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略古法生新奇(劉寧)

　　《萬卷》指出，“法”對于山谷詩學，不僅僅是創(chuàng)作論意義上的方法、規(guī)則，它更首先是詩的根源與本質。在黃庭堅看來，詩的創(chuàng)作不是來自“言志”的需要與“物感”的觸動，而是“法”的產物。

　　領略古法生新奇

　　《萬卷：黃庭堅和北宋晚期詩學中的閱讀與寫作》，王宇根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出版，42.00元

　　王宇根教授的《萬卷：黃庭堅與北宋晚期詩學中的閱讀與寫作》(Ten Thousand Scroll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Poetics of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NorthernSong,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1，中文本：三聯(lián)書店2015年1月版)，在印刷文化的視野下，以思辨性的討論，對黃庭堅和北宋詩學，做出了新的觀察。

　　黃庭堅的創(chuàng)作與詩學，存在于北宋書籍刊刻流通逐漸興起的環(huán)境中，以往的研究，雖然對宋代印刷文化與文學的關系做過思考，但是以聚焦的方式來揭示山谷詩學與印刷文化的內在關聯(lián)，則尚付闕如�！度f卷》的觀察視角，無疑受到近十幾年廣受關注的物質文化研究的影響，但具體著眼點則頗為獨特。對書籍抄寫、刊刻、流通等物質存在形態(tài)與文學之關系的研究，近些年的代表性研究，多是從書籍復雜的版本形態(tài)入手，通過對不同版本形制、內容的比勘，以及對版本形態(tài)歷史演變的調查，揭示文學作品抄寫、刊刻、流通的復雜狀態(tài)，反思文學創(chuàng)作與接受的復雜層面。北美學界頗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如蔡九迪、劉禾主編《中國的書寫與物性》(哈佛大學出版社，

　　2003，Writing and materialityinChinabyJudithZeitlin&LydiaH.Liu)、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倪健《發(fā)于言、載于紙：唐代詩歌的制作與流傳》(哈佛大學出版社，2010，Manifest in Words,Writ⁃ten on Paper：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 by Christopher Nugent)等，都呈現(xiàn)出這樣的思考側重。

　　但《萬卷》并未依循這些通行做法。這從它選擇北宋后期作為研究對象，就可見一斑。書籍的刻本印刷雖然在北宋逐漸興盛，但目前傳世的北宋刻本十分稀少，并不很適合做立足版本等物質形態(tài)的研究。然而，《萬卷》“關注的主要對象不是印刷和印刷文化本身，而是印刷的使用和印刷文化的產生對文學和文學批評的影響”，具體來講，是“對印刷的‘闡釋學’回應，亦即文本數(shù)量和種類的急劇增加如何激烈地改變著讀者對文本的閱讀和消費，并因而間接地改變著作者的寫作態(tài)度和寫作方式”。(P5)《萬卷》認為，黃庭堅及其同輩，正是被印刷文化所培養(yǎng)的第一代成熟讀者，而觀察印刷文化興起的北宋，而非這種文化非常成熟的南宋，恰恰可以更便于觀察印刷文化對士人心理與行為的影響。

　　要揭示“印刷文化”之于文學的這種更為內在的影響，需要許多新的探索，而《萬卷》則是通過對山谷詩學的深入把握來打開思考的空間。山谷詩學與黃庭堅這一詩學主體有深刻的聯(lián)系，以往“印刷文化”視野下的文學討論，對文學作品之“作者”的關注，是比較薄弱的。倪健(ChristopherNugent)在其著作中，就曾提到，他的研究接受了這樣的認識，那就是不認為“作者”對作品的意義有最終和最高的決定權。(前引倪著p7)這的確可以深化我們對于文學生成與傳播之復雜性的認識，但也會降低人們對“作者”研究的重視，如果由此對“作者”消解過甚，也會走向另一種片面；特別是對于文學史和文學思想史上的大家，完整而深入地理解其主體內涵，無疑非常重要，而黃庭堅的情形亦正是如此。在全書五章的篇幅中，《萬卷》用三章分析黃庭堅詩學的形態(tài)，努力獲得完整而內在的理解，勾畫其神髓，這種“知人”的努力，無疑可以使“印刷文化”視野下的文學觀察，更為豐滿和深入。

　　書中更吸引人的，則是在山谷詩學研究中所體現(xiàn)的思辨之力。作者無意于單純描述黃庭堅詩歌的創(chuàng)作面貌，歸納其詩學思想的具體表述，而是著力思考黃庭堅的詩學認知。具體來看，全書的思辨性表現(xiàn)為“追問”和“辨析”。作者從“法”切入對山谷詩學的思考，并通過層層追問，揭示出“法”之于山谷詩學的核心意義。

　　黃庭堅崇尚詩法，對此人們早已耳熟能詳，以往關于山谷詩學的討論，也基本是從創(chuàng)作論的角度，將“法”視為寫作的方法、規(guī)則，對句法、篇法等問題做具體的梳理�！度f卷》沒有停留在創(chuàng)作論層面，而是繼續(xù)追問，“法”究竟是什么？對于黃庭堅的詩學，它究竟意味著什么？

　　《萬卷》指出，“法”對于山谷詩學，不僅僅是創(chuàng)作論意義上的方法、規(guī)則，它更首先是詩的根源與本質。在黃庭堅看來，詩的創(chuàng)作不是來自“言志”的需要與“物感”的觸動，而是“法”的產物。正確的“法”，決定了成功的寫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萬卷》認為，山谷詩學不再認為詩人掌握著絕對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其角色更多地是法與規(guī)則的追隨者。如果掌握了正確的“法”，任何詩人都可以自如地創(chuàng)作。這似乎又從新的角度，呼應了印刷文化研究對“作者”的獨特認知，然而，“法”何以對詩有如此的意義，就要回到更根本的問題：“法”究竟是什么。

