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到滄桑句便工”(范詠戈)

　　命題的梳理與懸置

　　觀察當下報告文學的得失走向，有一個命題先要梳理并懸置，即近年來傳統(tǒng)意義上的報告文學和新興的“非虛構”誰應坐“正宗”的交椅？有論者說：上 世紀80年代以來昌盛的報告文學已經(jīng)沒落，已在聲勢和影響上不敵“非虛構”。因為報告文學允許想象，為制造想象空間，導致了讀者對報告文學的不信任。也有 論者認為，既“報告”又“文學”，在敘事倫理上是不成立的。而杜絕虛構、拒絕想象的“非虛構”層次較高，具有國際性，適合當下人們的求知探索欲望。“非虛 構”不看重宏大性、主旋律，卻要求個人的獨立性和批判性、個人對生活和歷史的觀察，從而達到了對文學性的更高要求。因此，“非虛構”應取代報告文學。此為 “勢不兩立”派。還有論者認為“非虛構”和報告文學可以并存，兩種文體各有存在的理由和價值，不一定你死我活，非此即彼；如果報告文學有好作品出現(xiàn)，它仍 然能夠給這種文體帶來榮耀——這是一種“各美其美”。而更為主流的認識，則是力挺報告文學。在整個文學邊緣化的態(tài)勢下，獨認為報告文學“已經(jīng)沒落”缺乏依 據(jù)。實際上它和其他文學門類沒有太大的差別。相反，它的讀者面和社會關注度至今仍高于其他文學門類�，F(xiàn)在，一年僅長篇報告文學出版就上千部，中短篇不計其 數(shù)。許多作家明知報告文學的寫作成本很高，往往不是躲在屋子里就能寫出來的，仍然選擇了這一體裁，本身也說明這一體裁能夠讓作家感到在表達對社會生活的認 識時得心應手。第六屆魯迅文學獎許多“非虛構”將自己列入了報告文學門類參評也是一個佐證。報告文學與“非虛構”概念之爭還會持續(xù)下去，然而“循名”固然 有助于厘清概念，“責實”更能抵達核心意義。報告文學也好，“非虛構”也好，命題或可懸置，主要還是要看作家怎么寫，作品有沒有對現(xiàn)實和歷史負責，這才是 最根本的。

　　民生的“全天候雷達”

　　報告文學是新聞加文學的文學新族類，往往從它的書名或標題就可以感受到它對社會熱點的青睞。這一敘事傳統(tǒng)要求作家更多地直擊現(xiàn)實，關注社會民 生。第六屆魯獎參評報告文學作品繼承光大了這一傳統(tǒng)。許多作品和社會民生同呼吸共命運，很接地氣。黃傳會持續(xù)關注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及子女的生存現(xiàn)狀和命 運，曾寫下《我的課桌在哪里？——農民工子女教育調查》，又推出《中國新生代農民工》。作品對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現(xiàn)狀進行了全方位的真實記錄，具有主文譎諫 的濃重色彩。丁燕的《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與愛》是一部作者隱瞞身份去當女工，具有親歷性的調查紀實作品；鐵流、徐錦庚的《中國民辦教育調查》則直擊中 國民辦教育現(xiàn)狀及發(fā)展，對體制弊端和社會偏見大聲說“不”；肖亦農的《毛烏素綠色傳奇》、陳啟文的《命脈——中國水利調查》、任林舉的《糧道》則分別關注 了荒漠化治理和中國的水危機、水利危機以及糧食危機，觸及的幾乎全是重大民生和社會問題。報告文學作家的寫作倫理和社會擔當與小說家有所不同。報告文學作 家理應看重“報告”兩字，通過寫實對社會文明進程進行觀察、反思和批判，履行人們說的“民生的全天候的雷達”的職責，這是報告文學作家和報告文學作品存在 的價值。值得一提的還有趙德發(fā)的《白老虎：中國大蒜風波》、莫伸的《一號文件》、傅劍仁的《上訪》、葉多多的《一個人的滇池保衛(wèi)戰(zhàn)》等，它們都直面社會轉 型期民生和社會矛盾。這些作品體現(xiàn)出報告文學作家的社會擔當，在“中國夢”書寫中當屬“賦到滄桑句便工”的佳構。

