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不下來的紅舞鞋(孫潔)

——讀《我的配音生涯（增訂版）》隨感

　　1998年3月，我剛學會上網(wǎng)那會兒，在高人指點下開始用Yahoo!找資料。當時輸入的第一個檢索詞便是“邱岳峰”。過了一陣，經(jīng)常去閑聊的論壇里，有個網(wǎng)友突然說：“我今天去南京東路新華書店，買到了蘇秀寫的《銀幕后的歲月——我的配音生涯》�！�

　　于是瞬間被擊中。耳邊回響起英國電影《孤星血淚》里老小姐哈威夏姆那聲古怪而陰郁的“匹普”，童年陰影無邊地鋪展開來，心卻開始激動地狂跳。人的一生有時會不期而遇這樣的難以忘懷的時刻，就像浮士德由衷地叫出“請停一�！蹦菢拥臅r刻。

　　第二天就去了南東，就在上樓左轉(zhuǎn)十幾步的書架上，有兩三本《銀幕后的歲月》正靜靜地站在那里等我。我小時候最喜歡上譯廠配音的電影，但彼時不看譯制片已經(jīng)很多年，唯一可以用來和童年的觀影經(jīng)歷接通的是幾盒幾乎要聽壞了的老電影錄音剪輯的磁帶，翻開這本書，自幼便稔熟了的聲色氣息撲面而來，它馬上成了我金不換的珍寶。

　　現(xiàn)在想想，那就是我和《我的配音生涯》這本書的初戀了。

　　16年過去，《我的配音生涯》從最初的那本不起眼的小冊子華麗變身兩次，成為現(xiàn)在高大上的模樣。其中的原因除了蘇老師癡心不改、筆耕不輟，編輯陳飛雪同學忠實守候、志在必得之外，上譯廠多年經(jīng)營的精湛藝術(shù)培養(yǎng)的觀眾群落也是不可小覷的一股力量。因為這股力量，1998年出版的《銀幕后的歲月》(上海譯文出版社)和2005年出版的《我的配音生涯》(文匯出版社，下稱舊版)早就賣斷貨了，據(jù)說在有的網(wǎng)店，已經(jīng)有書商給舊版《我的配音生涯》標上了每本468元的天價。

　　舊版問世的時候，我曾經(jīng)寫文章談過《我的配音生涯》的意義，我當時說：“盡管我們或多或少都看過譯制片，也能叫得上來幾個配音演員的名字。但是，對于那些電影、那些名字所蘊含的真正意義，以及他們的隱遁所暗示的文化危機，卻未必都能心領(lǐng)神會�！蔽椰F(xiàn)在還想再多說一些，把話再說透一些。這本書在我心目中分量如此的重，不僅僅因為我目睹了它從醞釀到成書到擴充再版的全過程，甚至也不僅僅因為它凝聚了蘇老師對配音事業(yè)傾注的畢生心血。我現(xiàn)在十分鄭重地寫下我對這本書的意義的理解：對于中國配音事業(yè)的拓荒者和把它帶入巔峰狀態(tài)的藝術(shù)家們，它是一部信史；對于譯制片的受益者、配音藝術(shù)的享用者和懷舊一群，它是一種寄托；更重要的，普通讀者可以借著展卷了解一位配音藝術(shù)家和她的同事們的藝術(shù)人生的機會，從一個特定的視角，重新審視和深入思考有關(guān)共和國人文藝術(shù)史的種種問題。

　　蘇老師擔任譯制導演的片子有幾百部之多，擁有觀眾最多的我想應該是《虎口脫險》。這部電影我看了大概能有三十幾遍吧。

　　電影一開始，一架英國轟炸機在巴黎上空被德軍擊落，機組成員全體跳傘。鏡頭切換到歌劇院里，指揮斯坦尼斯拉斯正在指揮樂隊排練。一個樂章完結(jié)，指揮很滿意，他點頭說：“謝謝！你們奏得很好！奏得很好！”旋即看到兩個在偷偷聊天的樂手，他火兒了：“就是你，我沒有聽見！什么也沒有聽見！你不停地說話，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貫注！”再凝神一想：“這個作品要按我個人的理解，奏得還不夠奔放，還不夠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叭叭叭叭幫幫幫幫幫……幫！幫！幫�。�！現(xiàn)在呢，見鬼，呢呢呢呢呢呢……就像溫吞水！好像不錯，其實很糟，很糟！回到十七小節(jié)！”

