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元帥與《星火燎原》(朱冬生)

——由賀捷生的《父親的雪山 母親的草地》想到的

　　賀捷生的《父親的雪山 母親的草地》，書名凝重深邃，極富哲學情趣。雪山草地對中國革命、對人民軍隊、對賀捷生，有著共同的內(nèi)涵。賀龍元帥是賀捷生的父親，蹇先任是賀捷生的母親。她父母親的雪山草地，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作者追尋著父母親的足跡，追溯著黨和軍隊建設發(fā)展的歷程，以女兒的視角、女兒的感受，展現(xiàn)了那一輩共產(chǎn)黨人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由此，我想起了自己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的一些往事……

　　1979年到1984年我在《星火燎原》編輯部工作期間，看過《星火燎原》編輯部保存的數(shù)萬件戰(zhàn)爭幸存者的回憶錄和有關賀龍元帥的許多書稿檔案；1988年到1992年在總政干部部工作期間，賀捷生當過我的領導；1984年到1988年我負責《解放軍生活》雜志創(chuàng)辦并擔任領導期間，在賀捷生沒成為我的領導之前，我和她的女兒簡簡就是戰(zhàn)友。

　　1956年，人民解放軍即將迎來30年慶典，對軍隊30年的歷史應該有一個全面系統(tǒng)的回顧和總結，于是發(fā)起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征文”活動。軍委決定成立一個籌委會，并請一位德高望重的領導人擔任籌委會主任。軍委決定由一位資歷很老、威望很高、貢獻很大的領導同志擔任這個主任，認為賀龍元帥最合適。蕭華同志征求了各位元帥、大將的意見之后，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可，并向賀龍元帥當面匯報同意后，中央和軍委最終作出了這一安排。

　　1956年12月1日，賀龍元帥接見了三十年征文編輯部的同志，就三十年征文工作的指導思想、政策標準、規(guī)范要求及注意事項作了全面的闡述，特別強調了要保證征文來稿的質量。根據(jù)賀龍元帥的指示，征文之初就把來稿質量作為大事來抓，因此，在總政內(nèi)部也形成了相應的稿件審查制度。所有反映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文章，都要由蕭華、傅鐘、劉志堅等總政治部的領導親自審查批準；大將以上軍隊領導同志撰寫的文章或撰寫大將以上軍隊領導同志的文章，都必須送呈各位元帥或國家主席劉少奇、總理周恩來、總書記鄧小平親自審定。

　　三十年征文工作開始時，賀龍元帥一方面在各種會議上積極宣傳征文工作，號召大家積極參加，另一方面還親自帶頭寫文章，為全軍作表率，同時還修改審定了一些回憶錄文章。

　　1958年7月31日，中辦機要室轉來賀龍元帥為《星火燎原》第一集撰寫的《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爭》一文的修改稿。這個修改稿是經(jīng)過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鄧小平總書記和其他各位元帥審定過的。

　　賀龍元帥對這篇文章的所有章節(jié)都進行了認真的把關，要求對文中涉及的時間、地點、人物必須核實，絕不能出差錯。尤其文中的“一，聽黨的話；二，干革命；三，找窮苦人”，初稿是三大段陳述性文字，經(jīng)過賀龍元帥的修改只保留了這三句話。

　　三十年征文工作從1956年發(fā)起，60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600多位將軍和省部級領導干部，數(shù)萬名戰(zhàn)爭親歷者參與了這項活動，應征稿件3萬余篇。

　　1959年2月，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大將指示：“三十年征文要少而精，全書750-800萬字太多，應該再減少些�！本庉嫴扛鶕�(jù)譚政主任指示，全書擬減少到350-400萬字，計劃上報后，賀龍元帥批示“很好，同意�！�

　　1959年5月10日，編輯部向賀龍元帥報告了讀者“對《星火燎原》的反映和意見”：《星火燎原》平裝本共印25萬冊，自1958年11月在全國發(fā)行，各地書店都已經(jīng)數(shù)次追要，似不夠供應，首都圖書館一次即購500部。讀者反映該書太厚，開本小，裝訂粗糙。內(nèi)容上讀者普遍反映好，很愛讀。

　　《星火燎原》出版后受到廣泛好評，羅榮桓、聶榮臻、王樹聲、傅鐘、蕭華、張愛萍等將帥分別談了自己的看法，19個報刊發(fā)表了郭沫若、劉白羽、茅盾、李希凡等專家的評論文章。

　　賀龍元帥看了報告后指示：“意見都很好，盡快改進，并給主席報告，請毛主席題寫書名�！�

　　1959年12月，毛主席為該書題詞《星火燎原》。賀龍元帥指示，今后出版的書名即用主席的題詞。

　　賀龍元帥還親自為三十年征文審查修改了許多稿件，其中有譚友林同志的《賀龍軍長救了我》。譚友林，新中國成立后曾任烏魯木齊軍區(qū)、蘭州軍區(qū)政治委員。他在文章中敘述道，1931年，夏曦同志以中央分局書記的名義，組織了一個把賀龍同志排除在外的“肅反委員會”，大搞“逼、供、信”，在紅軍內(nèi)部抓起“改組派”來。一大批跟隨賀龍同志多年，創(chuàng)建湘鄂西根據(jù)地有功，對錯誤路線不滿的好同志被捆被押，甚至慘遭殺害。

　　譚友林同志當時給紅九師三任政治部主任當過警衛(wèi)員，首長成了“改組派”，警衛(wèi)員當然不能幸免。在鶴峰地界，賀龍同志看到被當成“改組派”捆綁起來的譚友林就火了：“他算個啥子‘改組派’呦！他知道啥子叫‘改組派’嘛？他是洪湖邊上譚家巷的人嘛！一個十幾歲的娃兒，連父親都沒有的孤娃兒嘛！”

　　就這樣，賀龍同志救了譚友林，也救過許許多多無辜的同志。賀龍元帥對譚友林的文章作了多處調整修改，并向秘書交代，文章把湘鄂西革命根據(jù)地“改組派”的情況講得很清楚了，文字不長，意思很明白。當時各個根據(jù)地都執(zhí)行了錯誤路線，這些都過去了，不要翻歷史的老賬，說明情況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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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火燎原》之所以成為紅色經(jīng)典，是因為賀龍元帥等老一輩革命家為這部叢書確定的高質量、高標準。也正因為如此，才使得《星火燎原》叢書在史實上決無差錯、評價分析上決無偏頗、事件交叉人物關系上決無矛盾�？梢哉f，《星火燎原》不僅僅是文字語言準確表述、歷史結論精確評析的經(jīng)典，也是歷史史實的經(jīng)典，唯物史觀的經(jīng)典，地區(qū)、部隊、人物關系相互平衡的經(jīng)典。今天，在閱讀賀捷生《父親的雪山 母親的草地》這部著作的時候，我們應該永遠銘記賀龍元帥對《星火燎原》和黨史軍史研究工作所作出的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