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沙上建塔的文章——評陸建德《女師大學潮新解》(陳漱渝)

　　新是跟舊相對應的概念。據說商朝的開國君主成湯在澡盆上刻了九個字：“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象征了中國古人棄舊圖新的精神。在論及創(chuàng)新問題時，這句話頻頻被人引用。但在學術研究領域中，“新”與“舊”又不是兩個截然對立的概念：“舊”并不意味著完全謬誤，“新”也不意味著絕對正確。陸建德先生在《中華讀書報·文化周刊》第265期上發(fā)表的《故事的結局——女師大學潮新解》，就是一篇貌似鶩新實則離譜的文章。由于這篇文章依據的史實幾乎全不正確，因而對歷史事件的“新解”也就如同沙上建塔，稍加撩撥，頃刻就會坍塌。

　　所謂“女師大學潮”，是指1924年11月至1925年11月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前身為女高師)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的風潮。起因是楊蔭榆治校的不當舉措——特別是開除因軍閥混戰(zhàn)而未準時報到的三名女學生，但由于有深刻的歷史原因和復雜的政治背景，因而震動了北京，波及于全國，成為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革新與守舊、光明與黑暗兩種社會勢力交鋒的縮影。女師大學生的斗爭得到了國民黨左派組織——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北京執(zhí)行部和中國共產黨北京地委和北方區(qū)黨委的支持。而作為楊蔭榆后盾的則是明令“整頓學風”、鎮(zhèn)壓群眾運動的北洋政府。一部分留學英美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以學生運動有過激行為為由，在《現代評論》周刊對楊蔭榆進行聲援。

　　魯迅從不以“青年導師”自居，也深知自己不是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領袖人物。魯迅在這場風潮的初期采取的是觀察的態(tài)度，直到1925年5月7日楊蔭榆再度開除女師大學生自治會六名職員之后才拍案而起，決定“對手如兇獸時就如兇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華蓋集·忽然想到七》)。他起草的《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宣言》中對這場學潮的導火線作了明晰的表白：“溯本校不安之狀，蓋已半截有余，時有隱顯，以致現在，其間亦未見學校當局有所反省，竭誠處理，使之消弭，迨五月七日校內講演時，學生勸楊蔭榆先生退席后，楊先生乃于飯館召集教員若干燕飲，繼即以評議部名義，將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文預科四人預科一人國文系一人)揭示開除，由是全校嘩然……”在《墳》《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等雜文集中，可以讀到魯迅批評楊蔭榆的文字。矛頭所指，主要是楊蔭榆對一所新型的女子大學實施封建家長式的管理，以及她請求北洋政府“派警察保安三四十名來�！辨�(zhèn)壓學生的倒行逆施�！皩崬楣�仇，絕非私怨�！币虼�，要顛覆女師大風潮的正義性，可以說是一件不應該做也不可能輕易做到的事情。因為就連當時北洋政府的教育次長馬敘倫也認為楊蔭榆“辦理不善，亦難曲為諱護”，而女師大風潮發(fā)展到“今日之遭解散，不能不謂教育部設阱以陷之”(馬敘倫1925年8月10日致章士釗函，《章士釗全集》第五卷，第158至160頁，文匯出版社2000年出版)。

　　然而，研究英國文學的陸建德先生卻在顛覆、解構方面下了相當大的功夫。他幾乎繞開了女師大風潮這一歷史事件的本身，而在一些周邊人物身上大做文章，旁敲側擊，東拉西扯，把已經敘述明晰的一樁公案搞得云山霧罩，讓不少讀者感到莫衷一是。

　　我們說陸先生為顛覆女師大風潮的正義性下了大功夫，費了不少心思，這從《女師大學潮新解》一文的開頭和結尾即可知道。

　　文章開頭引用的是1973年7月顧頡剛先生為他1925年8月日記所寫的補記。意思是：“李石曾、易培基本是國民黨中壞分子，專搞盜竊攘奪工作，西山一帶的廟產及此后故宮盜寶案可知也……觀女高師案，楊蔭榆雖改職入教部，而繼其任者乃易培基，魯迅先生詆楊不遺余力，顧于易之繼任乃默無一言，能謂之認識是非乎！”結尾又寫道：“楊蔭榆所樂意選取的女師大風潮的結局，或許發(fā)生在1937年9月底，南京地方法院檢察官公訴易培基。”概而言之，陸建德的策略是：先把李、易二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并用1937年9月30日南京地方法院對易培基的起訴書來坐實他的“壞分子”身份，而女師大風潮的起因正是李、易二人覬覦攘奪楊蔭榆的校長寶座。在這場權力之爭中，魯迅助紂為虐，使楊蔭榆受了冤屈，應該平反昭雪。易培基的結局，印證了惡人遭惡報的說法，這定會使楊蔭榆含笑九泉。陸建德引用西方文論家弗蘭克·克莫德《結局的意義》一書的觀點，間接證明了他這篇“新解”開篇和中段冗長的文字，只是為了這個揚眉吐氣的結局而存在。