　　“回到十七小節(jié)”，多么令人心動的臺詞！這也是陳敘一的，邱岳峰的，蘇秀老師的上譯廠習慣的一種工作狀態(tài)。唯其曾經(jīng)擁有過這樣的工作狀態(tài)，且日復一日，幾十年不易，這段高難度的臺詞，經(jīng)由譯制導演蘇秀老師的設計和配音演員尚華老師的聲音表演，才能達到如此精準的聲畫合一的配音效果。

　　來看看蘇老師在書里是怎么回憶的：“在《虎口脫險》開始工作，導演對全體講戲時，尚華對指揮亮相戲，提出‘他開始說演奏得很好……怎么忽然又認為整個演奏都不對了？’我忽然想起了當年陳敘一廠長在鑒定《遠山的呼喚》時，也是開始說：‘這部戲配得不錯，王建新不錯’，然后忽然話鋒一轉(zhuǎn)：‘小翁不夠夸張(小翁配小店主虻田)。這肯定是導演的責任(指我)。導演一貫喜歡含蓄嘛！畢竟配戲一向以不變應萬變，這次的感情怎么那么豐富？小丁的戲，一半配得好，一半不好，也別補了，補也補不出來了�！�”

　　怎么樣，老頭兒(上譯廠演員們對陳敘一廠長的昵稱)就差說“回到十七小節(jié)”了吧。

　　所以，“回到十七小節(jié)”，一遍一遍尋求趨向完美的可能性，這就是陳敘一和他的團隊的工作態(tài)度，也就是蘇老師的人生態(tài)度。

　　可以說，《我的配音生涯》這九年的修訂增補的歷程，也是這樣一個“回到十七小節(jié)”的歷程。

　　最早的修訂來自我的一個發(fā)愿。

　　我最喜歡聽蘇老師聊天了。有的話題，明明聽她講過了，偶然她忘記跟你說過，又說一遍，也愿意再聽一遍。《我的配音生涯》里的很多文章，就是蘇老師經(jīng)常談起的一些話題的直寫，比如《恍恍惚惚的一群人》，《邱岳峰——我們配音演員的驕傲》，就幾乎原樣地聽她講過。蘇老師講這些事的時候，語氣不急不緩，語調(diào)搖曳有致，哪怕我們在邊上聽得樂不可支或者愁腸百結(jié)，她總是那樣不急不緩，娓娓道來。殊不知，她一邊回憶，一邊講述，一邊正是在打腹稿呢。這樣的文字才真正是“我手寫我口”，無鉛無華，妙趣天成，可以用作寫文章的范本的。2005年，《我的配音生涯》終于付梓出版，當時我就說，蘇老師那么生動的講述，變成鉛字一行行規(guī)規(guī)矩矩排列起來之后，那種讓你如臨其境的感覺就打了折扣了，如果能挑選這本書里的精華章節(jié)再錄一個有聲讀物出版該多好！

　　當時是當夢話說的，沒有想到隨后的一兩年，因為得到來自中央電臺、上海電臺、譯制廠的幾位貴人的協(xié)助，蘇老師真的選擇《我的配音生涯》里講述她的同事們的精華橋段，配以錄音剪輯，制作了一套叫作《余音裊裊》的聲音光碟。這事的來龍去脈，蘇老師在新版增補的《我奉獻給你們的禮物》和《總會遇到“同志”》這兩篇里已經(jīng)備述了。

　　在錄制《余音裊裊》的過程中，蘇老師把書中需要提煉出來做有聲版的章節(jié)進行了一次修改潤色，她往往頭兩天改，后兩天就拿著用鉛筆劃過道道、增減過文字的書去譯制廠錄音。就這樣，把《余音裊裊》她解說的部分錄好，相關(guān)的文章就全部改過一遍了。她錄《邱岳峰——我們配音演員的驕傲》那篇的時候我陪她去的。她靜靜地坐在錄音棚里，就像平時對我們講故事一樣，不疾不徐地讀著，讀到最后一句話“他去世的那天晚上，中央臺播出了《白衣少女》”的時候，她先是輕輕啜泣，隨后泣不成聲，過了很久才平復下來，把這句話完整地錄好。

　　因為讀書寫作已經(jīng)成為自己的一個愛好，所以，盡管《我的配音生涯》出版了，《余音裊裊》也錄好了，蘇老師還是不斷地寫了新的文章發(fā)表，這九年里寫下的文字，就是現(xiàn)在這本《我的配音生涯(增訂版)》里增加的1/6的篇目了。