　　《萬卷》從中國思想史與哲學史的角度出發(fā)，對“法”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意義，做了探尋與梳理，認為山谷詩學中的“法”，具有三個層面：其一，在最核心也最技術的層面，是指支配詩句創(chuàng)作的特殊創(chuàng)作技法，即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句法”；其二，法不僅僅意味著特殊的創(chuàng)作技法，更是可以被普遍運用的方式方法，這一層面接近西方意義上的“方法”概念；其三，在最抽象的意義上，“法”意味著“指導原則，一般的實踐之法，真實的終極實在”。在這個意義上，“法”與理學所說的“道”、“理”等概念，在意義上出現(xiàn)了重合(P37)。

　　這三者，將“法”從創(chuàng)作方法的意義，推進到世界終極實在的層面，而《萬卷》進一步指出，與同樣關乎終極實在的“道”與“理”不同的是，山谷之“法”更強調實踐，在內涵上更強調“模式”(model)與“標準”(standard)的含義。“法”強調對事物的塑造與成就，史華茲(BenjaminSchwartz)就指出，中國古代法家談論“法”作為范式(model)與標準(standard)，常常是將其視為塑造行為的一套模式(pat⁃tern)。(Benjamin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China. Cambridge,Mass: 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P321)在法家看來，“法”是依照合法的模式，對人的“重塑”�！度f卷》認為，山谷詩學追求遵循法度以成就佳作，與“法”的依法塑造之義頗為吻合。因此，“法”不僅決定了詩的根源，也決定了詩的創(chuàng)作方式，創(chuàng)作目的以及創(chuàng)作結果。

　　追問至此，《萬卷》已經就“法”的內涵，以及“法”之于山谷詩學的意義，提出了很有啟發(fā)性的看法；然而它進一步追問，在山谷詩學中，“法”何以擁有了與“道”、“理”相一致的終極性含義？由此，《萬卷》聚焦于北宋印刷文化與山谷詩學的內在關聯(lián)，指出印刷文化深刻地影響了士人的閱讀與思考方式，宋代士人對終極的“道”與“理”的追尋與探索，與其書本經驗、理性知識的顯著增強，以及由此帶來的思考方式的改變，有密切的關系。傳統(tǒng)的研究也關注到宋代書籍刊刻對士人的影響，但主要著眼于書籍流通便利對士大夫知識素養(yǎng)的提升�！度f卷》則更進一步指出，書本的易得，改變的不僅是素養(yǎng)，更是認識世界的方式。這一點，十分類似當前的數(shù)字化浪潮，文獻數(shù)字化后所具有的流動性與開放性，極大地改變了人與世界的認知圖景。在刻本印刷流通逐漸興盛的北宋，這種沖擊同樣巨大。《萬卷》多次在書中提到當前的數(shù)字化潮流對自己思考北宋印刷文化的影響，這顯然不是簡單的以今類古。

　　在對山谷之“法”的終極意義進行追問的同時，《萬卷》還以“辨析”之力，對“法”之于山谷詩學的核心意義做出揭示。中國古典的思想形態(tài)，往往不是以新舊徹底斷裂和否定的方式來展開，而是具有兼容合和的特點，研究者倘若不能深刻辨析其理論側重與用心，就會變成一種面面俱到的乏味論述。《萬卷》對山谷詩學的覃思，就是要辨析其與成說習見的差異。例如，蘇軾追求自然，而黃庭堅也講“不煩繩削而自合”。但《萬卷》認為，蘇軾對自然的追求，更多地表現(xiàn)出基于傳統(tǒng)趣味對新潮流的抵制，而黃庭堅則是要在深于“法度”的基礎上實現(xiàn)自然。對于黃庭堅來講，“法”本身并無問題，失敗的創(chuàng)作來自對“法”不正確的運用。作為詩之根本與終極存在的“法”，在山谷詩學中不會被否定，因此它所追求的“不煩繩削而自合”，就顯然不是對傳統(tǒng)自然觀的簡單重復。黃庭堅強調詩歌才華的養(yǎng)成，這也不是對孟子、韓愈養(yǎng)氣說為代表的傳統(tǒng)認識的重復，而同樣滲透了對“法”的思考，需要依靠廣泛而深入的書本閱讀來實現(xiàn)，這也更進一步凸顯了在印刷文化背景下理解山谷詩學的重要意義。

　　閱讀全書，猶如食橄欖，雖不流暢，但頗有回味。書中不滿足于描述而做出的終極追問，細入毫發(fā)的辨析，聚焦差異而絕不含混籠統(tǒng)的思考，都很見思辨之力。作者強調“法”的意義，以至于在山谷詩學的所有層面，幾乎皆著“法”之色彩，這或有片面之處，黃庭堅對情性、自然、寄托等問題的看法，是否還有更豐富的內涵？北宋印刷文化所帶來的書本經驗與理性認知，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士人的思想世界，這些都可以再做分析。只是，新的思考，同樣更需要深刻的思辨與領悟。

　　與一種仿佛窮盡對象所有真理的研究不同的是，《萬卷》更像一位在行進中的思想者，或許是作者對黃山谷身心沉浸已久，其艱苦運思之處，真有山谷“用工深刻”的神韻。在這里，作者的具體觀點是否可以“論定”，似乎已然退居其次，而他覃研與精思的追求，更久久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