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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的《護士萬紅》再次回歸了擅長的軍旅故事。小說通過講述護士萬紅與英雄張谷雨之間的不尋常經(jīng)歷,再度喚起讀者對英雄的凝視和對奉獻的歌 頌。作家將新穎的創(chuàng)作視角植入一個平實的現(xiàn)實故事,社會、人、人性,不同層面上真與假、虛與實之間的對比賦予了小說濃郁的故事性和緊致的可讀性,故而將作 品與中國當代小說傳統(tǒng)的褒獎英雄主義、頌揚樂觀主義區(qū)別開來,在新時代散發(fā)出別致的文學光澤。
蘇珊·桑塔格說讀者需要作家讓其體驗到罕見的情感和危險的感受。《護士萬紅》一個很巧妙的設計是主人公張谷雨是植物人,一切實際的宏大的英雄光 環(huán)賦予他,對于他本人而言,其實都是無意義的,因為生存本身已無意義。他的榮耀在給予他身邊人意義,由他們?nèi)ソ邮芘c消費。張谷雨的人格魅力根植于他心中始 終涌動著英雄主義的感召,無論是帶兵還是做人。但這份英雄主義的崇高只是由他的軀殼在承載。妻子、兄弟、戰(zhàn)友,他們對英雄主義更像是一種投機。玉枝將張谷 雨棄置在醫(yī)院,卻心安理得地每月領著他的工資,與鍋爐工小喬暗通款曲;秦政委得益于典型環(huán)境下典型人物的政治效應,由此平步青云;56野戰(zhàn)醫(yī)院因為接納了 張谷雨,進而獲得了社會資源的優(yōu)先配置;張谷雨的弟弟爭奪了他的全部安置費后,卻不再惦記這個靜默的生命。英雄最終消逝了,而身邊人都被“英雄”這個稱號 滋養(yǎng)得珠圓玉潤。
小說中,花生與父親之間的幾次互動,深刻地傳達出英雄的悲涼和他作為父親的悲哀。手指動作、微表情、一滴滑落的眼淚,是張谷雨在沉默地表達著他 的父愛。而花生對植物人的理解只是物件,他不明白什么叫“英雄”,他認為英雄主義就是和小伙伴“打仗”時,將父親從醫(yī)院病房偷出來,滑稽裝扮后,作為共同 玩耍的道具!皬埞扔陻[成端坐的樣子,靠著墻,身上套了件黑膠皮斗篷式雨衣。他的面孔給雨帽遮在陰影里,是一種他從未見過的灰色。他的兩只手也給擺出了姿 態(tài):似乎隨時會擲出手里的木制手榴彈。”如果張谷雨在事故中確實犧牲了,那么小說的故事性還不會這樣濃烈,就是因為他活著,始終在痛苦地任由別人踐踏卻同 時享受他的榮譽,自己卻什么都做不了。植物人,成為一個巨大的敘事容器,可以裝載悲劇、喜劇、英雄、凡人,延伸出各種故事發(fā)展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它可 以是一種精神支柱,容納著絕望與希望,展示人在生死邊緣的處境,探討英雄主義在當代的意義。
張谷雨的英雄主義精神因宣傳而一再飄浮和虛化,這時護士萬紅出現(xiàn)了,她的信念是幫助植物人張連長維護這份只屬于英雄的尊嚴,也同時捍衛(wèi)自己心中 的英雄主義。她的堅持經(jīng)陳記者的文學作品《普通天使》被擴散為無私,通過媒體,一個信奉英雄主義的平凡女人經(jīng)過十幾年的無悔奉獻成為真正落實英雄主義的天 使。莫言在談及他創(chuàng)作《我們的荊軻》時說寫作是盯著人寫,寫人的成長與覺悟,寫人對“高人”境界的追求。萬紅帶著兩個執(zhí)著成為了“天使”:她執(zhí)著地相信張 谷雨不是植物人;她執(zhí)著地跟隨張谷雨,哪怕荒廢一生。萬紅一再近乎瘋狂地尋找證據(jù)來證實張連長不是植物人,根本原因在于這正是她確定英雄主義存在的方式, 也是證實自己人生觀正確性的確鑿無疑的方式。沒有信念的人無法接受她的行為,所以在她身邊播撒流言蜚語,議論她與植物人的曖昧情愫,揣度她在“英雄”稱號 下收獲利益。與她親近的吳醫(yī)生事實上也將其舉止視作荒誕與癲狂,他之所以被感動、被吸引是因為萬紅人性中的真善美,但他始終沒有能走進萬紅的內(nèi)心,了解信 念對于她生命意義的決定性。
