然沒死，但已經(jīng)不能像正常人一樣跳動了。所以，她選擇了永遠的沉默，選擇了遠離喧囂人生。從某種意義上說，她的選擇其實是一種被選擇。因為，在古老的倫理和禁忌面前，她已沒有選擇的權(quán)利。如果沒有這場葬禮，她的秘密將會被她帶進棺材。但故事還得繼續(xù)，正如人生。小說的最后，是出殯，也是故事的高潮。重孫女小來不知怎么就打開了棺材，看到了里面的鮮花，于是喜歡花兒的小來撲進了棺材。而此時，嗩吶正吹得熱鬧。混亂之中，她終于開口了，不是呵斥不諳世事的小來，不是督促子孫準時發(fā)喪，而是問了一個看似毫不相干的問題——她問吹鼓手：你們吹的究竟是什么曲子。這是她一輩子都沒弄清楚且想弄清楚的問題。

　　這是一個關于生命與鄉(xiāng)村倫理的故事，它來自扎實的生活，有著深厚的民族性。在生命的層面上，她是一個強者。她可以承受生存的苦難，可以承受人生的變故。然而，一旦面對從某個維度上維系著鄉(xiāng)間信仰的倫理，她便顯得脆弱不堪。她不是愚昧無知的農(nóng)婦，但她依然無法逃離那個禁錮意志力的語境。因為，那個語境不是局部，而是廣闊的民間。然而，最原始的生命力是無法遏制的，像野草一樣，在燒過、砍過之后，它依然會頑強地從泥土里鉆出來。在這篇小說中，她是肉體與社會的存在，而那些“邪惡”的新牙，則是生命最初的模樣。它不請自來，不遵禮法，它就是那樣生長著，哪怕沒有世界的祝福，哪怕沒有時間的禮贊。

　　應該說，這個故事寫得漂亮。因為，面對這樣沉重的主題，梅驛并沒有用那種深沉的敘事。她的敘述是輕松的，甚至可以說是詼諧的。也恰恰是這種對沉重題材的輕處理，使得小說有一種自然親切的風格，讓人在不自覺間進入那個滿含深情卻又壓抑人性的生存現(xiàn)場。這是一種四兩撥千斤的能力。它源自作家對生活的深度觀察，它來自泥土，來自作家對風俗人情的體味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