　　歷史與當下互證

　　文學書寫中國夢，歷史資源重述、歷史與當下互證也是題中應有之義�？雌饋�，現(xiàn)實和歷史似乎是對立的兩極，實際上歷史是另一種現(xiàn)實。阿來的《瞻對 ——兩百年康巴傳奇》書寫的是兩百年的康巴傳奇歷史，但從選材到蘊含卻都是從現(xiàn)實“倒推”的。因此它給予讀者在歷史傳奇中對民族團結和國家治理層面的經(jīng) 驗。薛媛媛的《中國橡膠的紅色記憶》(修訂版)、杜文娟的《阿里，阿里》、張雅文的《百年鐘聲——香港沉思錄》、胡平的《海角旗影——臺灣五十年代的紅色 革命與白色恐怖》、老作家徐懷中記錄半個世紀前親歷的越南南方抗美斗爭和中國對越南全力支持的《底色》、袁敏的《重返1976：我所經(jīng)歷的“總理”遺言 案》、鐘法權寫陳獨秀自保晚年氣節(jié)的《陳獨秀江津晚歌》等作品，深入歷史“非虛構”彌補了許多正史的空白，既和歷史書相得益彰，同時由于寫作上達到了“質 于史，按于今，援于情”的高度，也成為很好的文學讀物。紅色題材如余艷寫楊開慧烈士的《板倉絕唱》、馬娜《滴血的乳汁》都激勵今人勿忘本原，踵事增華，也 自我證實著當下報告文學的不失優(yōu)渥。

　　近年來報告文學不僅主旋律突出，在豐富性上也可圈可點。此次參評的報告文學除了重大的公共性話題、民生問題，也有許多以個人視角或者以新題材的 開掘讓人眼前一亮。侯玨鑫的《大師的背影》以生動的筆觸寫了在特殊年代他所接觸的謝晉、李凖等所謂“黑幫分子”的情性。聶還貴的《中國，有一座古都叫大 同》作為一篇長篇城市傳記、一部歷史文化報告，達到了“詩有典章，詩有雅文”的信史美文高度。解璽璋的《梁啟超傳(上、下)》、熊光炯的《心遠——一個教 育世家的百年滄�！�、張培中的《海權戰(zhàn)略——鄭芝龍、鄭成功海商集團紀事》、章劍華的《承載》，以及張艷茜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遙》、趙富海的《南丁與文學 豫軍》、祝勇的《民國的憂傷》等多維度、多側面反映歷史人士、民國知識分子，拓展了報告文學的疆域，滿足了讀者對報告文學多方面的需求。

　　“行走”與跨文體寫作

　　如本文開頭所言，報告文學文體在學理上和創(chuàng)作實踐中存有爭議，但這不妨礙我們談論報告文學的文體特性。首先，報告文學是一種“行走”的文學，所 謂六分走、三分寫、一分想。《命脈——中國水利調查》的作者陳啟文走遍了中國七大江河水系，可謂行萬里路。薛媛媛寫《中國橡膠的紅色記憶》一個人從湖南數(shù) 度到西雙版納，深入了解尋訪當年從湖南到邊疆，為了國防實力種橡膠的老邊疆。杜文娟六下阿里，而聶還貴對大同千年歷史如數(shù)家珍。許多作者是在拒絕商業(yè)化寫 作誘惑、沒有商業(yè)資助的情況下完成采訪寫作的。許多作品在挖掘和梳理史料的當中，傾入了自己的情感和思辨，筆墨有越軌之新。第六屆參評作品有許多是小說家 “串行”寫的。在美國，也有人將報告文學稱為“非小說虛構”。小說家的加盟使報告文學跨文體寫作成為新的可能。“跨文體寫作”在不違背真實的前提下，在人 物形象、內心刻畫等等方面保持適度的自由，使報告文學的情感力度得到加強。從而，既回答了報告文學是否還具有社會公信力，也回答了是不是文學等詰難，使人 看到了它的新活力、新氣象。