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研究古史的基石(李學勤)

　　我們研究古代歷史文化，作為背景的系統(tǒng)是怎樣建立的？當然，說來很簡單，我們主要依靠《二十四史》里面第一部司馬遷的《史記》，而《史記》在古史方面依靠什么呢？簡而言之，《史記》除了依靠《詩經(jīng)》、《書經(jīng)》、《世本》以外，最主要的依靠是《左傳》。因此，《左傳》也是我們建立古史系統(tǒng)的一個主要依據(jù)。

　　我們依靠什么？這個問題在考古學、歷史學工作中常常會碰到。前些年的時候，河南的淅川下寺一號墓，發(fā)現(xiàn)了大鼎上有長篇銘文，銘文的器主“王子午”，又稱“令尹子庚”，我們從哪里去找這個“王子午”、“令尹子庚”呢？實際上，古書里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傳》。如果你不相信《左傳》，不用《左傳》，就沒法研究。1973年，湖北當陽季家湖出土了一件銅鐘，這個鐘上的銘文一直講不明白。因為這個銘文不全，其中有“王卑命競平王之定救秦戎”，競爭的“競”，平安的“平”，安定的“定”，不知道多少學者寫文章講這個，仍不能懂。2007年，在澳門有一批流散的青銅器，這批東西已經(jīng)到了香港，我個人是在香港看到的，上面就有完整的銘文。什么叫做“競平王之定”，或者說是“競之定”，這個詞不懂，其實解決這個問題依靠的就是《左傳》，因為《左傳》里楚國的一些人名就是這個樣子，他的“什么之什么”，不是像晉人介之推，前面是地名。這里的前面是父親，所以“競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尸的那個楚平王�！案偲酵踔�定”就是楚平王的兒子名字叫“定”。

　　這樣的問題，如果沒有《左傳》，我們永遠沒法解釋，所以說《左傳》是我們研究古代的歷史文化，包括古代的經(jīng)典的重要基礎，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妒酚洝匪�講的歷史從哪里來？除了《詩》、《書》，就是《左傳》。當然，我說的《左傳》也包括《國語》在內(nèi)�！蹲髠鳌樊斎辉敿氂涊d了春秋時代的歷史，可是它講的絕對不限于這段歷史，實際也涉及了從古史傳說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方面的歷史。這方面的歷史如果沒有《左傳》，我們就沒有辦法把它整理清楚，所以我們對古代歷史文化的依靠就是《左傳》，包括《國語》。

　　如果沒有《左傳》，那么我們很難有清晰的、準確的對古代歷史的研究。當然，有很多人不贊成。大家都知道，從漢代，特別是公羊?qū)W者何休，他是公羊?qū)W的重要代表，是反對《左傳》的，可是，大家知道正如前代學者所說的，何休或者是其他《公羊》或《榖梁》的學者，他們反對《左傳》，并不是說《左傳》這部書是不可信的，只是說《左傳》這部書不能代表孔子的“春秋大義”，要找“春秋大義”的話，要找《公羊》、《榖梁》。我個人認為，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一點，今天還必須承認，因為《公羊》、《榖梁》的研究肯定會提供我們對于儒家很多重要觀點的認識，這點可能是《左傳》反而做不到的。后來，從清代的常州學派，從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以下，一直到康有為、崔適，他們對《左傳》都有所懷疑，說《左傳》是經(jīng)過劉歆的篡改。不過他們的觀點，正如有些學者指出過的，并不是說《左傳》里面講的歷史不可信，他們沒有這個思想。他們只是認為《左傳》這部書不是《春秋》經(jīng)的傳，而是割裂《國語》而成，這是他們的基本觀點。

　　對于《左傳》從歷史真實性方面懷疑，說《左傳》不足據(jù)的是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他在1936年寫了一部書《<左傳>之思想史研究》。我建議大家多研究學術史，要很好地看一看津田左右吉這本書，他通過論證認為《左傳》從歷史上是不足據(jù)的，這個觀點是前所未有的。

　　有兩位學者對康有為、崔適以至津田左右吉的著作進行研究，作出了批評。我認為這對于《左傳》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第一位是錢穆先生。錢穆先生在1929年完成了一部書，就是《劉向歆父子年譜》。這是名著了，現(xiàn)在不但是在臺灣有很多的版本，內(nèi)地也是不斷地在翻印。可是，讀這本書一定要從學術史方面來看，為什么有這部書，這部書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針對康有為、崔適的論點進行討論。這部書的出現(xiàn)在錢先生的一生歷史里起著關鍵作用，因為這部書首先是給顧頡剛先生看過，而顧頡剛先生在很多方面是繼承康、崔的，可顧先生他的氣度過人。在顧頡剛先生的百年誕辰紀念會上，我還特別提到這件事，因為他的子女保存下來的錢先生的原稿現(xiàn)在還存在。大家可以看到原稿的題目叫《劉向、劉歆、王莽年譜》，顧先生給他改為《劉向歆父子年譜》，這點就好得多，而且是顧先生把這篇稿子發(fā)表在他當時主持編輯的《燕京學報》上，正因為如此，顧頡剛先生后來推薦錢穆先生到燕大當了教授，這是錢穆先生第一次跨進大學之門，所以顧先生的大度是我們一定要學習的。

　　可是實際上，在《劉向歆父子年譜》出版之后，康有為、崔適所談的那些問題基本上都已經(jīng)解決了。因為有關的論證已經(jīng)非常清楚了，大家只要認真讀一下錢穆先生的這部書，他舉的28個例子，便會看出過去懷疑的論點均不足據(jù)。我想這是沒有辦法反駁的。