萬紅與張谷雨之間的關系,是小說很難處理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而嚴歌苓寫得很巧妙。萬紅捕捉到了張谷雨太多、太真切的生存細節(jié),因此,張連長是不是植物 人也變得撲朔迷離起來。吳醫(yī)生代表著科學,萬紅代表著情感,當科學證實張谷雨已是不可逆的植物人狀態(tài),張谷雨的每一項生理反應和心理變化都是由萬紅堅定地 敘述的,其實都是萬紅真實自我的一種投射。植物人不經(jīng)意間成為她自我表達的媒介,他展示萬紅的知識、體驗和價值。小說很機智,萬紅對張連長的情感,不是來 自本人的告白,而是在萬紅的觀測和猜測下,通過植物人張谷雨的肢體、情緒陳述出來。讀者由此恍然大悟,她對這位張谷雨的感情,混合著崇拜、尊重和些許的愛 慕。英雄主義在萬紅心里是平凡的、持久的,它沒有壯麗的外衣,張谷雨就是容納萬紅英雄信念的實體。她從小“深藏著一個夢想,長大嫁個小連長,在外勇猛粗 魯,在家多情如詩人。她將陪他從連長做起,做到營長,再到團長,她陪他去邊疆,去前沿,最后看著他成為將軍……假如他作戰(zhàn)受傷,或殘廢了,那似乎更稱她的 心,她的萬般柔情就更有了去處”。英雄與天使“相互為伴,心息相通”,互相依賴,融為一體。因此,從本質(zhì)上看,萬紅舍棄不了張谷雨,無論在搬遷中還是山洪 中,她都一定要把他找回來,把他守護住。他倆是居住在共同信念里的同一個人,如同《呼嘯山莊》里希斯克利夫和凱瑟琳。萬紅就是英雄的具象化、人格化。最終 將虛妄轉(zhuǎn)變?yōu)檎嫦嗟陌粹o,是張谷雨按下的。如同“薛定諤的貓”,他的死亡徹底終結(jié)了萬紅、吳醫(yī)生、秦政委、老院長、陳記者對植物人生死疊加態(tài)的爭執(zhí)與猜 想。
萬紅這個洋溢著正能量的名字體現(xiàn)著時代的印記,她不僅是朝氣蓬勃的,而且是心無雜念的。在小說呈現(xiàn)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紅”對于中國,還具 有獨特的政治意義,它象征著斗志與革命。萬紅的“紅”首先是表象的,她年輕、美麗、充滿激情,這抹紅色,跳動在了無生氣的56野戰(zhàn)醫(yī)院里。其次是內(nèi)在的, 她富有激情和理想,秉持著堅定的革命信念,成為英雄主義的時代踐行者。另外,萬紅完美,無怨無悔的奉獻是她價值觀的體現(xiàn)。當張谷雨真正死亡后,她收藏哀傷 投入新的救援工作,保護更多的處于生死之間的生命是她恒定的精神寄托。萬紅最大的痛苦,不是失去了青春和愛情,而是每一個傾聽對象都只從植物人故事中各取 所需,而毫不理會她發(fā)現(xiàn)的“活著”,這暗示著社會對英雄主義的主動遺忘和自覺回避。2005年夏天,勞倫斯·吳回到美國,向父親吳醫(yī)生描述56野戰(zhàn)醫(yī)院所 在川滇交界小城里女孩們的種種“垮掉”,這從側(cè)面更加突顯了萬紅人格在現(xiàn)時的珍貴。
小說還有很多細微但饒有意味的細節(jié)處理。56野戰(zhàn)醫(yī)院設立在一所被棄置的教堂,而它的最終拆除是因為還原教堂。教堂的磚瓦里浸潤著信仰,醫(yī)院是 在信仰的基石上建立起來的,在十幾年的光陰里,它享有英雄的光榮卻也珍藏著英雄的信念。醫(yī)院的拆遷徹底打碎了形式化的英雄主義,復原教堂更深層的意義或許 來自信念的重建。
幾度易稿后,在2015年,嚴歌苓通過《護士萬紅》,凝視與反思“英雄”的生命和“英雄”的行為,更是鄭重地將英雄主義寄托在萬紅身上,等待它在當下的復活和持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