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期刊“分道”怎么看(黃發(fā)有)

　　鳩占鵲巢(漫畫) 　　徐鵬飛

　　反復無常的變臉游戲，無異于飲鴆止渴；立足核心價值辦出風格，辦出品牌，才是文學期刊發(fā)展的關鍵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期刊經歷著雙重邊緣化的考驗，一方面是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邊緣化，另一方面是隨著新媒體影響力的日益擴張，文學期刊在媒體格局中的邊緣化。相當一部分純文學期刊因此陷入陣痛期，相繼“改嫁”或“關門”，以至于世紀末出現(xiàn)了文學期刊紛紛停刊的“天鵝之死”現(xiàn)象。窮則思變，為了走出生存困境，重新吸引和凝聚讀者，眾多文學期刊紛紛樹立起改版的旗號，以不同的策略尋求不同的發(fā)展道路。

　　總的來看，這一輪文學期刊分道，在內容風格上，一是向“雜”過渡，二是向“特”轉型。所謂的“雜”，是指在堅持文學性或保留一定比例的純文學版面的前提下，從大文化的角度拓展視野，增加期刊的信息含量，鼓勵作家更加廣泛同時又更具針對性地直面鮮活的社會生活。如1996年改版的《天涯》，就從 “純文學”刊物轉型為一本“雜文學”刊物，文學僅壓縮為其中的一部分，同時加入更多思想性、文化性的欄目。向“特”轉型，則是指從漫天撒網(wǎng)的大眾傳播轉向快速精準的定位傳播，專門面向某一年齡階段、某一職業(yè)身份的讀者辦刊，或者主攻特定的題材、文體，走這種“特”刊之路最成功的當屬《萌芽》和《佛山文藝》。前者憑借“新概念作文大賽”以及爆得大名的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80后”寫手，引來以中學生為主的讀者的熱烈追捧，后者則旗幟鮮明地打造成“第一打工文學大刊”。

　　在外部功能上，轉型中的文學期刊也有不同的拓展路徑。有一些是功能分化，走一刊多版的路子，開辟生存與發(fā)展空間。像《作家》《收獲》《鐘山》等就在2000年以后相繼辦起了長篇小說的“增刊”或“專號”，《北京文學》旗下的《中篇小說月報》以及《當代》的《長篇小說選刊》也是此種策略下的產物。還有一些期刊直面媒體格局的變化，在推動媒介的多元互動中尋找新的可能性，比如與出版、影視、互聯(lián)網(wǎng)等媒體樣式聯(lián)手，吸納新媒體的新思維，拓展傳播空間。像《當代》《十月》作為出版社主辦的刊物，就與圖書出版形成了良性互動，而《收獲》《小說月報》為文學與影視牽線搭橋，也是擴展自身影響力的一大策略。

　　文學潮流的流轉是變幻不定的，沒有哪家期刊能夠始終立于潮頭，因此堅持自身的風格、保持核心價值才是期刊奠定品牌的基石。形象模糊、猶疑不定的期刊，是很難擁有穩(wěn)固的讀者群體的，也無法在林立的期刊中生存下來。這就要求文學期刊在轉型的過程中，做好風險評估和長期規(guī)劃，在盡量保持刊物的穩(wěn)定性與連續(xù)性的前提下，追求風格的多樣化與互補性，穩(wěn)中求變，培養(yǎng)品牌維護的意識。例如，《小說家》和《小說月報》原本同是隸屬于百花文藝出版社的小說類刊物，《小說家》改版為《小說月報·原創(chuàng)版》后，與《小說月報》在審美趣味和印刷風格上保持基本一致，發(fā)行量從幾千份攀升到十幾萬份。這種品牌整合使品牌形象顯得更加簡單、清晰、卓然不群，可以集中優(yōu)勢資源把品牌做大做強。

　　讓人遺憾的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期刊的轉型潮流中，盡管不無成功的范例，但更多的還是草率改版的失敗者。不少期刊界人士把改版、轉型理解成了炒作，炒作無非是提高期刊的曝光率與知名度，而品牌建設光靠一時的風光是遠遠不夠的。不少期刊輕易放棄長期積累的優(yōu)勢與特色，在內容和表達方式上都向影視藝術、網(wǎng)絡文學靠攏，無法滿足讀者深度閱讀的需求。也就是說，文學期刊成為影像、網(wǎng)絡的注釋，成了一種附屬產品，一種完全可以被替代的選擇，失去了核心競爭力。還有不少文學期刊改版為非文學的文化類、娛樂類、綜合類期刊，想當然地認為只要降低品位，走時尚和通俗路線，期刊就一定能夠大紅大紫，這種改弦易轍引發(fā)了關于“文學的自殺”的焦慮。更多的刊物，盲目跟風，沒有清晰定位就隨意變臉，以至于從舊的重復辦刊模式走向新的重復模式，改版潮流中的選刊熱和校園文學熱就是典型現(xiàn)象。

　　事實證明，那些反復無常的變臉游戲，無異于飲鴆止渴；而那些包打天下的“雅俗共賞”，往往導致雅俗不賞的尷尬。打破重復辦刊的慣例，辦出鮮明的特色，力爭人無我有人有我強，才是文學期刊發(fā)展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