　　但是，一貫反對采用“非黑即白”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陸先生正好犯了同一錯誤。無論是李石曾，還是易培基，都不能簡單定性為“國民黨中壞分子”。

　　李石曾是民國時期的一位著名教育家，故宮博物院的創(chuàng)建人之一，跟吳稚暉、張靜江、蔡元培合稱“國民黨的四大元老”。他的歷史功過應該是分明的。最大的過是1927年支持并策劃反共，導致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破裂。最大的功則是推動了中法兩國的文化交流。

　　李石曾號稱“中國留法第一人”，亦被稱為“留法學生之父”。他懷抱科學救國思想，跟蔡元培等一起創(chuàng)辦了華法教育會、中法大學、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等機構，用民間集資和把中國的豆制品引入法國等方式推動赴法勤工儉學運動，試圖用世界主義的理想和法蘭西近代文明改造中國社會。早年毛澤東對李石曾的主張是積極支持的。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致留學南洋的友人張國基信中寫道：“惟弟對于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見，即湘人往南洋應學李石曾先生等介紹學生往法國的用意，取世界主義，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義，愿自己好，也愿別人好，質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義。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別人好，質言之，即損人利己的政策。茍世界主義，無地不可自容，李石曾等便是一個例�！蓖ㄟ^留法勤工儉學，不僅造就了徐悲鴻、嚴濟慈這樣的文藝科技人才，而且也造就了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陳毅這樣的杰出政治家。

　　然而，陸先生不僅認同顧頡剛把李石曾定性為“壞分子”的說法，而且還在《圖書館“兼職”副館長的工資》(《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14年第12期)一文中增補了李石曾的另一罪證，就是李主持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員會幾乎無章可循，成為了他及其親屬侵奪財產的聚寶盆。陸先生既不是律師、法官，又不是審計部門的專家，他怎么能斷言負責管理美國退還庚款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就比中法、中俄庚款委員會管理完善呢？眾所周知，在當時的教育界，存在留美派與留法派、留日派。他們產生齟齬，相互攻擊。作為今天的研究者，應該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怎能片面援引留美派人士的觀點作為留法派的罪證呢？

　　至于易培基，更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進步人物。他早年加入同盟會，是武昌起義的參加者，曾任黎元洪的秘書；1913年回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執(zhí)政教育，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李維漢、張昆弟、任弼時、郭亮等均為其學生。1919年底跟毛澤東等新民學生會成員發(fā)動了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運動。1922年南下廣州，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的顧問。1924年10月支持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驅逐廢帝溥儀出宮，11月10日任教育總長之職。在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中，他跟李大釗、李石曾等均被北洋政府列入了通緝名單。

　　被陸建德先生作為殺手锏使用的故宮盜寶案，現已證實是一樁冤假錯案，充分反映了國民黨執(zhí)政時期司法的腐敗，官場的險惡，以及人際關系的錯綜復雜。201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90周年，易培基正是故宮博物院的奠基人。僅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珍貴文物就多達一百八十萬七千五百五十八件，臺北故宮博物館的文物不在統(tǒng)計之列。易培基為妥善保存這批文物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在“九·一八事變”后力主文物南遷，已被證明是一種正確且及時的舉措。歷史的結論是：“易培基從受聘擔任清室善后委員會圖書博物館籌備會主任開始，即投入支持籌建故宮博物院的工作，并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擔任院長期間，更是篳路藍縷，多所創(chuàng)建�！�(鄭欣淼：《由〈魯迅全集〉的一條注釋談故宮“盜寶案”》，《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9期)

　　1937年9月南京地方法院對易培基提起公訴，完全是出于國民黨右派頭目張繼及其悍妻崔振華的誣陷。易培基去世后有一幅挽聯說得很明白：“最毒悍婦心，沉冤縱雪公為死；誤交賣友客，閑官相攘謀競深�！标P于這一冤案的來龍去脈，可參看江庸《故宮盜案》、吳瀛《故宮盜寶案真相》等史料。

