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的“書中滋味長”(遆存磊)

《書滋味》 王鼎鈞著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

　　王鼎鈞的作品之引入內地，以回憶錄四部曲《昨天的云》《關山奪路》《怒目少年》《文學江湖》為先導，繼之以《山里山外》《左心室漩渦》《碎琉璃》等，扎扎實實地讓我們見到其創(chuàng)作的實績。而新出的《書滋味》一冊，若說其特殊之處，大約即在于所輯錄文章皆與書相關，王鼎鈞謂之“讀書雜感”，“我寫這些文章的時候確未打算符合某種規(guī)范程式，只是偶然讀了一本書，很喜歡，心里生出來一些意思，不免說給朋友聽聽，或者進一步寫出來給更多的人看看，可說是興之所至，欲罷不能�！倍�這些文字好就好在其“雜”，其“興之所至”，透出作者的實感，乃予我們一新耳目的機緣，即使有偏頗，豈不亦正是讀者不虛一觀的所在么？

　　王鼎鈞直言自己不喜歡魯迅，“我不喜歡他大概是氣性使然，我欣賞文學固然有局限，魯迅先生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氣性完全升華轉化。如果說讀書變化氣質，我拒絕變成這樣的人，我也不能欣賞、不敢親近這樣的人”。這樣的話，說出來恐是需要些勇氣的，即使在海外。記得冰心說自己不愛讀《紅樓夢》，不知道好在哪里，算得上“童言無忌”；而王鼎鈞直口直言，若說有區(qū)別，應在他是認可魯迅作品的價值的，而所言魯迅“未能把他的氣性完全升華轉化”，應是指小說創(chuàng)作較少，精力大半集中于寫作雜文之上。說到這里，不妨岔開一筆，想起水晶采訪錢鍾書時，記錄了一些錢對魯迅作品的看法，大約是魯迅的氣質與思維方式更適合寫“short-winded‘短氣’的篇章”，不適合寫“‘長氣’long-winded的”東西。這話少人道出，而如果我們細察魯迅作品的特征，以及其關于唐代楊玉環(huán)題材的長篇小說的構思與未實現(xiàn)，還是不能不佩服錢鍾書眼光之老辣的。

　　雖如此，王鼎鈞卻是熟讀魯迅小說的，從一個小小的側面即可看出。上世紀八十年代，紐約的一次茶會，王鼎鈞被問及青年時期為何未受左翼思潮的影響，他答道，“這得從《阿Q正傳》說起，趙家被人搶劫，阿Q蒙嫌受審，法官問作案始末，阿Q很委屈地說：‘他們沒來叫我！’”一座皆笑�；卮饦O妙，可看出其對魯迅小說的熟稔，當然更見與左翼文學的隔膜及抵觸。他引香港作家林以亮為《大亨小傳》作序中的一句話，大意是昔人那樣推崇斯坦貝克，后人看來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我想斯坦貝克的名字也可以換成別人，例如巴金……”他對茅盾、郭沫若等的觀感，亦大致如是。王鼎鈞說，“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設計大師，他們根據(jù)革命的需要拼貼情境，構成‘語文的世界’，評論家以‘寫實主義’之名推廣，代換人生的現(xiàn)在和未來。”所謂設計，大概就是我們所說主題先行的意思罷，從“載道”的角度看，或會收得一時之譽，但時間淘洗之后的文學本身之價值，顯然是須重新討論及審定的。另外，王鼎鈞于沈從文的推重，貫穿其間的文學審美觀念是一致的。

　　小說的審美是一面，而另一面卻亦有認識之增益。王鼎鈞評論莫言的《紅高粱》，肯定作品的文學水準，作者“將高粱提升到人文的層次”，忽又論及小說中的“釘耙戰(zhàn)術”，即游擊隊將耙(一種帶尖齒的農(nóng)具)向上放置于公路路面，以攔阻日本鬼子的汽車，打擊敵人。不過，經(jīng)歷過抗戰(zhàn)八年磨難的王鼎鈞言道，這種戰(zhàn)術并未用于那場戰(zhàn)爭，“抗戰(zhàn)勝利，國共全面沖突，它才大發(fā)威力。言念及此，對于抗戰(zhàn)結束后和平之終不可得，內戰(zhàn)之終不可免，油然而生涂炭之痛，多少事只好欲說還休了！”讀到這宕開的一筆，真是令人惕然而驚，由小說審美的區(qū)域進入歷史審視的范疇，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王鼎鈞的讀書文章，有文學評論的影子，有書評的印記，更有隨手寫來的無拘束，他自認算是雜文的一支。這種雜，或在于所讀之書常常是個引子，引出王鼎鈞自己的親歷，引出似漫無涯際的跑野馬，而文章的好看，大約亦正在這里罷。“魚不可以餌為食，花不可以瓶為家”，具如此的胸襟，讀書不在話下，又有何文章不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