　　這些年里，蘇老師的思考依然是圍繞她的“紅舞鞋”——配音和譯制片展開的，她思考得最多的問題，用2006年在北京開的一個小型研討會的題目來說，就是譯制片“活著，還是不活”的問題。這些年她用這個問題考問過很多人，更是久久地考問著自己，真像魯迅說的，糾纏如毒蛇那樣地思考。為此，她以八十多歲的年紀，還是不斷地把重看老譯制片和審看新譯制片當作自己的一項日常功課來做。聽說德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譯制片事業(yè)非常興旺，她就托朋友、學生帶這些國家的譯制片碟片給她。前幾天，她轉(zhuǎn)發(fā)給我一篇文章，是施融給她看的《紐約時報》的一則報道，這篇文章介紹了現(xiàn)在德國的配音業(yè)的現(xiàn)狀。文章說：“在法國、西班牙和講德語的國家，配音是進入市場的首要條件。據(jù)德國聯(lián)邦電影委員會估計，德國去年上映的約175部英語影片中，超過九成是配音版�！倍�接受采訪的首席配音員迪特馬爾·文德爾說：“作為一名配音演員，你能得到的最好贊美就是沒人意識到這是配的音。我們的工作就是消失在原版后面，讓觀眾不會想起這一點�！碧K老師在給我的郵件里這樣寫：“這是施融發(fā)給我的最近紐約時報上面的一篇文章。他說：‘你看了要吐血的�！�但是它也印證了我的很多想法。如：譯制片應力求完美。在細節(jié)上投入。最好讓觀眾忘記這是配音。蘇秀”

　　蘇老師，一位馬上就要過九十大壽的世紀老人，除了是一位老導演、老藝術(shù)家，她還是一位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的見證人和親歷者。因此，她的書里也滲透了這方面的追憶和思考。不可置疑，中國譯制片的歷史，本來就和共和國風云休戚相關(guān)，上譯廠的幾位最著名的演員，邱岳峰、畢克、尚華，以及老廠長本人——蘇老師曾經(jīng)獨立組稿，專門為他們四個人編了一本書，叫《峰華畢敘》——他們的從藝經(jīng)歷也都是跌宕起伏，非片言只語能夠盡述。長年累月被“內(nèi)控”的邱岳峰、尚華，因為參加過國民黨的籃球隊背負了“國民黨特務”罪名的畢克，還有其他更多的莫須有罹罪的同事，自然也包括自己在“文革”當中被關(guān)“牛棚”的經(jīng)歷，這些都引發(fā)了蘇老師對國家命運的長久的思考。

　　2009年4月的一天，蘇老師給我打電話說，多一張《高考1977》的電影票，問我看不看。我說看，第二天就一起去看了。放完電影一亮燈，我發(fā)現(xiàn)她在抹眼淚。她說，看電影的時候，自己一直在哭，從頭哭到尾。因為想到很多事情。那些年，她的三個孩子有兩個去插隊了，侯牧人到東北插隊的時候還不滿16歲。那天去送侯牧人，她忍著一直沒哭，回家之后，發(fā)現(xiàn)女兒侯牧遐把家里所有的燈都打開了，于是和女兒抱頭痛哭。而我拿的這張票本來就是侯牧遐老師的，她堅決不肯來，因為她本人就是知青，而且1977年參加高考已經(jīng)被錄取了，但是名額被別人頂了。她覺得要是來看了一定會受不了。這些事情，蘇老師后來寫了一篇文章叫作《我家的“一片紅”》，也收在增訂版里了。這種即小見大的通過自身經(jīng)歷寫國家命運的文章，在這次增補的內(nèi)容中比較多。它們也就是最近十年來，譯制片的興衰之外，她的另一個寤寐思服的問題。

　　最近接受采訪時，蘇老師又一次說起，自己就像穿上了《紅菱艷》里那雙停不下來的紅舞鞋。我覺得這不僅僅體現(xiàn)在對完美藝術(shù)的思考和追求上，也體現(xiàn)了她作為一名中國知識分子的強烈的責任感。所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蘇老師喜歡以背誦古詩詞的方式做頭腦體操，她最愛的一首是陸游的《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夜闌坐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這便是一位大藝術(shù)家的大境界，大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