　　陳建德先生的大文援引顧頡剛日記的“補記”，說“易培基案發(fā)后已入籍滿洲國，既已成外國人，公訴就難以進行�！眴慰催@種表述，不明真相的讀者會誤以為易培基晚年成了漢奸，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庇護。事實上，上海八·一三戰(zhàn)役發(fā)生時，易培基為防迫害而避居在上海法租界。日方曾派人對他進行引誘，遭到他嚴詞痛斥，去世時年僅五十八歲。毛澤東聞訊深感悲痛，多次對人說：“易先生是個好人呵……”

　　陸先生把師大風潮爆發(fā)的原因概括為易培基與楊蔭榆的權利之爭，即易想搶楊的交椅，這是一種“反果為因”的荒唐說法。不錯，北洋政府停辦女師大之后，易培基出任了女師大教育維持會的會長，女師大復校之后，易培基又出任了女師大的校長。但是，在1924年10月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之后，易培基就擔任過教育總長一職；如師大復校之后，國務院改組，易培基又出任了教育總長。天底下哪有一個教育總長身份的人會覬覦一個普通大學校長的位置呢？易培基臨時短期出任女師大校長，并不是“高就”，而是由于女師大師生的懇請，多次謙退無果，出于對正義的支持，勉為其難予以“維持”罷了。

　　我們不能否認，李石曾、易培基在1925年對女師大的進步學生是予以支持的；豈止是國民黨內的李、易二人，馮玉祥將軍也是支持的——女師大學生劉亞雄就專程拜訪過他。中國共產黨北京地委和北方區(qū)黨委不僅支持，而且還在學潮中發(fā)展了十多名黨員。魯迅和許廣平參與和支持這場學生運動，也是因為運動的矛頭是指向當時中國的黑暗勢力——北洋軍閥。令人遺憾的是，陸先生的基本立場卻站在搖搖欲墜的段祺瑞執(zhí)政府一邊，而對國共兩黨結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百般指責。他對段祺瑞執(zhí)政府使用的形容詞是“虛弱不堪”，對北洋政府的司法總長、教育總長章士釗使用的形容詞是“可憐”，對北洋政府鎮(zhèn)壓學生的倒行逆施使用的措詞是“不得不”，對充當北洋政府打手的河北三河縣老媽子則美其名曰“勞動婦女”；反之，對于1925年11月28日參加“首都革命”的學生、民眾則一概視為“打砸一番，盡興而去”的暴徒，而把這些革命群眾運動的性質簡約地提煉為兩個字：逼宮——至于應不應“逼宮”，應不應該讓北洋政府“江山永固”，陸先生則只字未提。(《圖書館“兼職”副館長的工資》，海南師范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2期)

　　結束本文之前，重新回到這篇文章的標題。大廈要堅固，必須夯實地基，選好梁柱磚石。文章亦然，更何況是“新解”。然而陸建德先生的文章輕而易舉能被駁倒，就是因為他立論的主要史實站不住腳。陸先生判定李石曾、易培基是“壞分子”，而魯迅與“壞分子”相勾結，是根據顧頡剛的一則日記。顧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疑古學派的代表人物，對他的學術成就應該給予肯定；但他對魯迅卻心存偏見，突出表現在他跟張鳳舉、陳源等人一起，散布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剽竊了日本漢學家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一書關于小說的部分，兩人因此結怨。魯迅生前擔了十年“剽竊”的惡名，死后還有些試圖顛覆魯迅的人盲從顧頡剛的說法。不過學術界對此事也早有公論。胡適1936年12月14日致蘇雪林信中說：“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备�直接的證據則來自鹽谷溫本人。1930年4月7日，魯迅收到了鹽谷溫等十余位日本“中國小說史會”學者寄來的明信片，內容是他們一起拜讀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聯名表示感謝，恭請撰安，領銜簽名的就是鹽谷溫本人。試問，天底下哪有被剽竊者誠摯感謝剽竊者的先例呢？這張明信片不僅在魯迅日記中有明確記載，而且原件至今保存在魯迅博物館的資料部。用魯迅論敵的話來給魯迅記過，至少是違背了“兼聽則明”的原則。陸先生把顧頡剛的“舊解”當成自己的“新解”，因而陷入了泥沼無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