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范蠡(李碩儒)

　　仰望歷史天空，真可謂星光璀璨，交相輝映，不能不使人魂魄震顫。且不說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僅從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00年，在東方的天空，就亮麗出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莊子、鬼谷子等巨星般的思想家、哲學家；也是在同一時期，西方天空則出現(xiàn)了赫拉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巨星。是他們，以天才的思想和智慧照亮人類歷史的路；是他們，以溫馨慈悲的心滋養(yǎng)著人類饑渴疲憊的心魄，繁衍著直至今日的人類文明。

　　然而，就在《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中，我發(fā)現(xiàn)了一顆獨具光彩的星——范蠡。或許，他的光彩遠不如上述巨星明亮，他的聲名遠不如上述巨星響亮，否則，太史公寫《史記》時也不至連《列傳》都不給他留一席之地，而僅僅在《越王勾踐世家》中作為勾踐的臣僚記上長長一筆。因推想，這或許因為他出身寒微，既不屬公侯貴冑，又不屬帝王世家，因此才難登《世家》《列傳》之列�？烧�因為他寒微的出身，才最了解生民之苦；正因為他的悲憫之心，才知道天地之危；正因為他學富五車、救世之心之烈，才突破楚國等級制度之限，遠赴越國扶弱擊吳，實現(xiàn)了他“功名之學”的初衷。然而，當他輔佐勾踐滅吳復越后，他才看清，在這亂世、濁世中，無論孰興孰滅，諸侯之戰(zhàn)的最大犧牲者還是蒼生百姓。于是，就在柏拉圖們在他們的“理想國”里進行人、神爭吵，在老子、孔子耽于出世還是入世的闡發(fā)時，范蠡改弦更張，急流勇退，帶著他的妻兒、近侍，隱五湖、建陶山，將目光投向了天下蒼生，他與民同耕同賈，以自己的智慧才華，勤耕耘、巧經(jīng)商，已達濟民、富民之愿。遠在兩千多年之前，這位起自青萍之末的寒士，就以其狂熱的入世之心建功立業(yè)、一舉升至上將軍之位后，又以其冷峻的觀察體驗毅然退出名利場，以出世之心建立、培植并終生實踐了自己的民本思想�？梢哉f，他才是那個政治亂濁、哲思紛紜的時代絕無僅有的清醒者、超前者、無私者、腳踏實地為民謀福造福的大悲憫者。

　　更令人感喟的，是他對財富的認知和態(tài)度。既稱“商圣”、“文財神”，他對財富有一種先知先覺的理念，即財富是寶貴的，因為沒有財富的支撐，民不能富，國不能強，你的使命感再大、悲憫心再厚，也難了心愿。為此，他以治國之智慧謀略經(jīng)商，真可謂百戰(zhàn)百勝；然而財富積累之后，他不奢靡不揮霍，不傳于后世子孫，而是用來濟民富民，帶富一片，將財富用于公益事業(yè)，因而形成了自己的財富理念、財富道德、財富傳承法。他的這些理念，仍是今天擺在人類面前的迫切命題，對于當今我們國家民族的富者、貧者都可稱楷模，可資研究借鑒。這正是激發(fā)我和女作家胡玉琦合作創(chuàng)作小說《千古商圣——范蠡的后半生》的興奮點，也可說是這部作品的現(xiàn)實性、針對性所在。

　　目前，范蠡熱的日漸升溫多數(shù)是瞄準了范蠡和西施那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悲劇，這更是影視劇趨之若鶩的原因所在。我們自然不能割愛�？蛇@段故事發(fā)生在范蠡的前半生，而他的前半生又因為吳越春秋的干戈謀略、臥薪嘗膽，加之范、施之戀，因其矛盾叢生、起伏跌宕、色彩紛呈，已拍出了多部作品，為不再重復，我們揀取了范蠡后半生落筆。如果從可讀性而言，我們似乎走了一個偏鋒，可若從繪制春秋風景、書寫春秋文化、塑造范蠡的藝術(shù)形象說，這卻是更沉實、更厚重、更具特色的選擇。

　　為將范蠡這個藝術(shù)形象塑造得真實豐滿，我們盡自己所能，如實地將其展現(xiàn)在史有所據(jù)的春秋大勢與主要大事之中，以其在大事件中的姿態(tài)、作為展衍他的胸懷與修為。在個人情感波瀾中則盡力按照他的性格邏輯，作了合理的想象和描畫。這是奴隸制社會晚期，戰(zhàn)亂頻仍，民不聊生，血光與呻吟交雜，文明與野蠻并行，社會上風行的是俠與義，人與人最重要的是“諾”，只要為了“義”與“諾”，人們就可以不問青紅皂白，不問正義與非正義，不問合理與不合理，頃刻之間就可硝煙紛起、人頭落地。為了營造時代氛圍、傳達春秋文化，我們著意穿插了來自吳、越兩國為復仇、跟蹤的兩條帶有俠客風的線索；對西施的歸宿，我們幾經(jīng)研究，還是以為由越王后將其沉水更合邏輯，但在我們的故事敘述中始終未作結(jié)論。我們以為，以這樣懸疑不結(jié)的講述，既符合傳說和史實邏輯，可更深入地走入范蠡的情感世界，又增加了小說的可讀性。我們反對不著邊際、不合史實、不近情理的“戲說”，因而雖作了些虛構(gòu)和想象，還是遵照了“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文化是民族的血脈。可堪告慰的是我們以自己的心力，通過范蠡藝術(shù)形象的塑造，盡力展現(xiàn)了附著在他身上的儒學、道學和東方商學的精髓，為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弘揚盡了一份力，為民族血脈的延流盡了一份心。

　　就我對春秋歷史和范蠡人物的了解，實在不敢撰寫這樣一部大書，礙于我的合作者胡玉琦因其家學緣源，又加之她的多年研究，力邀我加盟，才斗膽參與此書的創(chuàng)作。然限于年代久遠、史料支離、才學不逮 ，難免有諸多疏漏不精之處，殷殷期盼諸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