　　第二個重要貢獻比這個要晚，正好是針對津田左右吉的。1936年津田左右吉的《<左傳>之思想史研究》出版是在日本東京，當時在那里有一位北大畢業(yè)的學者羅倬漢先生。羅倬漢先生在看津田的書之后，就認為這書是完全沒有依據(jù)的。所以他就立志寫了一本書，名字叫《<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這本書是在上世紀30年代末，就是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后寫的，當時沒有能夠出版。到了1941年以后，羅先生在重慶，有幾位先生看過他這部書。一個就是顧頡剛先生，一個是錢穆先生，剛才我們提到了，他們都對這個問題有興趣。在1943年，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這本書，印數(shù)也是極少的。

　　在這本書里面，錢穆先生寫了序，顧頡剛先生寫了封信，這些對于我們《左傳》的研究都是很重要，值得特別推薦介紹。錢穆先生序里面有一段話，這段話作于民國三十年，即1941年的秋天，下面寫著錢穆寫于成都北郊。他說了這本書怎么怎么的好，主要的特點就是通過《史記》內(nèi)容的分析證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司馬遷當時看到的《左傳》和我們今天看到的《左傳》的本子基本上相同，包括其中解經(jīng)的部分，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與各個《世家》里都有，可見司馬遷看到的《左傳》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左傳》，并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情況，劉歆割裂《國語》或者是偽造這些東西的說法通通煙消云散。書中有明確的證據(jù)，證據(jù)不是一條兩條，而是有幾百條之多，是整本的書。而且他也分析了，哪些《史記》全據(jù)《左傳》，哪些《史記》采用的是其他的說法，很客觀，都一條一條擺出來了。這是前輩學者給我們遺留下來的很重要的成果。錢穆先生在序里說了一段話，他說：“考證之業(yè)有新創(chuàng)，有舊守。”考證的工作，有的目的在于創(chuàng)新，有的目的在于保守。他說如果你拿著羅倬漢這本書給現(xiàn)在的學者看，一定有的會不高興，也有的會驚奇，也有的會贊揚，可是，如果你找一個古人來看，不用說更早的，就是一個清朝中葉的學者，你跟他說太史公的《十二諸侯年表》是根據(jù)《左傳》寫的，我已經(jīng)把它搞清楚了，那些人聽了以后會覺得沒有意義，因為這是人人知道的事情，用不著討論，甚至有人聽了這話就要睡覺去了，根本就不會理他。錢先生又說，再過幾十年之后，風氣已經(jīng)過去，所有人都知道《左傳》是真書，《史記》是根據(jù)《左傳》的，那些異說也就不存在了。再看羅倬漢的書，就同樣覺得沒意義了。錢先生說羅倬漢先生是喜好哲學的，他把這個道理與羅倬漢討論，羅先生就特別嘆息，說我做這個工作干什么呢？

　　我想，錢先生寫這篇序的時間是1941年，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幾十年過去，今天我們來討論《左傳》與《國語》，當然仍會有不同看法，但是我相信絕大多數(shù)人會問羅倬漢先生寫這部書干什么？錢先生的預言已經(jīng)真的實現(xiàn)了。這是我談的第二點。

　　第三點，我們今天談《春秋》經(jīng)傳，特別談到《左傳》，大家都知道在歷史上對《左傳》研究最有貢獻的是杜預。盡管清代的一些著作，一直到沈欽韓、劉文淇等，站在漢學家的立場上，他們力復古注，認為杜預注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春秋經(jīng)傳集解》等書有如何如何的錯誤�？墒牵�我們平心而論，對于《左傳》貢獻最大的還是杜預。

　　我們?nèi)巳硕甲x杜預注，這個我想是沒有疑問的。大家知道《春秋經(jīng)傳集解》有一篇后序，后序里杜預說的一段話，我在這里重復一下。他說晉武帝元年三月，他平吳，從江陵回到襄陽，“解甲休兵”，有閑工夫了，依照夙愿，去撰寫《春秋釋例》和《春秋經(jīng)傳集解》，恰好在汲郡汲縣“有發(fā)其界內(nèi)舊冢者”，有人挖墓，“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fā)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他講的是著名的汲冢竹書的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我們推斷最合理的發(fā)現(xiàn)時間應該是晉武帝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杜預看了這個新發(fā)現(xiàn)，其內(nèi)容，他談到有《竹書紀年》，“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他是《左傳》專家，他把發(fā)現(xiàn)的材料與《左傳》對比，發(fā)現(xiàn)多數(shù)是相同的。如果說《左傳》與其他二傳有不同的地方，新材料每每是近于《左傳》，而異于《公羊》、《榖梁》，所以他說：“參而窮之，可以端正學者�！倍蓬A從他的研究出發(fā)，讀了當時新出土的《紀年》，加以比較，證明了《左傳》的正確性。這是王國維先生1925年所說的“二重證據(jù)法”的先聲，所以王先生在講“二重證據(jù)法”時引用了這件史事。

　　推古及今，可以說，我們有幸遇到了同樣的機會。2008年7月，清華大學收藏了一批戰(zhàn)國時代的竹簡，這批竹簡經(jīng)過點數(shù)，共計有2388枚，這當然包括殘片。我們估計原有的整簡不會少于1700支。這個還是很保守的。這里邊包含一部史書，體例特別像《竹書紀年》，可是不像《紀年》從夏商周開始，是從西周初年開始，一直講到戰(zhàn)國初年，這些材料我們正在盡可能地保護整理，會及時地公布整理報告，供大家來研究。我們有這么一個機會，和杜預一樣，來看一看戰(zhàn)國時代的這部史書，和《春秋》經(jīng)傳究竟有什么不同。我在刷洗的過程中看過一部分，看起來對于《左傳》的研究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更重要的是，在加深了對《左傳》的研究與分析之后，我們在古史研究中，會掌握更多的信息與資料，這正是《左傳》的重要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